补充资料："两个口号"的论争

    　　"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两个口号之间的论争的简称。是抗日战争前夕，革命作家内部就如何建立文艺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展开的一场论争。
　　
　　鉴于民族危机日益严重,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在长征路上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同年8月,共产国际召开"七大"，季米特洛夫和王明都在会上作了报告，要求建立国际统一战线,反对法西斯主义。根据这种新的形势和新的任务,从1935年冬天开始，在革命文艺界，提出了"国防文学"、"国难文学"、"民族自卫文学"等口号。1936年春，各左翼文艺团体相继自动解散，"国防文学"口号逐渐为多数人所接受，同时又相应地产生了"国防戏剧"、"国防音乐"、"国防电影"等口号。这时候,徐行连发两篇文章,不同意"国防文学"口号,认为"国防文学"的"'理论家'已经陷在爱国主义的污池里面"（《我们现在需要什么文学》）。6月1日，胡风发表《人民大众向文学要求什么？》，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据鲁迅后来讲，这个口号是鲁迅和几个人(包括冯雪峰、茅盾、胡风等)商议之后提出来的。接着,周扬、鲁迅、茅盾等也陆续发表文章，展开"两个口号"的激烈论争。在上海,几乎所有的进步报刊都卷入了,北平以及东京等地的革命作家亦纷纷表态。10月，鲁迅逝世以后，大规模的论争基本平息。
　　
　　论争的原因首先是由于党的策略的转变，即由国共分裂到争取建立联合战线的转变。当时上海的革命文艺界因为与中共中央失去联系，不可能及时地全面地领会这个重大决策的变化，各人的理解不同，行动也有差别。还因为30年代左翼文艺界内部本来就有宗派主义；形势的变化和解散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等团体引起的隔阂，进一步激化了这种矛盾，扩大了这种分歧。
　　
　　论争双方在要不要实行策略转变，要不要在全国、在文艺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问题上，基本没有分歧。分歧发生在如何建立统一战线问题上。
　　
　　关于"两个口号"的关系，周扬、郭沫若、徐懋庸等认为，"国防文学"口号提出最早，理论正确，在群众中已有广泛影响，它应该成为统一战线的口号；在它之外再提什么口号，是不妥当不正确的，是自外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同意这种观点的人还说，即便"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可以成立，它也不能作为统一战线的口号，不能对所有的人都这么要求，它只能是左翼作家的口号。鲁迅认为"两个口号"可以并存，以便互相补充。他说："我以为在抗日战线上是任何抗日力量都应当欢迎的，同时在文学上也应当容许各人提出新的意见来讨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比"国防文学""意义更明确，更深刻，更有内容。"它是一个总口号，各派都适用，"国防文学"可作为我们目前文学运动的具体口号之一，因为它"颇通俗，已经有很多人听惯，它能扩大我们政治的和文学的影响"（《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
　　
　　关于如何坚持统一战线，即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的地位和作用的问题。一种意见认为，在新形势下，不管提出什么口号，决不能放弃无产阶级的阶级领导的责任，"而是将它的责任更加重，更放大，重到和大到要使全民族，不分阶级和党派，一致去对外"（鲁迅《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也"丝毫不看轻进步的世界观的烛照的作用"（周扬《关于国防文学》）。就是说，作家们在抗日问题上的联合是无条件的，但对左翼作家来说，却不能放弃革命的传统，忘了无产阶级的领导责任，放弃独立自主是错误的。另外一种意见则认为，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当主体是必要的，但不必在口头上争，应以实际工作去获得。在文化界还有人说，谁是主体并不是特定的，领导权不应为谁所专有，应该各派共同负责，谁工作努力谁就可以争取到领导权，就自然成为主体。
　　
　　关于写什么，以什么为旗帜。一种意见认为，"国防的主题应当成为汉奸以外的一切作家的作品之最中心的主题"(周扬《关于国防文学》)。在发挥这个论点时，有人甚至讲到不是国防文学就是汉奸文学。鲁迅、郭沫若等则认为，"国防文学"应该作为作家关系问题的旗帜，不要作为写什么的创作口号。我们要一切不愿当汉奸的作家在抗日救亡的旗帜之下联合起来，不管原先是什么人，只要不愿当汉奸，就团结到一条战线上；至于创作，写什么都可以。最好与国防有关，不写直接与国防有关的人事也无妨。不过，应该互相批评，无产阶级保留批评的权利。
　　
　　论争的有关文章，当时就汇编成《现阶段的文学论战》、《国防文学论战》、《现阶段的中国文艺问题》等书，1982年出版的《"两个口号"论争资料选编》搜集的资料比较齐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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