1) Chinese Bible translation
《圣经》汉译
1.
Christianity has long taken the Chinese Bible translation as its major job over the course of its preaching in China,which can be traced back to the Tang Dynasty that witnesses the preaching of the Nestorian Christianity.
《圣经》汉译,自唐朝景教以降一直是基督宗教在华传布进程中的重要事工。
2.
The Bible, as the canon of Christianity, is not only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Western culture, but also has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Chinese culture through the thousand-year history of Chinese Bible translation.
作为基督教的经典，《圣经》不仅在西方文化中占有重要位置，在《圣经》汉译的千余年历史中，也对中国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
3.
Through the thousands of year history of Chinese Bible translation, its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Chinese culture never was negligible.
在《圣经》汉译的千余年历史中,也对中国文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2) Chinese Bible translation
圣经汉译
1.
From the Tang Dynasty when the Bible was introduced into China to 1919 when the Mandarin Union Version was published, Chinese Bible translations were mostly prepared by western translators who came to China as missionaries.
从唐代到1919年“官话和合译本”问世期间,圣经汉译的主体以来华西方传教士为主。
3) Chinese Bible translation studies
圣经汉译研究
1.
Seen from the short history of Chinese Bible translation studies, Zhu Wei-zhi, with this treatise, played.
如果将这些内容提取出来,俨然构成一部微型的圣经汉译研究之作。
4) Study on the Tradition of Bible Translation into Chinese
《圣经汉译文化研究》
1.
Study of Classic Translation and Cross-Culture Exchange——A Review of Study on the Tradition of Bible Translation into Chinese
经典翻译研究与跨文化交流——兼评任东升著《圣经汉译文化研究》
5) Bible translation
《圣经》翻译
1.
Bible translation in China and Chinese translators;
中国翻译家与《圣经》翻译
2.
Bible Translation and Dissemination of the Christianity in Europe in Later Middle Ages;
欧洲中世纪晚期《圣经》翻译与基督教传播
6) Bible translation
圣经翻译
1.
Just as Bible translation imbued original thoughts into the western translation theories, so is Buddhism translation to Chinese translation theories.
中西译学理论起源于宗教翻译,佛经翻译和圣经翻译实践分别为中西译学理论提供了理论思想,是其演进、发展的原动力。
补充资料：圣经汉语译本
基督教传入中国后《圣经》的各种汉语译本。
概况 最早的圣经汉语译本，可能出自唐代景教传入之后。据《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颂并序》及《诸经目录》记载，景教传教士阿罗本至长安后，即着手翻译经书，后景净继其事。所译景教经典30余部，包括新旧约正典的部分经卷。元代将天主教传入中国的约翰·孟高维诺，曾翻译过新约和《圣咏集》(即《诗篇》)。一般认为孟高维诺所译为蒙文，也有人疑为汉文。但唐、元译本皆未流传后世。
明代天主教再次传入中国后，阳玛诺曾将四福音书中许多经文译为汉语，于1636年编纂出版《圣经直解》。清代天主教传教士曾有多人译过圣经，但出版甚少。17世纪末，白日陞曾将大部分新约译成汉语，译稿现存不列颠博物馆。罗马图书馆存有另一部新约汉语译稿，估计也出于同一时期。18世纪末，在清廷任通译官的贺清泰曾将新旧约大部分译成汉语，该稿存于上海徐家汇天主教图书馆。19世纪末,德雅曾将新约全部译成汉语,但只出版了四福音书，名《四史圣经译注》。李陆遁所译《新经全书》则于1897年出版。
20世纪以来，萧静山于1922年翻译出版了《新经全书》。吴经熊于1946年翻译出版了诗体《圣咏译义初稿》，1949年又翻译出版《新经全书》。李山南、申自天等人合译的《新经全书》亦于1949年出版。1946年起，天主教思高圣经学会陆续分卷出版用白话文翻译的圣经全书。旧约部分共分8卷，1953年出齐。新约部分共3卷，1957～1961年已出齐。中国东正教译经甚少。据知，固礼曾译过一部《新约全书》，于1864年出版，此后作过一次订正。
版本 新教最早的圣经汉语译本出自马士曼之手。马士曼是英国浸礼会派往印度一带向华侨传教的传教士，在拉沙协助下将圣经译为汉语，1822年在印度塞兰普尔出版。与此同时，马礼逊在东印度公司支持下在广州从事圣经翻译工作。新约部分于1813年译成,次年出版。后又与米怜合作,于1819年完成旧约部分的汉译工作。1823年，圣经全书出版，名《神天圣书》。此后，马礼逊译本经麦都思、郭士立、裨治文及马儒翰修订。新约部分多由麦都思修订，1837年出版，名《新遗诏书》。后又经郭士立再修订，改名为《救世主耶稣遗诏书》，1840年出版。此译本曾为太平天国所采用。马礼逊译本旧约部分的修订工作由郭士立担任,于1838或1840年出版,名为《旧遗诏圣书》。《南京条约》签订后，清廷被迫开放五口。美英各传教机构于1843年派代表在香港开会，决定重译圣经，由各地传教士分5组译出新约初稿,交代表委员会审阅。参与审稿的有麦都思、施敦力、文惠廉、娄理华等。审稿工作自1847年开始至1850年完成。但希腊文 Theos一词译为"神"还是"上帝"，始终未能一致，故代表委员会译本新约圣经于1852年出版时，有译作"神"和"上帝"的两种版本。旧约部分不再由各地传教士参与其事，而由代表委员会进行翻译。由于意见分歧，委员会陷于分裂。麦都思、施敦力等于1853年完成旧约译稿,于1854年出版。1855年又与代表委员会译本新约圣经合订出版，仍称代表委员会译本《圣经全书》。该译本曾经中国文人王韬润色。裨治文与克陛存则另行翻译，新旧约相继于1859和1862年出版。浸礼会在较长时间内均使用马士曼译本，至1848年，始由高德着手修订，1853年出版新约。旧约部分高德未能完成，由罗尔梯继续修订，1868年出版《圣经全书》。以上均为文言文译本，当时称"文理"译本，或"深文理"译本，至1877年已有11种之多。为求统一，1890年传教士大会选出3个圣经重译委员会，分别担任文理、浅文理及官话3种文体的重译工作。
文理译本由湛约翰、艾约瑟等担任，文理和合译本新约于1906年出版，而文理和合译本《圣经全书》则迟到1919年出版。浅文理译本是一种较为浅显的文言译本，最初试译的是杨格非，1885年出版新约，1889年修订重印。同时，包约翰与白汉理于1889年出版了另一部浅文理新约。施约瑟所译浅文理《圣经全书》于1902年出版。浅文理和合译本新约由包约翰、戴维恩等完成，于1904年出版。官话译本，亦即白话文译本，最早出自麦都思、施敦力之手。新约出版于1856或1857年，译文为南京官话。其后，在北京的艾约瑟、丁韪良、施约瑟、包约翰、白汉理等用北京官话翻译的新约于1866年出版。施约瑟单独翻译的旧约则于1874年出版。上述两种北京官话译本曾合订为一部《圣经全书》,于1878年出版。此外,杨格非在汉口也曾将全部新约和部分旧约译为白话文，新约于1889年出版。
官话和合译本的圣经重译工作，由狄考文、富善、鹿依士等人进行，自1891年底首次开会至《圣经全书》出版，历时27年。其间人员变动较多。新约重译工作在狄考文主持下进行，于1907年出版官话和合译本新约。该译本译文准确,但文字不够流畅,此后又屡经修订，至《圣经全书》出版时，与初版相比，改动甚多。旧约重译工作在富善主持下进行，并议定五点译经原则，如译文必须切合原文，必须是通用的白话文，不使用地方方言，而又便于上口诵读等。旧约译成历时13载，于1919年初与新约合订出版官话和合译本《新旧约全书》，有"神"和"上帝"两种版本。60多年来，该译本在中国基督教（新教）内流传最广，且对"五四"以来的白话文运动有一定影响。
除官话译本外，尚有各种方言译本。其中译成圣经全书的有上海话、福州话、宁波话、广州话、厦门话、兴化（福建）话、苏州话、客家话、台州话等译本。译成《新约全书》及圣经另卷的更多。上述方言译本多数采用汉字，少数为罗马字母拼音。
官话和合译本出版后，又曾出过几种白话文新约译本。朱宝惠翻译的新约于1929年初版，1936年重译增订再版。王宣忱重译本新约于1933年出版。国语新旧重译本新约于1939年出版。吕振中《吕译新约初稿》于1946年出版，修订后的《新约新译修稿》于1952年在香港出版。以上几种译本印数很少,均未广泛流传。近年来,香港又出过几种白话文译本。其中1975年出版的《给现代人的福音》和1979年出版的《当代圣经》，均系译自现代英语的意译本。1976年初版的《新译本新约全书》曾引起甚多争论。
为满足教徒需要，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在上海影印出版官话和合译本《新旧约全书》，1980年第一次印刷，1982年会同中国基督教协会第二次印刷。同时，根据圣经原文及现代汉语的要求，中国基督教协会正着手对官话和合译本《新旧约全书》进行必要的文字上的修订。
概况 最早的圣经汉语译本，可能出自唐代景教传入之后。据《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颂并序》及《诸经目录》记载，景教传教士阿罗本至长安后，即着手翻译经书，后景净继其事。所译景教经典30余部，包括新旧约正典的部分经卷。元代将天主教传入中国的约翰·孟高维诺，曾翻译过新约和《圣咏集》(即《诗篇》)。一般认为孟高维诺所译为蒙文，也有人疑为汉文。但唐、元译本皆未流传后世。
明代天主教再次传入中国后，阳玛诺曾将四福音书中许多经文译为汉语，于1636年编纂出版《圣经直解》。清代天主教传教士曾有多人译过圣经，但出版甚少。17世纪末，白日陞曾将大部分新约译成汉语，译稿现存不列颠博物馆。罗马图书馆存有另一部新约汉语译稿，估计也出于同一时期。18世纪末，在清廷任通译官的贺清泰曾将新旧约大部分译成汉语，该稿存于上海徐家汇天主教图书馆。19世纪末,德雅曾将新约全部译成汉语,但只出版了四福音书，名《四史圣经译注》。李陆遁所译《新经全书》则于1897年出版。
20世纪以来，萧静山于1922年翻译出版了《新经全书》。吴经熊于1946年翻译出版了诗体《圣咏译义初稿》，1949年又翻译出版《新经全书》。李山南、申自天等人合译的《新经全书》亦于1949年出版。1946年起，天主教思高圣经学会陆续分卷出版用白话文翻译的圣经全书。旧约部分共分8卷，1953年出齐。新约部分共3卷，1957～1961年已出齐。中国东正教译经甚少。据知，固礼曾译过一部《新约全书》，于1864年出版，此后作过一次订正。
版本 新教最早的圣经汉语译本出自马士曼之手。马士曼是英国浸礼会派往印度一带向华侨传教的传教士，在拉沙协助下将圣经译为汉语，1822年在印度塞兰普尔出版。与此同时，马礼逊在东印度公司支持下在广州从事圣经翻译工作。新约部分于1813年译成,次年出版。后又与米怜合作,于1819年完成旧约部分的汉译工作。1823年，圣经全书出版，名《神天圣书》。此后，马礼逊译本经麦都思、郭士立、裨治文及马儒翰修订。新约部分多由麦都思修订，1837年出版，名《新遗诏书》。后又经郭士立再修订，改名为《救世主耶稣遗诏书》，1840年出版。此译本曾为太平天国所采用。马礼逊译本旧约部分的修订工作由郭士立担任,于1838或1840年出版,名为《旧遗诏圣书》。《南京条约》签订后，清廷被迫开放五口。美英各传教机构于1843年派代表在香港开会，决定重译圣经，由各地传教士分5组译出新约初稿,交代表委员会审阅。参与审稿的有麦都思、施敦力、文惠廉、娄理华等。审稿工作自1847年开始至1850年完成。但希腊文 Theos一词译为"神"还是"上帝"，始终未能一致，故代表委员会译本新约圣经于1852年出版时，有译作"神"和"上帝"的两种版本。旧约部分不再由各地传教士参与其事，而由代表委员会进行翻译。由于意见分歧，委员会陷于分裂。麦都思、施敦力等于1853年完成旧约译稿,于1854年出版。1855年又与代表委员会译本新约圣经合订出版，仍称代表委员会译本《圣经全书》。该译本曾经中国文人王韬润色。裨治文与克陛存则另行翻译，新旧约相继于1859和1862年出版。浸礼会在较长时间内均使用马士曼译本，至1848年，始由高德着手修订，1853年出版新约。旧约部分高德未能完成，由罗尔梯继续修订，1868年出版《圣经全书》。以上均为文言文译本，当时称"文理"译本，或"深文理"译本，至1877年已有11种之多。为求统一，1890年传教士大会选出3个圣经重译委员会，分别担任文理、浅文理及官话3种文体的重译工作。
文理译本由湛约翰、艾约瑟等担任，文理和合译本新约于1906年出版，而文理和合译本《圣经全书》则迟到1919年出版。浅文理译本是一种较为浅显的文言译本，最初试译的是杨格非，1885年出版新约，1889年修订重印。同时，包约翰与白汉理于1889年出版了另一部浅文理新约。施约瑟所译浅文理《圣经全书》于1902年出版。浅文理和合译本新约由包约翰、戴维恩等完成，于1904年出版。官话译本，亦即白话文译本，最早出自麦都思、施敦力之手。新约出版于1856或1857年，译文为南京官话。其后，在北京的艾约瑟、丁韪良、施约瑟、包约翰、白汉理等用北京官话翻译的新约于1866年出版。施约瑟单独翻译的旧约则于1874年出版。上述两种北京官话译本曾合订为一部《圣经全书》,于1878年出版。此外,杨格非在汉口也曾将全部新约和部分旧约译为白话文，新约于1889年出版。
官话和合译本的圣经重译工作，由狄考文、富善、鹿依士等人进行，自1891年底首次开会至《圣经全书》出版，历时27年。其间人员变动较多。新约重译工作在狄考文主持下进行，于1907年出版官话和合译本新约。该译本译文准确,但文字不够流畅,此后又屡经修订，至《圣经全书》出版时，与初版相比，改动甚多。旧约重译工作在富善主持下进行，并议定五点译经原则，如译文必须切合原文，必须是通用的白话文，不使用地方方言，而又便于上口诵读等。旧约译成历时13载，于1919年初与新约合订出版官话和合译本《新旧约全书》，有"神"和"上帝"两种版本。60多年来，该译本在中国基督教（新教）内流传最广，且对"五四"以来的白话文运动有一定影响。
除官话译本外，尚有各种方言译本。其中译成圣经全书的有上海话、福州话、宁波话、广州话、厦门话、兴化（福建）话、苏州话、客家话、台州话等译本。译成《新约全书》及圣经另卷的更多。上述方言译本多数采用汉字，少数为罗马字母拼音。
官话和合译本出版后，又曾出过几种白话文新约译本。朱宝惠翻译的新约于1929年初版，1936年重译增订再版。王宣忱重译本新约于1933年出版。国语新旧重译本新约于1939年出版。吕振中《吕译新约初稿》于1946年出版，修订后的《新约新译修稿》于1952年在香港出版。以上几种译本印数很少,均未广泛流传。近年来,香港又出过几种白话文译本。其中1975年出版的《给现代人的福音》和1979年出版的《当代圣经》，均系译自现代英语的意译本。1976年初版的《新译本新约全书》曾引起甚多争论。
为满足教徒需要，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在上海影印出版官话和合译本《新旧约全书》，1980年第一次印刷，1982年会同中国基督教协会第二次印刷。同时，根据圣经原文及现代汉语的要求，中国基督教协会正着手对官话和合译本《新旧约全书》进行必要的文字上的修订。
说明：补充资料仅用于学习参考，请勿用于其它任何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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