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Official script of stone inscriptions in northern dynasty
北朝石刻隸书
2) Study on the Official Script of Stone Inscriptions in Northern Dynasty
北朝石刻隶书研究
3) the calligraphy style in Northern and Southern Dynasty
南北朝书风
6) stone buried items of Beichao dynasty
北朝石葬具
补充资料:北朝石刻造像
中国北朝石刻造像。题材以佛像和菩萨像为主,也有声闻、天王、力士等雕像。主要出土于今陕西、河北、山西、河南、 山东、 宁夏及四川等省区。它是当时佛教信徒所造的供养像,许多造像上铭刻有造像主的姓名、身份以及造像的年月,为研究北朝雕塑史提供了一批纪年明确的重要资料,通过对这些作品的分析,可以显示出北朝石雕造型风格的演变规律,也可以反映出当时石雕艺术的高度成就。
分类 依据造像形体与真人的比较,可以分为两类:第1类像高超过一般人,有的在2米以上,是作为寺庙宫观所供养的主尊来雕造的,发现的数量很少。第2类体高低于一般人,常不及1米,或在0.5米以下,多是官民发愿雕造的供养像。发现的数量很多,并且像上常镌有纪年造像铭,是北朝石刻造像中的主要作品。
第1类石造像,题材多为佛像或菩萨像,庄严宏伟,使人望而起敬。这类造像在山东省保存较多,如山东临淄龙泉寺址原存的4尊石造像(现存青岛市博物馆),均为立像,足踏莲座。其中2尊是佛像,高度都超过5.8米,像作高肉髻,面相瘦削,衣饰呈褒衣博带式样,雕像的造型宏伟,刻工精湛,容貌慈祥,是较成功的宗教艺术品,显示出北魏晚期的作风。另外2尊是菩萨像,约高3米,惜头部已损毁(现有的头是近代补配的),雕造的时代与佛像相同,应是主尊的胁侍菩萨。这样高大的雕像,只有相当宏伟的殿堂才能容纳得下,因此可知当年龙泉寺的规模颇为可观。广饶县所存比丘道造弥勒石佛,是"大魏孝昌三年(527)正月二日奉诏建皆公寺"时,比丘道发愿为"一切众生"所敬造的,形体虽较临淄龙泉寺的2尊石佛略矮,高3.46米,但刻工更为精美。石佛亦为立像,踏于下有方台的莲座上,面容慈祥,衣纹流畅。像后附立有着精美浮雕的舟形背光,背光上有体态优美的飞天,围绕主尊虔诚地以香花供养。佛像足下的石台上还有线刻护法的狮子和供养比丘。造像熟练地使用了圆雕、浮雕、线雕等手法,突出表现了弥勒慈祥而庄严的形象,显示了北魏晚期宗教石刻的艺术水平。
第2类石造像,出土数量很多。河北曲阳修德寺废址出土的2200余件石刻造像,其中多数是这一时期的作品,在有纪年造像铭的247件造像中,属北魏至北齐时期的计有158件,占全部的64%。造像数量之多,反映出当时佛教信徒出资造像习俗之盛,这样的迷信举动却促进了石刻艺术的发展(见曲阳修德寺雕刻)。综观各地出土的小型石造像,可以看出以下两点:①从造像时间的早晚不同,可以看出造型风格的变化和技法的发展;②从不同地区出土的造像,可以看出在造像细部和技法方面存在着地区差异。
造型风格 北朝小型石造像的艺术风格,是和北朝石窟寺中造像的风格相一致的,显示着相同的时代特色。但是由于雕造条件、作品尺寸、放置环境等方面的制约,又与石窟造像有一定差别。一般说来小型石造像的手法更为细腻,作品显得纤巧精致,虽缺乏浑厚宏伟的风度和宗教的神秘感,但显得更慈祥亲切,似乎缩短了神人之间的距离,因而具有更为浓烈的宗教魅力。
北魏的造像中,孝文帝太和(477~499)年间改制以前的作品现存数量极少,当时造像的面相及服饰与同时的云冈石窟中的雕像近似。雕造较精的作品如皇兴五年(471)造弥勒坐像,全像高86.9厘米,佛像丰面圆颐,穿通肩大衣,衣纹细密,有厚重感,交脚坐于狮子座上,下有地神托足。身后附舟形背光,浮雕火焰和化佛。背光的背面纵分为6栏,每栏又横隔为若干小区,分别浮雕佛传故事等画面,如乘象投胎、树下诞生、九龙灌顶等,形象生动,雕工精细。下座的背面,则雕刻造像铭记。太和改制以后,造像面容日渐清瘦,长颈,衣饰改为褒衣博带形式。到北魏晚期,造像的面容又从过分瘦削向丰满转变,仍为长颈,衣褶厚重,下摆常披覆于佛座上。由于当时盛行对弥勒的信仰,故造像中多见弥勒像,有时作佛装,有时作菩萨装,曲阳出土的神龟三年(520)造弥勒下生像是较典型的作品。此外,观世音菩萨的造像也是当时主要的题材。
东魏时期,造像风格有了新的变化,面相日趋丰满,衣褶从模拟厚重质料转向模拟轻薄质料。因之,凿刻方法也有了改变,常用双勾的阴线来表现。造像的题材,以曲阳出土的为例,弥勒像有所减少,观世音像有所增加,还常见释迦、多宝二佛并坐像和思惟菩萨像。武定元年(543)杨回洛造观音像,高47.5厘米,面容丰满,头与身躯的比例增大,腹部微凸,态势慈祥安谧,显示出由北魏向北齐造像转化的中间状态。
北齐造像风格已与北魏颇为不同,体态由修长转成稍觉矮胖,腹部显得前凸,头部似觉过大,面相已颇丰满。因此造型稍嫌滞重,但所穿衣服更趋轻薄,衣纹刻法更为疏简,常常仅用阴线表示。与造像本身雕刻日渐疏简的趋势相对应,其周围的装饰性雕刻日趋繁缛,除像下的莲座、宝床及背后的项光、背光上的雕饰以外,还出现了花树交织成的龛状透雕,时间越晚越流行,以河清至武平年间(562~575)为最盛。在河北的藁城、临漳等地出土了不少这样的作品,其中最为精美的如河清元年比丘尼员度等造弥勒像,连座高93厘米,正面宝床上雕半跏趺坐双弥勒像,两侧雕树干,其上枝条交织成穹窿状顶盖覆于像上,枝条透雕,并附有化佛、飞天、宝塔、盘龙,构图繁缛。与众不同的是该像背面同前面的雕刻布局相近似,仅宝床上为双思惟菩萨倚坐像。全像两面俱可供养,结构复杂,雕工精细,显得端庄华美、玲珑剔透,是表现出北齐石雕艺术水平的代表作。同时,北齐造像中出现许多双尊像,如双释迦、双弥勒、双观音、双思惟菩萨等像,是其他时期罕见的题材。与北齐同时期的北周造像,发现的数量不如北齐,雕造工艺更为粗略,因此显得古拙质朴,例如宁夏固原出土的建明二年(531)金神庆造像。
技法的地区差异 以今陕西省为中心的关中地区和以今河北、河南两省为中心的关东地区,在雕造技法上有些差别。前一地区的作品显得粗放简朴,后一地区比较精细繁缛。这种差别到北朝晚期更较清楚,河北曲阳、藁城、临漳出土的北齐石雕,特别是带有花树交织成的龛状透雕作品,显示出精细繁缛的技艺特色。固原的北周造像,除主尊、胁侍和供养像外,无其他雕饰,对比之下,确是拙朴简洁的代表。另外,四川成都万佛寺废址出土有少量北周造像,例如天和二年(567)造菩萨像,虽已残损,但仍可看出与关中造像不同的特色。该像雕刻?福埋廾艽梗х舐恚⑶易愦┎菪ο当敝苋胧窈笥氲钡卦煜褚帐跸嘟岷弦院蟮牟铮哂信ㄓ舻牡胤缴剩?成都万佛寺石刻)。
分类 依据造像形体与真人的比较,可以分为两类:第1类像高超过一般人,有的在2米以上,是作为寺庙宫观所供养的主尊来雕造的,发现的数量很少。第2类体高低于一般人,常不及1米,或在0.5米以下,多是官民发愿雕造的供养像。发现的数量很多,并且像上常镌有纪年造像铭,是北朝石刻造像中的主要作品。
第1类石造像,题材多为佛像或菩萨像,庄严宏伟,使人望而起敬。这类造像在山东省保存较多,如山东临淄龙泉寺址原存的4尊石造像(现存青岛市博物馆),均为立像,足踏莲座。其中2尊是佛像,高度都超过5.8米,像作高肉髻,面相瘦削,衣饰呈褒衣博带式样,雕像的造型宏伟,刻工精湛,容貌慈祥,是较成功的宗教艺术品,显示出北魏晚期的作风。另外2尊是菩萨像,约高3米,惜头部已损毁(现有的头是近代补配的),雕造的时代与佛像相同,应是主尊的胁侍菩萨。这样高大的雕像,只有相当宏伟的殿堂才能容纳得下,因此可知当年龙泉寺的规模颇为可观。广饶县所存比丘道造弥勒石佛,是"大魏孝昌三年(527)正月二日奉诏建皆公寺"时,比丘道发愿为"一切众生"所敬造的,形体虽较临淄龙泉寺的2尊石佛略矮,高3.46米,但刻工更为精美。石佛亦为立像,踏于下有方台的莲座上,面容慈祥,衣纹流畅。像后附立有着精美浮雕的舟形背光,背光上有体态优美的飞天,围绕主尊虔诚地以香花供养。佛像足下的石台上还有线刻护法的狮子和供养比丘。造像熟练地使用了圆雕、浮雕、线雕等手法,突出表现了弥勒慈祥而庄严的形象,显示了北魏晚期宗教石刻的艺术水平。
第2类石造像,出土数量很多。河北曲阳修德寺废址出土的2200余件石刻造像,其中多数是这一时期的作品,在有纪年造像铭的247件造像中,属北魏至北齐时期的计有158件,占全部的64%。造像数量之多,反映出当时佛教信徒出资造像习俗之盛,这样的迷信举动却促进了石刻艺术的发展(见曲阳修德寺雕刻)。综观各地出土的小型石造像,可以看出以下两点:①从造像时间的早晚不同,可以看出造型风格的变化和技法的发展;②从不同地区出土的造像,可以看出在造像细部和技法方面存在着地区差异。
造型风格 北朝小型石造像的艺术风格,是和北朝石窟寺中造像的风格相一致的,显示着相同的时代特色。但是由于雕造条件、作品尺寸、放置环境等方面的制约,又与石窟造像有一定差别。一般说来小型石造像的手法更为细腻,作品显得纤巧精致,虽缺乏浑厚宏伟的风度和宗教的神秘感,但显得更慈祥亲切,似乎缩短了神人之间的距离,因而具有更为浓烈的宗教魅力。
北魏的造像中,孝文帝太和(477~499)年间改制以前的作品现存数量极少,当时造像的面相及服饰与同时的云冈石窟中的雕像近似。雕造较精的作品如皇兴五年(471)造弥勒坐像,全像高86.9厘米,佛像丰面圆颐,穿通肩大衣,衣纹细密,有厚重感,交脚坐于狮子座上,下有地神托足。身后附舟形背光,浮雕火焰和化佛。背光的背面纵分为6栏,每栏又横隔为若干小区,分别浮雕佛传故事等画面,如乘象投胎、树下诞生、九龙灌顶等,形象生动,雕工精细。下座的背面,则雕刻造像铭记。太和改制以后,造像面容日渐清瘦,长颈,衣饰改为褒衣博带形式。到北魏晚期,造像的面容又从过分瘦削向丰满转变,仍为长颈,衣褶厚重,下摆常披覆于佛座上。由于当时盛行对弥勒的信仰,故造像中多见弥勒像,有时作佛装,有时作菩萨装,曲阳出土的神龟三年(520)造弥勒下生像是较典型的作品。此外,观世音菩萨的造像也是当时主要的题材。
东魏时期,造像风格有了新的变化,面相日趋丰满,衣褶从模拟厚重质料转向模拟轻薄质料。因之,凿刻方法也有了改变,常用双勾的阴线来表现。造像的题材,以曲阳出土的为例,弥勒像有所减少,观世音像有所增加,还常见释迦、多宝二佛并坐像和思惟菩萨像。武定元年(543)杨回洛造观音像,高47.5厘米,面容丰满,头与身躯的比例增大,腹部微凸,态势慈祥安谧,显示出由北魏向北齐造像转化的中间状态。
北齐造像风格已与北魏颇为不同,体态由修长转成稍觉矮胖,腹部显得前凸,头部似觉过大,面相已颇丰满。因此造型稍嫌滞重,但所穿衣服更趋轻薄,衣纹刻法更为疏简,常常仅用阴线表示。与造像本身雕刻日渐疏简的趋势相对应,其周围的装饰性雕刻日趋繁缛,除像下的莲座、宝床及背后的项光、背光上的雕饰以外,还出现了花树交织成的龛状透雕,时间越晚越流行,以河清至武平年间(562~575)为最盛。在河北的藁城、临漳等地出土了不少这样的作品,其中最为精美的如河清元年比丘尼员度等造弥勒像,连座高93厘米,正面宝床上雕半跏趺坐双弥勒像,两侧雕树干,其上枝条交织成穹窿状顶盖覆于像上,枝条透雕,并附有化佛、飞天、宝塔、盘龙,构图繁缛。与众不同的是该像背面同前面的雕刻布局相近似,仅宝床上为双思惟菩萨倚坐像。全像两面俱可供养,结构复杂,雕工精细,显得端庄华美、玲珑剔透,是表现出北齐石雕艺术水平的代表作。同时,北齐造像中出现许多双尊像,如双释迦、双弥勒、双观音、双思惟菩萨等像,是其他时期罕见的题材。与北齐同时期的北周造像,发现的数量不如北齐,雕造工艺更为粗略,因此显得古拙质朴,例如宁夏固原出土的建明二年(531)金神庆造像。
技法的地区差异 以今陕西省为中心的关中地区和以今河北、河南两省为中心的关东地区,在雕造技法上有些差别。前一地区的作品显得粗放简朴,后一地区比较精细繁缛。这种差别到北朝晚期更较清楚,河北曲阳、藁城、临漳出土的北齐石雕,特别是带有花树交织成的龛状透雕作品,显示出精细繁缛的技艺特色。固原的北周造像,除主尊、胁侍和供养像外,无其他雕饰,对比之下,确是拙朴简洁的代表。另外,四川成都万佛寺废址出土有少量北周造像,例如天和二年(567)造菩萨像,虽已残损,但仍可看出与关中造像不同的特色。该像雕刻?福埋廾艽梗х舐恚⑶易愦┎菪ο当敝苋胧窈笥氲钡卦煜褚帐跸嘟岷弦院蟮牟铮哂信ㄓ舻牡胤缴剩?成都万佛寺石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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