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城文派，即桐城派,又称：桐城古文派、桐城散文派。其主要代表人物方苞、刘大魁、姚鼐均系桐城人，故名。桐城文派是清代文坛最大散文流派，其作家多、播布地域广、绵延时间久，文学史所罕见。桐城，春秋为桐子国，唐至德初建县制。古县名始于宋，崛起于明，鼎盛于清，尤以“桐城派”古文著称天下。“天下文章其在桐城呼！”清朝乾隆年间世人对桐城文章的赞誉。桐城文派，上溯到明末清初。桐城人方以智、钱澄之、戴名世，在古文理论和创作实践上，初步体现桐城文派的某些特征，是桐城文派前驱。
桐城文派，有1200余位桐城派作家、2000多种著作、数以亿字的资料---这些数字就是崛起于200余年前的桐城散文派在200余年间创造出来的文明成果。“桐城派”奠基人---戴名世(1653～1713);方 苞(1668～1749)。方苞、刘大櫆、姚鼐被尊为“桐城派三祖”。“姚门四杰”梅曾亮、管同、方东树、姚莹。桐城派代表人物：戴名世，方苞，刘大櫆，姚 鼐，姚 莹，曾国藩，吴汝纶，马其昶。桐城派文论体系和古文运动的形成，始于方苞，经刘大魁、姚鼐而发展成为一个声势显赫的文学流派。
方苞，44岁因受乡先辈戴名世《南山集》文字狱案牵连而入狱。继承归有光“唐宋派”古文传统，提出“义法”主张。“义”指中心即正统的基本观点；“法”指表达中心或基本观点的形式技巧，包括结构、条理、修辞等。“义”与“法”之间为一经一纬，相辅相成，即内容与形式必须统一。倡语言“雅洁“，淘杂质，造清真雅谨朴质文体。对唐宋以来古文运动创作经验总结，在文学批评史上有积极意义。“义法”论创立，为桐城文派发展奠定了基础。刘大魁、沈彤、沈庭芳等弟子，尤刘大魁有建树，为桐城文派承前启后的中坚人物。
刘大魁，擅文辞。青年游学京城，拜方苞门下，著作颇丰。补充发展了方苞“义法”论，重于古文艺术。其指出文字“无一定之律，而有一定之妙”，重视艺术体现。提出“神气”“音节”“字句”理论。“气”指语言气势，“神”是“气之精处”，是最本质独特的风格、性格特征的艺术体现，总结了我国诗歌韵律学说中的理论，用到散文领域。“积字成句，积句成章，积章成篇，合而读之，音节见矣；歌而咏之，神气出矣。”是桐城古文秘诀。
刘大魁弟子，以姚鼐杰出。姚鼐字姬传，室名惜抱轩，弟子称惜抱先生。乾隆三十八年入四库全书馆任任篆修官。发展了方苞的“义法”论，提出了义理、孝据、词章三者合一的主张，使桐城派文论具有更完整的体系和周密的理论性。提出了富有创见性的阴阳刚柔说，是古代散文审美理论、风格特征的重大命题。用阴阳刚柔这个哲学概念解释文章风格来源、散文风格特点，是创举。选辑《古文辞类篆》。
姚鼐后，有“姚门四杰”梅曾亮、管同、方东树、姚莹，曾国藩及“曾门四弟子”张裕钊、吴汝纶、薛福成、黎庶昌以及林纾、姚永朴、姚永概等卓立文坛。“五四”新文化运动，白话文生，桐城派亡。林纾仍鼓吹“尊孔读经”，斥为“桐城谬种”。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所说，“不能以其末流之堕落，归咎于作始”。
桐城文派：论点鲜明，逻辑性强，辞句精练；写景传神，抓住特征，细节盎然，寄世感叹；传状之文，刻画生动辞；纪叙扼要，流畅时晰。平易清新，是整体流派特点。散文名篇有：方苞《狱中杂记》、《左忠毅公逸事》、姚鼐《登泰山记》。辞赋大师潘承祥先生评价道：“桐城古文运动，是唐宋古文运动的继续、发展、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