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Commodity Tax
商税
1.
Commodity Tax Expropriation and Legal Control during Ming Dynasty;
论明代商税征收及其法律控制
2.
During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commodity tax fluctuated periodically, which was caused mainly by frequent wars and natural disasters.
北宋时期,商税呈现明显的周期波动特征,引起北宋商税周期波动的主要因素是战争和自然灾害。
2) commodity tax
商品税
1.
Theoretically the most efficient commodity tax is neutral tax whose excessive burden is zero,but this is only an ideal condition which does not exist in reality.
理论上最有效率的商品税是超额负担为零的“中性”税收,然现实中并非如此。
2.
On the basis of the partial equilibrium theory,this paper draws support from the model of linear expenditure system(LES),and makes use of the cross section data and time series data to analyze the supply and demand elasticity of all kinds of consumables,and thus further demonstrates the truth about the tax burden of the commodity tax.
本文在对局部均衡理论体系进行逻辑梳理的基础上,借助线性支出系统(LES)模型,从计量经济学角度,运用横截面数据和时间序列数据分别对各类消费品的需求和供给弹性情况进行分析,从而进一步实证说明了商品税税负归宿的真实情况。
5)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taxes
工商税
1.
The assessment of the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taxes and the customs in the neighbourhood suburb of Hubei and Henan Province of Hua Zhong antifascists backup centers was collected during the was which was hard and terrible, when the enemy s power was strong while ours was weak.
华中抗日根据地鄂豫边区的工商税及关税的征收,是在艰苦卓绝的战争时期,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展开的。
6) commercial tax
商业税
1.
Abstract: The book of the Zhouli is a great work in the Pre - Qin days, in which the commercial tax system is of greatsignificance for us to study the commerial development in the Pre - Qin days especially in the Warring States.
［摘 要］《周礼》一书是先秦时期的重要著作，其中所记载的商业税收制度对于研究先秦商业特别是战国时期的商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补充资料：中国古代商税
指中国自先秦时期至明清历代政府对商品流通所征收的税。亦称租、课。狭义的商税指市税与关税；广义的商税包括山泽税、杂税课。但对盐、酒、茶等专卖商品所征的专税则另以专项列入国家财政收入，不包括在商税之内。
先秦 商税始于西周,最早是在市上征收,与使用市中地皮、度量衡器有关，尚非货物交易之税。山泽税亦已征收，但实质上是由使用国有自然资源而征的一种租。春秋时各诸侯国都征收商税：市税中除占用地皮、登记注籍等内容外，按商品交易额的一定比例征税，已成为主要部分。春秋初，在商业比较发达的国家已出现关税；春秋后期更普遍推行，不仅边境有关税，内地交通要道也多设卡抽税。山泽税仍在生产环节征课。关、市税的正常税率为2％,但往往提高，关税更常重征。战国时商税征收如前。唯秦国对外来商人免征关税,以示招徕,并借此换取各国商人对统一事业的支持。
两汉魏晋南北朝 秦统一后，在全国范围内取消关税。汉承秦制，关梁无阻。两汉商税主要是市税（或称市租）和山泽园池产品的征课。东汉末，军阀割据，各地又纷纷征收关税，税率颇重。曹魏时明令皆收什一之税，西晋照收关津之税和市租。
南北朝时北方政权重在田租收入，至北魏孝文帝时还未开征商税。北魏后期，始征市税。店舍分五等收税，并设入市税，一入市门就交一钱。北齐时"税关市舟车、山泽、盐铁、店肆轻重各有差"。但关税市租时征时罢，尚无定制。在南方，东晋和南朝政权则十分着力于商税的征收。市税的主要部分即按商品交易额征收之税，称为"市估"，有"输估"、"散估"之分。"凡货卖奴婢、马、牛、田宅有文券者,率钱一万输估四百入官,卖者三百，买者一百。无文券者，随物所堪，亦百分收四，名为散估"。输估兼有契税性质，开后世契税之先例。关税仍课十分之一。在津口渡头，以牛推轴托船过渡或以浮桥过渡者，征牛埭税或桁渡税。
隋唐 隋和唐前期，国家统一，再次废除关税，只收市卖之税。安史乱后，肃宗时有临时性的征收关税之事，谓之"埭程"。到德宗建中三年 （782），正式规定"诸道津要都会之所，皆置吏，阅商人财货，计钱每贯税二十文"，关津之税自此固定化。德宗时还征收竹木茶税（1/10）和间架税（房屋税）、除陌钱（一切交易的钱物收付都扣5％的税）,后因受强烈反对而不得不停罢。唐后期，地方也自置税场，征收过税。拥兵的藩镇，更设戍逻以征商贾。五代时各地诛求商税，为唐后期情况的延续和发展。
宋元 宋代商税分为住税、过税两项。住税为坐商住卖之税,税率3％，相当于过去的市税；过税为行商通过之税，税率2％,相当于过去的关税；商税收入除支付地方经费外全数上解中央。北宋前期,细碎物品免税,不准留难行旅，制止官吏勒索，但后来商税日趋苛烦，水产、五谷、竹木、书、纸、漆无不有税。北宋末致激起小生产者的反抗。南宋时，各地以重征为务，斗米束薪、零星菜茄也在收税之列，税额之外浮取更繁，致税场有"大小法场"之恶名。正税之外，还有经制钱、总制钱、月桩钱、版帐钱等杂税，大大增加了商民负担。
元代商税,常课税率二十取一,以后提高。另有各种"额外课"，如历日、契本、煤炭、鱼苗、漆、酵、荡柳、蒲苇、牙例、乳牛、羊皮等均有课；江河商船还要收船钞，税负苛重空前。
明清 明初减轻商税，三十取一,公布征税品名,零星物品和农具、书籍免税，竹木柴薪免抽分。但后来免税范围日益缩小。于关市正额商税外，为回笼贬值中的纸币，于宣德四年（1429）增加"市肆门摊税"，令全国重要城中的店铺,依其营业种类以钞纳税。同年开始,在运河沿岸设立钞关，以钞征收船料税（按船大小计征），又称钞关税。其后纸币继续贬值，由收钞而来的这两种新税都改收银两，不予取消。此外，各地还设河泊所征收鱼课。明中叶在北京九个城门征收门税，并设工关收税，恢复竹木抽分。开矿则按三十分之二或按承包额纳税。至万历中更派出太监为税监矿监，于各地密设税卡，重征叠税，乱指矿脉，横征暴敛，以致酿成连绵不断的城市民变。
清初一度减轻商税，禁止各关违例征收及迟延勒索之弊，乾隆时还整顿税关，多次减免关税，减轻市税性质的落地税。但中叶后吏治大坏，贪污盛行，税官胥吏需索，花样百出，杂敛多于正课。
商税的变化及其流弊 在中国历史上，商税由征于市而税及关，而且关税愈益受到注意，这是地区间贸易日益发展的反映。市税则由征于城而税及乡，并且后者数额愈益增多，这是商业向农村深入发展的结果。由轻而重，大凡各王朝新建，商税一时能有所减轻，尚有利于中小商人的经营和商业的发展；以后政治腐败，财政困难，商税日益加重，阻碍了商品正常的流通，以至加剧社会矛盾。这已成为一种有规律的历史现象。
为征收商税，历代都有专设的税务机构，对收税官吏"悬之利禄，许以功报"。奖惩之制，比较之法，也益严密。有时更实行包税制，由私人以家财作保，立额包征。如南朝的市估津埭税以至鱼税都有由包税人征收的。包税人相互竞争，增额求包,将负担转嫁给商民,更加重了商税的弊病。宋代在农村征收的商税占到全部商税收入的半数。这部分税收（坊场钱）也包给私人，称为"扑买"，其弊亦很严重。
宋以来商税在财政收入中占重要地位。北宋仁宗庆历五年（1045），商税年收1970万贯，大于盐课和酒课收入。元天历时诸路商税（不包括额外课）收入共达93.9万余锭（一锭合银50两）。清中叶常关税定额 400万两，工关税40万两，落地税85万两，再加芦课、鱼课、矿课，契、牙、当税等，共收入580余万两,但实际征收远远超过定额，有人估计不下六七千万两。
先秦 商税始于西周,最早是在市上征收,与使用市中地皮、度量衡器有关，尚非货物交易之税。山泽税亦已征收，但实质上是由使用国有自然资源而征的一种租。春秋时各诸侯国都征收商税：市税中除占用地皮、登记注籍等内容外，按商品交易额的一定比例征税，已成为主要部分。春秋初，在商业比较发达的国家已出现关税；春秋后期更普遍推行，不仅边境有关税，内地交通要道也多设卡抽税。山泽税仍在生产环节征课。关、市税的正常税率为2％,但往往提高，关税更常重征。战国时商税征收如前。唯秦国对外来商人免征关税,以示招徕,并借此换取各国商人对统一事业的支持。
两汉魏晋南北朝 秦统一后，在全国范围内取消关税。汉承秦制，关梁无阻。两汉商税主要是市税（或称市租）和山泽园池产品的征课。东汉末，军阀割据，各地又纷纷征收关税，税率颇重。曹魏时明令皆收什一之税，西晋照收关津之税和市租。
南北朝时北方政权重在田租收入，至北魏孝文帝时还未开征商税。北魏后期，始征市税。店舍分五等收税，并设入市税，一入市门就交一钱。北齐时"税关市舟车、山泽、盐铁、店肆轻重各有差"。但关税市租时征时罢，尚无定制。在南方，东晋和南朝政权则十分着力于商税的征收。市税的主要部分即按商品交易额征收之税，称为"市估"，有"输估"、"散估"之分。"凡货卖奴婢、马、牛、田宅有文券者,率钱一万输估四百入官,卖者三百，买者一百。无文券者，随物所堪，亦百分收四，名为散估"。输估兼有契税性质，开后世契税之先例。关税仍课十分之一。在津口渡头，以牛推轴托船过渡或以浮桥过渡者，征牛埭税或桁渡税。
隋唐 隋和唐前期，国家统一，再次废除关税，只收市卖之税。安史乱后，肃宗时有临时性的征收关税之事，谓之"埭程"。到德宗建中三年 （782），正式规定"诸道津要都会之所，皆置吏，阅商人财货，计钱每贯税二十文"，关津之税自此固定化。德宗时还征收竹木茶税（1/10）和间架税（房屋税）、除陌钱（一切交易的钱物收付都扣5％的税）,后因受强烈反对而不得不停罢。唐后期，地方也自置税场，征收过税。拥兵的藩镇，更设戍逻以征商贾。五代时各地诛求商税，为唐后期情况的延续和发展。
宋元 宋代商税分为住税、过税两项。住税为坐商住卖之税,税率3％，相当于过去的市税；过税为行商通过之税，税率2％,相当于过去的关税；商税收入除支付地方经费外全数上解中央。北宋前期,细碎物品免税,不准留难行旅，制止官吏勒索，但后来商税日趋苛烦，水产、五谷、竹木、书、纸、漆无不有税。北宋末致激起小生产者的反抗。南宋时，各地以重征为务，斗米束薪、零星菜茄也在收税之列，税额之外浮取更繁，致税场有"大小法场"之恶名。正税之外，还有经制钱、总制钱、月桩钱、版帐钱等杂税，大大增加了商民负担。
元代商税,常课税率二十取一,以后提高。另有各种"额外课"，如历日、契本、煤炭、鱼苗、漆、酵、荡柳、蒲苇、牙例、乳牛、羊皮等均有课；江河商船还要收船钞，税负苛重空前。
明清 明初减轻商税，三十取一,公布征税品名,零星物品和农具、书籍免税，竹木柴薪免抽分。但后来免税范围日益缩小。于关市正额商税外，为回笼贬值中的纸币，于宣德四年（1429）增加"市肆门摊税"，令全国重要城中的店铺,依其营业种类以钞纳税。同年开始,在运河沿岸设立钞关，以钞征收船料税（按船大小计征），又称钞关税。其后纸币继续贬值，由收钞而来的这两种新税都改收银两，不予取消。此外，各地还设河泊所征收鱼课。明中叶在北京九个城门征收门税，并设工关收税，恢复竹木抽分。开矿则按三十分之二或按承包额纳税。至万历中更派出太监为税监矿监，于各地密设税卡，重征叠税，乱指矿脉，横征暴敛，以致酿成连绵不断的城市民变。
清初一度减轻商税，禁止各关违例征收及迟延勒索之弊，乾隆时还整顿税关，多次减免关税，减轻市税性质的落地税。但中叶后吏治大坏，贪污盛行，税官胥吏需索，花样百出，杂敛多于正课。
商税的变化及其流弊 在中国历史上，商税由征于市而税及关，而且关税愈益受到注意，这是地区间贸易日益发展的反映。市税则由征于城而税及乡，并且后者数额愈益增多，这是商业向农村深入发展的结果。由轻而重，大凡各王朝新建，商税一时能有所减轻，尚有利于中小商人的经营和商业的发展；以后政治腐败，财政困难，商税日益加重，阻碍了商品正常的流通，以至加剧社会矛盾。这已成为一种有规律的历史现象。
为征收商税，历代都有专设的税务机构，对收税官吏"悬之利禄，许以功报"。奖惩之制，比较之法，也益严密。有时更实行包税制，由私人以家财作保，立额包征。如南朝的市估津埭税以至鱼税都有由包税人征收的。包税人相互竞争，增额求包,将负担转嫁给商民,更加重了商税的弊病。宋代在农村征收的商税占到全部商税收入的半数。这部分税收（坊场钱）也包给私人，称为"扑买"，其弊亦很严重。
宋以来商税在财政收入中占重要地位。北宋仁宗庆历五年（1045），商税年收1970万贯，大于盐课和酒课收入。元天历时诸路商税（不包括额外课）收入共达93.9万余锭（一锭合银50两）。清中叶常关税定额 400万两，工关税40万两，落地税85万两，再加芦课、鱼课、矿课，契、牙、当税等，共收入580余万两,但实际征收远远超过定额，有人估计不下六七千万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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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词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