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阜成门外北京市委党校宽大的绿色庭院中央，有一座小小的墓园，四周被透花砖墙环绕着，南墙正中有两扇灰色铁花棂门，墓园中植几株青翠的柏树。这就是已有400多年历史的利玛窦墓。

墓园里并排竖立着三通汉白玉石碑，墓碑的形制与常见的一样，只是碑额雕龙花纹的中心，镌有代表天主教会的十字徽记，表明墓主是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徒。中间的那一通螭首方座碑高2.7米、宽0.94米，为明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立。碑身正中刻有“耶稣会士利公之墓”八个大字。右边碑文是:“利先生讳玛窦，号西泰，大西洋意大利亚国人。自幼入会真修，明万历壬辛年航海首入中华衍教，万历庚子年来都，万历庚戌年卒。在世五十九年，在会四十二年。”石碑后面是灰身黑顶圆拱式的长方形砖砌坟墓，墓高1.5米、长2.4米、宽1.3米。利玛窦墓东侧为南怀仁墓，西侧为汤若望墓。这座耶稣会传教士的坟墓，建在宣传马克思主义无神论的党校校园里，是颇令人回味的。原来，在五十年代修建党校的高耸楼群时，有意将利玛窦墓保存下来，并圈以砖墙，广种花木，使这里由荒凉的旷野变成叶绿花繁的幽静庭院，使许多人可以来墓园参观凭吊，这正说明中国共产党是历史唯物主义者，尊重人们的宗教信仰，对那些为发展中国人民和各国人民的友谊做出贡献的人是不会忘记的。北京市人民政府还把“利玛窦墓及明清以来外国传教士墓地”确定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利玛窦，是意大利人，1552年出生在意大利安可纳州马切拉塔城一个贵族家庭。21岁时加入耶稣会，23岁在罗马学院接受神职教育，并从名师学习文学、法律、神学的同时，进修几何学、天文学、地理学等自然科学，成为一位知识渊博的青年学者。1580年他28岁时升任神父。1582年奉耶稣会远东巡阅使范礼安之命到澳门学习中文。次年随另一意大利耶稣会士罗明坚前往广东肇庆定居。为了适应中国当时佛教流行的社会风俗，他削发穿着僧服，自称僧人，还把自己的住所定名为仙花寺。他为了更有利于传教，利用传授自然科学的方法来吸引人们。他把从西方带来的自鸣钟、三菱镜、书籍和自己制造的天文仪器、自己手绘的《万国舆图》，陈列在自己的住所，让前来的中国人参观。在同中国官员、士绅、儒生的交往中，也是先介绍西方的自然科学知识，而后开始传教。他利用这种传教办法，在肇庆发展了80名教徒。1589年利玛窦移居韶州，聘请老师讲授“四书章句”，自行意译成拉丁文，并加注释，利用4年多时间翻译完毕。这是“四书”最早的外文译本。利玛窦在译本的序言中称赞儒家的伦理观念，把“四书”和罗马哲学家塞涅卡的名著相提并论。利玛窦总结他在广东的多年生活，深感僧人的社会地位不及儒生，就向范礼安建议:传教士废除僧名，留须蓄发，谒见官员要穿丝绸服装。这个建议获准施行。利玛窦还写作了第一部中文宗教论著《天学实义》(后改名《天主实义》)。他在书中援引儒家经典来论证基督教教义，自称:“我太费心思，从那儒教先师孔子身上觅取我们的见解；我援引书中有意义不明的章句，作有利于我们意见的解释。”又说:“如果我们毅然对(儒、道、佛)三教同时进攻，那么我们就没有回旋的余地了；可是我们对于现下一般不循左道的儒士所有新创的意见，仍必加以攻斥，不稍姑息。”正是出于这种考虑，利玛窦的传教方法不同于一般的西方传教士，他改变一般传教士“要求奉教受洗礼者必须同时采用西方的姓名，接受西方的生活习惯”的做法，他引用儒家经典中关于天、上帝的概念，论证基督教至上神的存在，并服从祀孔、祭祖等传统礼仪与社会习俗进行传教，获得了良好的效果。而西方某些传教会及其在华教士，则认为祀孔祭祖带有异端色彩，极力加以反对。这就引发了基督教内部长达一个多世纪的“中国礼仪之争”。这场论争，也反映了利玛窦的巨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