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Ancient courtesy system
古代礼制
4) ancient capping ceremony
古代冠礼
补充资料:汉长安南郊礼制建筑遗址
西汉时期在都城长安南郊兴修的专供皇帝使用的仪礼性建筑。在今陕西省西安市西郊。中国礼制建筑起源于原始社会的宗教信仰。大约到西周时期,礼制建筑已经具有相当的规模。到了西汉时期,经儒家的缘饰附会,礼制建筑更臻完备,并且赋予新的含义。西汉的礼制建筑,名目繁多。有所谓"明正教"的明堂,"宣教化"的辟雍,"观天象"的灵台及祭祀天帝、地祇、祖宗、神明的郊祀、社稷、宗庙。根据《汉书》的《郊祀志》、《王莽传》及有关史籍记载,汉长安城南郊的礼制建筑有平帝元始年间兴建的明堂、辟雍,新莽地皇元年?ü?20)兴建的"王莽九庙"。此外,有郊祀用的泰一坛(圜丘)和社稷坛(官社、官稷)。西汉礼制建筑遗址于1956年由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发现,1957~1961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发掘。发掘后可以确定原来名称的有辟雍和"王莽九庙"。官社、官稷大体上也可以推定。明堂、灵台、泰一坛待考。
辟雍遗址 位于长安城安门南出大道 1.5公里处的东侧,今西安市大土门村的北边。根据《汉书·平帝纪》应劭注、蔡邕《明堂·月令论》和古地理书《三辅黄图》的记载,对照本遗址的建筑形制和建造地点,推定为汉平帝元始四年(公元4)创建。平面呈"外圆内方",方位平正。正中是中心建筑,建于圆形夯土台上。台面直径62米,高出地面0.3米。台上的中心建筑平面似"亞"字形,四面对称,每边长42米。正中是一个方形的夯土台,每边长约17米。发掘时残高1.5米,台面已毁没。推测台面上原有高大的主体建筑(太室)。在中心台的四角,各有方形的小夯土台两个,大小相同,台面也已毁没。紧邻中心台的小夯土台应是为加固中心台上的主体建筑而设的;外面四角的小夯土台应是衬托主体建筑的4个"夹室"的建筑台基。中心台的四边有4个厅堂,各长24米,应即所谓"明堂"、"总章"、"青阳"、"玄堂"。堂内两侧又各有小房间,应即所谓"左个"、"右个"。四堂前面围绕敞厅。
中心建筑的四周有围墙,呈正方形,四边各长235米,距中心建筑各96米。夯土筑造,残高0.15~0.30米,基宽 1.8米。围墙内外侧有方形柱础石,排列有序。墙基内外有防水坡。坡下有砖砌的滴水沟。从现存的现象观察,围墙顶上应有板瓦覆盖的小坡顶。围墙每边的正中各有完全相同的一座大门,门道宽4.5米,长12.5米。门道中央有木质门槛和门框柱。门道两侧有夯土台。复原后,门道上方应有楼观式的两层门楼建筑,门楼下部应是木架构造的门阙。围墙内的四隅有曲尺形配房,每边长47米。房后紧靠围墙,房前未见门、墙的遗迹。从发掘现状推测,应是单坡顶的敞廊建筑。环绕围墙外侧有圜水沟,直径360米左右,宽约2米,深1.8米,沟壁砖砌。正对四门的水沟上又各有长方形小圜水沟,北边的小水沟与西来的昆明故渠相通。
有些古建筑学家根据遗址出土现状,结合古籍记载,对这组建筑的原状作了多种推测,至今未有定论。
"王莽九庙"遗址 位于汉长安城安门和西安门南出的平行线之内。共有12座建筑,出土的石础上有"始建国"年号,还有王莽改易的地名"节砀"等题记。椐《汉书·王莽传》记载,"九庙"似应包括王莽的三个远祖──帝嚳、田和、田建,由于庙数应指常数,故以"九庙"称之。也有人认为,多出的三个是新庙,即王莽自留庙及其子孙有功德而为祖、宗者。
12座建筑形式完全相同。 1~11号建筑的四周有方形大围墙,围墙每边长约1400米。12号建筑在南边大围墙外的正中,两者的围墙相距10米。每座建筑都由中心建筑、围墙、四门和曲尺形配房所组成。中心建筑和围墙的平面作方形,轮廓如"回"字形,规矩方正。1~11号建筑,大小相仿,间距相等,分三排,东西并列。北排的1~4号遗址与南排的8~11号遗址,方位一致,南北对应;中排的5~7号遗址错落于南北排之间。12号建筑的围墙与1~11号建筑的围墙无别,但12号的中心建筑比1~11号的中心建筑约大一倍,细部结构也稍有区别。中心建筑方形,每边长约55米(12号中心建筑每边长约100米),四面对称。中央为"主室",四隅有"夹室",平面如"亞"字形。台基夯土筑造,高出周围地面。出土时,台基面上的主室、夹室建筑,已经毁没,残存少数铺草泥的台基地面,上涂朱红色。"主室"的四面各有一厅堂,内部构筑完全相同。厅堂内的右边有一"厢房",左边有一"隔墙"。四堂之间有绕过夹室的回廊相通。4个厅堂的前面各对着3个方形土台。方台外侧有砖砌路面,正对四门。整个中心建筑还环绕着河卵石铺砌的散水。每座建筑的四周都有夯土围墙。每边长260~280米。围墙每边正中的大门和四隅的曲尺形配房,形制与辟雍的全同。
其他遗址 有官社和官稷遗址。官社遗址在"王莽九庙"围墙外西南边,现存夯土台基高4.3米,东西残长240米,南北宽70米。主体建筑已毁没,仅存四周廊庑建筑。发掘证明,遗址始建于秦或汉初,西汉中期重修扩建,西汉末年废弃。
官稷遗址在官社的西南边,现存两重围墙,平面呈"回"字形。外围墙每边长约600米,内围墙每边长273米。内外围墙正中各有一门。门道建筑与"王莽九庙"的门道相同。未发现中心建筑,估计是未及修建而王莽政权已迅速覆灭的原故。
参考书目
唐金裕:西安西郊汉代建筑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9年2期。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城发掘队:汉长安城南郊礼制建筑遗址群发掘简报,《考古》1960年7期。
黄展岳:汉长安城南郊礼制建筑的位置及其有关问题,《考古》1960年9期。
辟雍遗址 位于长安城安门南出大道 1.5公里处的东侧,今西安市大土门村的北边。根据《汉书·平帝纪》应劭注、蔡邕《明堂·月令论》和古地理书《三辅黄图》的记载,对照本遗址的建筑形制和建造地点,推定为汉平帝元始四年(公元4)创建。平面呈"外圆内方",方位平正。正中是中心建筑,建于圆形夯土台上。台面直径62米,高出地面0.3米。台上的中心建筑平面似"亞"字形,四面对称,每边长42米。正中是一个方形的夯土台,每边长约17米。发掘时残高1.5米,台面已毁没。推测台面上原有高大的主体建筑(太室)。在中心台的四角,各有方形的小夯土台两个,大小相同,台面也已毁没。紧邻中心台的小夯土台应是为加固中心台上的主体建筑而设的;外面四角的小夯土台应是衬托主体建筑的4个"夹室"的建筑台基。中心台的四边有4个厅堂,各长24米,应即所谓"明堂"、"总章"、"青阳"、"玄堂"。堂内两侧又各有小房间,应即所谓"左个"、"右个"。四堂前面围绕敞厅。
中心建筑的四周有围墙,呈正方形,四边各长235米,距中心建筑各96米。夯土筑造,残高0.15~0.30米,基宽 1.8米。围墙内外侧有方形柱础石,排列有序。墙基内外有防水坡。坡下有砖砌的滴水沟。从现存的现象观察,围墙顶上应有板瓦覆盖的小坡顶。围墙每边的正中各有完全相同的一座大门,门道宽4.5米,长12.5米。门道中央有木质门槛和门框柱。门道两侧有夯土台。复原后,门道上方应有楼观式的两层门楼建筑,门楼下部应是木架构造的门阙。围墙内的四隅有曲尺形配房,每边长47米。房后紧靠围墙,房前未见门、墙的遗迹。从发掘现状推测,应是单坡顶的敞廊建筑。环绕围墙外侧有圜水沟,直径360米左右,宽约2米,深1.8米,沟壁砖砌。正对四门的水沟上又各有长方形小圜水沟,北边的小水沟与西来的昆明故渠相通。
有些古建筑学家根据遗址出土现状,结合古籍记载,对这组建筑的原状作了多种推测,至今未有定论。
"王莽九庙"遗址 位于汉长安城安门和西安门南出的平行线之内。共有12座建筑,出土的石础上有"始建国"年号,还有王莽改易的地名"节砀"等题记。椐《汉书·王莽传》记载,"九庙"似应包括王莽的三个远祖──帝嚳、田和、田建,由于庙数应指常数,故以"九庙"称之。也有人认为,多出的三个是新庙,即王莽自留庙及其子孙有功德而为祖、宗者。
12座建筑形式完全相同。 1~11号建筑的四周有方形大围墙,围墙每边长约1400米。12号建筑在南边大围墙外的正中,两者的围墙相距10米。每座建筑都由中心建筑、围墙、四门和曲尺形配房所组成。中心建筑和围墙的平面作方形,轮廓如"回"字形,规矩方正。1~11号建筑,大小相仿,间距相等,分三排,东西并列。北排的1~4号遗址与南排的8~11号遗址,方位一致,南北对应;中排的5~7号遗址错落于南北排之间。12号建筑的围墙与1~11号建筑的围墙无别,但12号的中心建筑比1~11号的中心建筑约大一倍,细部结构也稍有区别。中心建筑方形,每边长约55米(12号中心建筑每边长约100米),四面对称。中央为"主室",四隅有"夹室",平面如"亞"字形。台基夯土筑造,高出周围地面。出土时,台基面上的主室、夹室建筑,已经毁没,残存少数铺草泥的台基地面,上涂朱红色。"主室"的四面各有一厅堂,内部构筑完全相同。厅堂内的右边有一"厢房",左边有一"隔墙"。四堂之间有绕过夹室的回廊相通。4个厅堂的前面各对着3个方形土台。方台外侧有砖砌路面,正对四门。整个中心建筑还环绕着河卵石铺砌的散水。每座建筑的四周都有夯土围墙。每边长260~280米。围墙每边正中的大门和四隅的曲尺形配房,形制与辟雍的全同。
其他遗址 有官社和官稷遗址。官社遗址在"王莽九庙"围墙外西南边,现存夯土台基高4.3米,东西残长240米,南北宽70米。主体建筑已毁没,仅存四周廊庑建筑。发掘证明,遗址始建于秦或汉初,西汉中期重修扩建,西汉末年废弃。
官稷遗址在官社的西南边,现存两重围墙,平面呈"回"字形。外围墙每边长约600米,内围墙每边长273米。内外围墙正中各有一门。门道建筑与"王莽九庙"的门道相同。未发现中心建筑,估计是未及修建而王莽政权已迅速覆灭的原故。
参考书目
唐金裕:西安西郊汉代建筑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9年2期。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城发掘队:汉长安城南郊礼制建筑遗址群发掘简报,《考古》1960年7期。
黄展岳:汉长安城南郊礼制建筑的位置及其有关问题,《考古》1960年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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