补充资料：日本佛教美术

    　　6世纪以后,佛教传入日本。在佛教文化渐次成为日本民族的精神支柱之一的同时，佛教美术亦成为日本美术中最根本的部分。佛教的传入，使这个文化发展较晚的国家，在智慧开化上得到很大进展，揭开了文化艺术上的新篇章,使日本古典美术跃上了一个较高的阶段,为后来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约6世纪，统一的大和朝廷逐渐巩固,农业和手工业生产有了很大的发展。这时，中国佛教经百济传入日本，正好迎合了朝廷精神文化建设、巩固国家统治的需要，因之得到苏我氏的保护。圣德太子辅佐推古天皇之际，佛教带来的新思想和新文化，使国家政治面貌一新，因而朝廷运用国力来保护佛教,甚至以行政命令来推广,使佛教在日本的地位比古来信仰的神道更为巩固。
　　
　　日本佛教美术的3个主要时代,是飞鸟时代、奈良时代和平安时代。以后的镰仓时代、室町时代，在雕刻和水墨画方面虽然也有相当的成就，不过作为规模巨大的影响及整个社会精神面貌的文化艺术运动，其声势和成就已远不及前期。继之的桃山、江户时代等，就逐渐进入了世俗的近世美术时期。日本佛教美术构筑和遗品，作为古文化艺术，有许多一直较完整地保留至今天，其内容主要包括佛教建筑、佛教雕塑和佛教绘画等几个方面。
　　
　　飞鸟时代 　日本在这个时代就建造了许多佛教寺院，其建筑形式对日本建筑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飞鸟时代伽蓝配置，决定着当时佛教建筑的整体布局与规模。其中必备的有：塔、金堂、讲堂、回廊、中门、钟楼、经藏、僧房等，此外有食堂、浴室院、仓垣院、贱院、苑院、花苑院等。以回廊、中门包围塔、金堂、讲堂作为寺院的主要部分。像伽蓝这样规模的建筑，在当时的日本是空前的，置于其中的佛像、佛画、工艺品、音乐舞蹈道具和资料都非常丰富。飞鸟时代寺院建筑的代表是飞鸟寺和法隆寺西院伽蓝。 596年飞鸟寺的塔及金堂配置完成，采取了由中国传入的左右对称方式。而法隆寺西院伽蓝则采用塔与金堂横向并列配置方式，打破了左右对称的均衡，这种情况在中国和朝鲜的寺院建筑中几乎没有。经过以后的修整建造，保留飞鸟时代寺院特征的只有法隆寺金堂、五重塔、中门和回廊；西院伽蓝只有部分特征而已，如圆柱、变形卐字纹高栏、云形斗拱、大斗下面的皿板、肘木等。此外，法起寺三重塔也属飞鸟寺院遗构。
　　
　　飞鸟时代雕塑以法隆寺金堂本尊释迦三尊像为代表。这件作品是本尊及两侧二菩萨组成的一光三尊式。在背光里记载着作者鞍作止利的名字。鞍作止利在当时造佛像的影响极大，因而一系列佛像雕刻都带有止利所作造像的共同点。造像的颜面比较长,态度较严峻,呈杏仁眼、仰月形唇、板状耳等。同时，如来的头和手与躯干相比稍大，衣褶皱纹比较硬。这种造形的例子还有法隆寺金堂的药师如来像、戊子铭释迦像以及法隆寺梦殿观音等。不过，止利被认定是学习中国北魏造像形式的。另一些造像，如法隆寺的四天王像与救世观音像相比较时，后者较注重正面造型,而前者更重视侧面和整体,注意立体的姿态优美，如中宫寺弥勒像和广隆寺弥勒像等。它们被认定属中国齐隋时的造像。飞鸟时代的佛教绘画有中宫寺收藏的天寿图绣帐，是一件有高超刺绣技艺的壁画构图的绘画刺绣品，为王妃桔大郎女追念圣德太子而作。
　　
　　
　　
　　
　　奈良时代 奈良时代佛教建筑,主要继承了飞鸟时代的建筑样式，同时又更加直接地吸收了中国唐代的建筑风格。这个时期的佛教建筑数量更多，规模更大。其中主要的有弘福寺、大官大寺、元兴寺、药师寺等。药师寺在金堂前面配设东、西二塔，被称为奈良前期伽蓝配置的基本形式。到奈良中期,日本全国寺院已有400多所，741年又确立了各地方创立国分寺的制度,同时又以规模很大的东大寺作为总国分寺来建造。然而该寺于1180年与兴福寺一起焚于兵火，现仅剩下转害门、正仓院、三月堂等。奈良后期的主要遗构当推唐招提寺。
　　
　　奈良时代佛教雕塑直接受益于遣唐使活动，归国以后的留学生和留学僧，直接带来了唐代文化的光辉。奈良时代的雕刻写实的造型能力有显著提高，身躯和衣褶都渐趋于柔和协调。颜面带圆、长眼、口鼻端庄，五官及躯体均有较丰富的肉体感。奈良时代前期的作品主要有近代发现的旧山田寺的佛头，颇具时代特征。另外还有东大寺释迦像、新药师寺的香药师像、鹤休寺的观音像等优秀作品。奈良时代后期是日本佛教美术史上建寺造像活动空前繁盛的时期，佛教雕刻的造型技艺、材料使用等都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所使用的材料已不仅是传统的金、铜、石、木，而塑像、夹纻等技法亦日臻完善。这个时期的主要作品有：法隆寺五重塔四面群像、兴福寺西金堂十大弟子和八部众像、东大寺法华堂不空索观音像、新药师寺十二神将像、东大寺本尊卢舍那大佛像、西大寺四天王像、唐招提寺鉴真和尚肖像等。其中塑像为这个时期所特有，其他时代几乎都是雕像。法隆寺五重塔底的维摩文殊问答、释迦涅槃、分舍利、弥勒净土等造像表情细腻、姿态生动。兴福寺的十一部众,造型准确优美。其中阿修罗像最佳,其微露哀愁的眉宇,喻示了人物内在的精神力量。唐招提寺鉴真和尚像作为肖像作品是非常成功的，双目失明、稍带微笑的形象刻画了高僧百折不挠的坚韧性格。
　　
　　奈良时代佛教绘画首推法隆寺金堂壁画。法隆寺建于飞鸟时代，670年被烧毁,留存于现在的法隆寺实际是奈良时代前期重修的。从重修时起,一直到8世纪初才完成了这些壁画。内容有四佛净土、八菩萨像、山中罗汉图和飞天图等。它们以颇具功力的线条勾勒，设色使用了朱、铅丹、密陀僧、土黄、绿青、群青等，描绘技法明显地受中国自六朝至唐的较为成熟的画法的影响。
　　
　　
　　
　　
　　
　　平安时代 　平安时代佛教建筑，前期为密宗建筑的展开,后期为净土宗建筑的隆盛。9世纪从唐留学归来的最澄和空海先后于比叡山建延历寺，于京都建教王护国寺等传授天台宗、真言宗。嗣后，空海又在高野山建金刚峰寺,和延历寺一起成为日本密宗山地伽蓝的典范,伽蓝配置随山地而变化。另外，在曼荼罗三昧耶会画面上，仅仅上部为圆形的多宝塔也是密宗建筑所特有的，如根来寺大塔、石山寺多宝塔等。平安后期在皇室及藤原贵族之间流行着净土宗,建有法成寺、法胜寺和六胜寺,寺院内多建阿弥陀堂。至今保存完整的平等院凤凰堂极为华丽，堂内藻井、梁、柱和九品净土壁画等，色彩富丽堂皇，还使用了极高超的漆器螺钿工艺技巧。
　　
　　在建造唐招提寺的木雕时，从中国请来雕刻师指导，流行于盛唐的密宗雕刻的神秘感及翻波式衣纹技法得到传播，作品几乎全是木雕。以京都神护寺的药师如来像和法华寺十一面观音像为典型之作，作风亦由完全模仿中国样式渐次转变为日本色彩。前期因密宗流布，故造像多以大日如来及明王、天部等各种形象为内容。当时的京都教王护国寺讲堂的诸佛、五菩萨像、不动明王像等在木造的基础上施以彩色、押箔等技艺是最具特点的例子。平安后期以阿弥陀如来造像为主，一位叫定朝的雕刻师强调圆满柔和的造型受到称赞，后来模仿他的技法者日盛，被称为定朝式，1053年平等院凤凰堂的阿弥陀如来是定朝去世前 4年的作品，被誉为定朝式之顶点。此外，当时的木雕像除使用整木外，还巧妙地运用多块木材接榫法雕出完美的作品。
　　
　　平安时代密宗绘画极为兴隆，作品主要内容为曼荼罗和忿怒明王像。神护寺的雨界曼荼罗使用绀紫绫底、金银泥铁线描，是空海的作品。高野山金刚峰寺的《佛涅槃图》，松永纪念馆的《金棺出现图》作为主题性绘画作品，无论在色彩还是使用线条方面都是相当完整的。以阿弥陀如来从极乐净土来迎接众生为题材的来迎图，为这一时期的主要作品内容。高野山有志八幡讲十八个院所藏的《阿弥陀圣众来迎图》被称为12世纪后半叶的巨作。
　　
　　平安以后的镰仓、室町时代，佛教建筑主要有大佛样式、禅宗样式等。禅宗1191年由荣西法师从中国传入之后，前后兴建了建仁寺、泉涌寺、东福寺，以及后来的大德寺、南禅寺等。镰仓雕刻由于当时有所创新的佛像雕刻师康庆、运庆、快庆、定庆等的手法而蜚声一时，被称为庆派，优秀作品极多。运庆造的兴福寺的无著像和世亲像，被后世誉为极有力的圆熟作品。继承运庆家传的湛庆、康胜等，都有流传于世的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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