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杨绛夫妇在学界德高望重，《围城》、《洗澡》两部书更令他们声名远播。

在人生的伴侣离去四年后，92岁高龄的杨绛用心记述了他们这个特殊家庭63年的风风雨雨、点点滴滴，结成回忆录《我们仨 》。

绛红色的“我们仨”三个作者的手书大字横亘在书皮的中间偏右下部。上面是灰白色的两排，象是写在土墙上的粉笔字，不很起眼。第一排写着“mom pop”，第二排正中是“圆○”，显出是mom和pop的爱女。封底上印着：

“一个寻寻觅觅的万里长梦一个单纯温馨的学者家庭相守相助，相聚相失

我一个人思念我们仨杨绛”

寥寥数行，令人凄怆之意顿生。我既然买了，也看了，就想以我纯粹的、农民的观点来评论一番，估计也难有什么新意。

《我们仨》是钱锺书和杨绛的女儿钱媛在病床上开始的，她只草草列了个内容清单，写了五篇，就再也无法写下去了，去世时六十一岁。钱锺书亦于女儿去世的第二年，一九九八年岁末，离开老伴驾鹤西行。在处理好一些后事之后，九十二岁的杨绛老先生于去年年底接过女儿的笔，记叙了他们仨相亲相爱的一生。

平心而论，钱媛虽然是出身于如此的书香门第，博览群书，却大概因为她是英语专业的缘故，中文文章写得十分逊色，流水帐一般，最多是小学生作文水平。从书中看，她小时候可是有过目不忘的本领的。作为母亲，杨绛对此也有遗憾，她或许是把女儿的不尽如人意归咎于社会因素，因为她在书中写道：

“阿媛是我生平杰作，锺书认为‘可造之材’，我公公心目中的‘读书种子’。她上高中学背粪桶，大学下乡下厂，毕业后又下放四清，九蒸九焙，却始终只是一粒种子，只发了一点芽芽。做父母的，心上不能舒坦。”

而同样是平铺直叙，杨先生文字的感染力要强得多，象一位老奶奶在细说从头、历数家珍，使听者饶有兴味，不嫌唠叨。如果能坚持把彷徨无依的第一部“我们俩老了”和压抑无奈的第二部“我们仨失散了”读完，读起书中的主体部分--第三部“我一个人思念我们仨”就要轻松随意些，当然，时有所感还是必然的。

“我们俩老了”是一篇前言类的文字，只一页纸，道尽了那种“渺万里层云，千山暮雪，只影向谁去”的凄惶，相濡以沫一辈子的伴侣，想留却留不住。“我们仨失散了”写的是钱锺书父女俩先后辞世那几年，八十多的杨老先生两头奔波照料，却还是不免失此又失彼，如梦境般的真实，自此，温馨不再，家变成了客栈。

这两部读来让人心累心伤，如果读完整本书，再结合平素读到的这个家庭的点点滴滴，就更能体会杨绛此时孤苦零丁的心境，因为这世上，只有他们仨，“不寻常的遇合”，之间才能产生杨老先生所期待的那份快乐。再进一步讲，也是因为杨绛和钱锺书都没有其它真正意义上的朋友，只有对方才是自己唯一的依托--他们实在太傲了，傲得没有谁他们能看得起，傲得别人不敢或不愿接近，傲得毫无必要，自讨苦吃。

比如钱锺书一九四一年因为清华的聘书没有收到，后来虽然当时的外文系主任陈福田亲自到钱府聘请，他仍然拒绝了，理由竟是：“清华既已决定聘钱锺书回校，聘书早该寄出了。迟迟不发，显然是不欢迎他。既然不受欢迎，何苦挨上去自讨没趣呢？”他本来也是期待着重回清华的，战乱连年，聘书寄丢了都十分可能，这又何必呢？自尊心高得不是时候。如果另有高就倒也罢了，却是拾人牙惠，到他老丈人的震旦女校接了两个钟点的课，令人费解。

相反地，对钱锺书一九三九年于西南联大在职英文教授期间，应聘蓝田师院英文系主任一事，书中解释则很详尽，先是说明是父命难违，后又是写了信给叶公超解释却没收到回信，钱锺书才万不得已地履新了，云云。电报遗失，阴差阳错，让他事后“无限抱愧”。事实如何？我是本着姑妄听之的态度。可能她写的都是真的，但一定有她没有写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