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mordern metallurgical industry in China
中国近代冶金工业
5) modern machine building-industry in China
中国近代机械工业
补充资料:中国近代冶金工业
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近代冶金工业在急剧变化的历史时期中发展,经历了由手工业小生产到机器工业大生产,由传统技术到西方近代冶金技术的转变过程。
古代中国曾经创造一整套传统的冶金技术,在世界上长期处于领先的地位(见冶金史)。18世纪以来,欧洲出现近代高炉技术,以及包括转炉、平炉、电炉在内的近代炼钢技术,蒸汽机带动的轧钢机和各种有色金属的电解技术,使金属的产量和质量都有很大的提高,古代传统冶金技术相形见绌。因此,采用传统技术的中国冶金业向采用西方先进技术的近代冶金工业发展是必然的。
近代钢铁工业的兴起 19世纪下半叶清政府发展近代军事工业,制枪炮、造战舰,大量输入西方国家生产的钢铁。1867年进口钢11万担(约8250吨),1885年达120万担(约9万吨),1891年增加到173万担(约13万吨),进口钢逐渐占据了中国的市场,使传统的冶铁业难以维持生产。19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官办工业从军事工业扩展到民用工业。由于钢铁消费量的增加,近代矿冶工业的兴起就成为时代的需要。
1871年,福州船政局所属铁厂首先采用新的钢铁加工技术:安装吊车,铸造大型汽缸;购置3吨汽锤,锻造大车轴;建立拉铁(轧钢)厂,轧制15毫米以下的造船钢板和6~120毫米圆钢、方铁。1886年,贵州巡抚潘霨创办青谿铁厂,先用土炉,后从英国订购熟铁炉18座、1吨贝塞麦炉2座、轧板机1架、轧条机13架,1888年安装完毕。终因清廷腐败,缺乏资金、铁矿石和煤,又不善于经营,无人精通技术,而于1893年停办。这是兴办近代钢铁厂的一次尝试。1890年,上海江南机器制造总局(简称"江南制造总局"或"江南制造局")建成中国第一座3吨炼钢平炉,后又建成了一座15吨炼钢平炉(图1)。同年,湖广总督张之洞主持兴建湖北汉阳铁厂和大冶铁矿,这是中国也是远东第一座近代钢铁联合企业,它的建成标志着中国近代钢铁工业的兴起。
汉阳铁厂于1894年建成投产,有248立方米(日产生铁100吨左右)高炉2座(图2)、8吨酸性转炉2座、10吨平炉 1座(图3),钢轨厂有800毫米轧机,还有铁货厂、熟铁厂、机器厂、铸铁厂、打铁厂、造鱼尾板道钉厂、自备电厂和轮船、码头,总投资为 546万两白银。汉阳铁厂初期资金不足,经营不善,焦炭无着,产品质量低劣。1896年招股 200万两白银,由官办改为官督商办,1898年投资建设萍乡煤矿。1902年进行拆转炉建平炉等技术改造后,产品质量有较大提高,曾远销美国、日本,并为国内修建铁路提供了钢轨和零件近6万吨。在兴建汉阳铁厂的同时,张之洞还从德国购买采矿设备,建设大冶铁矿,铺设了30多公里轻便铁路,使之成为中国第一个用近代技术开采的露天铁矿。该矿于1891年开始生产铁矿石,年产4万吨;1896~1934年共采铁矿石1200万吨,其中 340万吨供汉阳铁厂,860 万吨运往日本。萍乡煤矿从唐、宋到清代曾用土法开采。1898年设"萍乡煤矿局",年生产能力达90万吨。1908年产煤40万吨、焦炭18万吨。
1908年,汉阳铁厂、大冶铁矿、萍乡煤矿联合组成汉冶萍煤铁厂矿公司,改由商办,并新建 150吨混铁炉,生产有了进一步发展。1910年新建477立方米(日产生铁250吨左右)的第 3高炉出铁。1909~1911年建成30吨平炉4座。辛亥革命后,在大冶石灰窑新建铁厂,有高炉(每炉日产铁450吨左右)2座;汉阳铁厂又建477立方米的第4号高炉和30吨的7号平炉,并相应扩大了萍乡煤矿和大冶铁矿的生产。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钢铁价格猛涨,汉冶萍一度兴盛。战后钢铁价格暴跌,汉冶萍靠借贷维持,从此衰落。(见彩图)
近代钢铁工业的发展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除汉冶萍有较大发展外,本溪、鞍山、上海、阳泉和石景山等地的钢铁工厂也先后起步。
1915年"本溪湖煤铁股份公司"开工生产,至1917年有300立方米高炉2座,后又增加小高炉(每炉日产铁20吨左右)2座,冶炼优质生铁。1916年中日在鞍山合办"振兴铁矿无限公司"。1918年正式开办"鞍山制铁所",有515立方米高炉2座,后又建炼焦炉4座和693立方米高炉1座。1917年山西阳泉建立保晋铁厂,有日产20吨生铁的小高炉1座。1918年上海和兴化铁厂(今上海第三钢铁厂前身),先后建立10吨和25吨小高炉共2座,10吨平炉2座和轧钢机一套。扬子机器公司在武汉谌家矶建立日产铁约100吨的高炉1座。1919年龙烟铁矿筹建石景山铁厂,1920年一号高炉开工建设。以上钢铁企业建立后,1920年全国铁产量达43万吨,钢产量6.8万吨。1923年东北兵工厂建电炉1座,这是中国早期的炼钢电炉之一。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了中国东北地区;1937年"七七"事变后,又侵占了华北、华中、华东等广大地区。他们对这些地区的矿产资源,大肆掠夺。1931年开始经营庙儿沟铁矿,建200吨、180吨高炉各 1座,炼铁能力达到年产13万吨。1933年,日本在鞍山成立昭和制钢所,1935年它新建的第一炼钢厂(有100吨平炉4座)出钢,1937年又添建150吨平炉 2座,此外,昭和制钢所的第二选矿厂、第一轧钢厂、大型轧钢厂、小型轧钢厂、薄板厂和4号高炉等也陆续投产,1937年产量为生铁70万吨、钢50万吨、钢材28.5万吨。在鞍山地区,除昭和制钢所外,还有中型轧钢厂、无缝钢管厂、铸管厂、钢管厂、钢丝厂、镀锌厂、耐火材料厂、机械厂、中板厂等,也是日本帝国主义控制的。1937年,北京、天津、唐山、阳泉等地也新建或改建了钢铁厂。
抗日战争期间,一部分钢铁厂与汉阳铁厂、六河沟铁厂和上海炼钢厂的主要设备一起拆迁到内地,并添置一些小型设备,在四川、云南等地建设一批钢铁厂。1938~1945年,国民党统治区共生产生铁41.3万吨、钢4.5万吨。其中最高年产量为1942年的7.8万吨生铁、1944年的1.3万吨钢。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采用古代传统冶金技术和近代冶金技术发展小型钢铁工业,生产武器弹药。抗日战争时期主要用土高炉和坩埚炼铁。1938年在晋东南地区武乡县建立鞞山铁厂生产犁铧和铁锅。1939年改名八路军总部军工部柳沟铁厂,高原任厂长,用土法炼铁生产手榴弹和地雷等,并初步采用韧化处理技术(俗称焖火),处理白口铁的炮弹壳,以制成炮弹。1944年陆达任柳沟铁厂厂长,进一步改进韧化处理技术,改善了炮弹壳的切削加工性能,提高其韧性。1942年春,徐驰、沈鸿等在延安主持修建了解放区第一座近代小高炉,冬季投产,日产1吨铸造生铁,后迁到山西临县招贤镇。1946年晋冀鲁豫军工部,调派该部第四厂厂长陆达、建设委员会主任陈志坚等在屯留县故县村经办铁厂(今长治钢铁厂前身),在长治附城建立一座有简易管式热风炉的小高炉,进行炼铁试验和人员培训。后在故县建设一座近代高炉,1947年从阳泉铁厂拆迁来二号高炉的设备,加速该高炉的建成,1948年初出铁,当年产铁6500多吨;又在故县周围的西沟村修建简易耐火材料厂,在枣臻村建成解放区第一座10孔小焦炉,日产焦炭60吨。1947年晋察冀军区派徐驰、郭际、祁光等着手恢复阳泉铁厂一、三号高炉,1948年初投产,当年产铁7200多吨。解放区钢铁工业虽然规模不大,设备简陋,但有力地支援了革命战争,造就了一批技术和管理干部。
中国近代钢铁工业的特点是具有典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一直不能迅速发展,处在落后地位。其具体表现是:①发展慢,产量低,长期为官僚资本和帝国主义所垄断。从1895~1931年,全国最高年产量,铁未超过50万吨,钢未超过10万吨。这一时期主要企业是汉冶萍煤铁厂矿公司,它在1895~1922年累计的钢产量占全国同期钢产量的75%以上。从1932~1948年,全国最高年产量,铁未超过180万吨,钢未超过100万吨,其中主要企业则是日本帝国主义垄断下的昭和制钢所。它在1935~1944年累计的钢产量占全国同期钢产量的90%以上。中国沦陷区的钢铁工业主要受日本帝国主义的控制和垄断,所生产的钢铁用于支持侵略战争,制造屠杀中国人民的武器。②地区分布不合理。大部分钢铁厂都建在沿海省市。1943年东北地区钢产量占全国94.5%,生铁占88%,钢材占95%。③冶金工业内部比例不平衡,设备不配套,成为帝国主义国家掠夺原料和初级产品的半殖民地工业。1943年,以铁矿生产金属含量为 100计算,则生铁只有59.2、钢为48.2、钢材仅为35.8。④技术和管理人才奇缺,管理不善,贪污浪费严重,连汉冶萍这样的大厂都不能免遭破产。⑤一些小厂设备陈旧,技术落后,劳动条件恶劣。许多矿山仍用手工开采和人力运输,能冶炼的钢种只有100多个,主要是普通碳素钢,轧制的钢材品种也很少。1943年昭和制钢所高炉利用系数不到0.6,平炉利用系数只有2左右。1943年是1949年以前中国钢产量最高年份,在世界上只占第16位。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和国民党反动派发动的内战的破坏,1949年生产钢铁的企业只有19个,能开工的高炉9座、平炉12座、电炉22座、年产钢仅15.8万吨,在世界上居第26位(见附表)。
近代有色金属工业 19世纪末清政府鼓励商民投资办矿,发展有色金属工业。20世纪以来,在铜、铅、锌、锡、金、银、汞等传统有色金属业中逐步采用近代技术,同时开发钨、锑等资源。
铜业 1874年云南东川铜矿恢复生产,1888~1906年用传统鼓风炉炼铜,平均年产粗铜812.5吨,含铜85~90%。1906年炼出了精铜。1911年四川彭县铜矿开始生产精铜。1912年云南会泽设冶炼厂,用反射炉精炼出含铜99.5%的精铜。1938年后在四川和云南建电解铜厂。1938年全国年产精铜 580吨。1940年电解铜年产1240吨。1945年后全国较大炼铜企业有东北金属矿业公司沈阳冶炼厂、台湾金铜矿务局和滇北矿务局。
铅锌业 湖南水口山是近代开采规模最大的铅锌矿,1904年采用新法开采,1906年建设老鸦巢斜井,1909年建成新式选厂。铅一般用小型鼓风炉或土炉冶炼。1930年在长沙建成新式炼铅厂,炼出了99.99%的纯铅。1924年四川会理也用新法开采铅锌。1938年东川铜矿设铅锌冶炼车间。在东北地区开采的铅锌矿有吉林天宝山、辽宁杨家杖子、青城子等。
锡矿 近代锡矿主要采自云南、广西、广东、湖南等省。其中云南个旧开采最早,1889年开始向国外出口锡。1909年云南成立个旧锡务公司,购置洗选、冶炼、动力、索道等新式设备。1910年该公司建设马拉格新选厂和个旧新式炼锡鼓风炉和反射炉;1927年建马拉格近代竖井,1943年创造了调温结晶法提炼纯锡,其纯度达99.5%。1941年全国产纯锡1.5万吨。
钨业 20世纪初江西、湖南、广东等地已陆续发现和开采钨矿。1918年年产钨砂9872吨,出口9479吨,1937年产钨砂13991吨。
锑业 湖南新化是近代锑矿的主要产地。1894年长沙大成公司使用新法炼锑,1897年湖南官矿总局设新化锑矿局开采锡矿山锑矿,1908年华昌炼锑公司用挥发烘砂法从低品位矿砂中炼出纯锑。从此这种炼锑方法在湖南各产区普遍使用,1938年全国产锑近2万吨。
汞业 贵州铜仁于1899年用新法开采汞矿,1901年建竖炉炼汞,1925年全国汞的年产量达400吨。
金业 19世纪末期以来,黑龙江漠河;奉天通化、桓仁,吉林三姓,直隶迁安,热河建平,山东平度、招远、沂水;四川冕宁,湖南平江黄金洞等金矿相继开采。1889年湖南平江县最早购置新法洗金机,1896年广西桂县使用新法熔炼金矿,山东招远、平度,广东增城也都用新法采金、炼金。
中国近代有色金属工业能够生产的金属品种很少,主要是冶炼粗金属,甚至以矿砂(如钨砂)形式大量出口,生产规模小,工艺落后。1949年生产的企业只有几十个,职工几万人。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解放区为支援革命战争,逐步恢复并发展有色金属工业生产。1947年成立金矿局、1948年成立东北有色金属管理局,李华任局长,孙鸿儒任副局长兼夹皮沟金矿局局长。该矿用汞齐法从硫化铜、硫化铁矿中提取黄金,1948年黄金产量超过万两。沈阳冶炼厂、葫芦岛竖缶炼锌厂、选矿药剂厂和苏家屯有色金属加工厂也先后恢复生产。1949年以后,中国有色金属工业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
参考书目
顾琅:《中国十大厂矿调查记》,商务印书馆,上海,1916。
严中平等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科学出版社,北京,1955。
古代中国曾经创造一整套传统的冶金技术,在世界上长期处于领先的地位(见冶金史)。18世纪以来,欧洲出现近代高炉技术,以及包括转炉、平炉、电炉在内的近代炼钢技术,蒸汽机带动的轧钢机和各种有色金属的电解技术,使金属的产量和质量都有很大的提高,古代传统冶金技术相形见绌。因此,采用传统技术的中国冶金业向采用西方先进技术的近代冶金工业发展是必然的。
近代钢铁工业的兴起 19世纪下半叶清政府发展近代军事工业,制枪炮、造战舰,大量输入西方国家生产的钢铁。1867年进口钢11万担(约8250吨),1885年达120万担(约9万吨),1891年增加到173万担(约13万吨),进口钢逐渐占据了中国的市场,使传统的冶铁业难以维持生产。19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官办工业从军事工业扩展到民用工业。由于钢铁消费量的增加,近代矿冶工业的兴起就成为时代的需要。
1871年,福州船政局所属铁厂首先采用新的钢铁加工技术:安装吊车,铸造大型汽缸;购置3吨汽锤,锻造大车轴;建立拉铁(轧钢)厂,轧制15毫米以下的造船钢板和6~120毫米圆钢、方铁。1886年,贵州巡抚潘霨创办青谿铁厂,先用土炉,后从英国订购熟铁炉18座、1吨贝塞麦炉2座、轧板机1架、轧条机13架,1888年安装完毕。终因清廷腐败,缺乏资金、铁矿石和煤,又不善于经营,无人精通技术,而于1893年停办。这是兴办近代钢铁厂的一次尝试。1890年,上海江南机器制造总局(简称"江南制造总局"或"江南制造局")建成中国第一座3吨炼钢平炉,后又建成了一座15吨炼钢平炉(图1)。同年,湖广总督张之洞主持兴建湖北汉阳铁厂和大冶铁矿,这是中国也是远东第一座近代钢铁联合企业,它的建成标志着中国近代钢铁工业的兴起。
汉阳铁厂于1894年建成投产,有248立方米(日产生铁100吨左右)高炉2座(图2)、8吨酸性转炉2座、10吨平炉 1座(图3),钢轨厂有800毫米轧机,还有铁货厂、熟铁厂、机器厂、铸铁厂、打铁厂、造鱼尾板道钉厂、自备电厂和轮船、码头,总投资为 546万两白银。汉阳铁厂初期资金不足,经营不善,焦炭无着,产品质量低劣。1896年招股 200万两白银,由官办改为官督商办,1898年投资建设萍乡煤矿。1902年进行拆转炉建平炉等技术改造后,产品质量有较大提高,曾远销美国、日本,并为国内修建铁路提供了钢轨和零件近6万吨。在兴建汉阳铁厂的同时,张之洞还从德国购买采矿设备,建设大冶铁矿,铺设了30多公里轻便铁路,使之成为中国第一个用近代技术开采的露天铁矿。该矿于1891年开始生产铁矿石,年产4万吨;1896~1934年共采铁矿石1200万吨,其中 340万吨供汉阳铁厂,860 万吨运往日本。萍乡煤矿从唐、宋到清代曾用土法开采。1898年设"萍乡煤矿局",年生产能力达90万吨。1908年产煤40万吨、焦炭18万吨。
1908年,汉阳铁厂、大冶铁矿、萍乡煤矿联合组成汉冶萍煤铁厂矿公司,改由商办,并新建 150吨混铁炉,生产有了进一步发展。1910年新建477立方米(日产生铁250吨左右)的第 3高炉出铁。1909~1911年建成30吨平炉4座。辛亥革命后,在大冶石灰窑新建铁厂,有高炉(每炉日产铁450吨左右)2座;汉阳铁厂又建477立方米的第4号高炉和30吨的7号平炉,并相应扩大了萍乡煤矿和大冶铁矿的生产。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钢铁价格猛涨,汉冶萍一度兴盛。战后钢铁价格暴跌,汉冶萍靠借贷维持,从此衰落。(见彩图)
近代钢铁工业的发展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除汉冶萍有较大发展外,本溪、鞍山、上海、阳泉和石景山等地的钢铁工厂也先后起步。
1915年"本溪湖煤铁股份公司"开工生产,至1917年有300立方米高炉2座,后又增加小高炉(每炉日产铁20吨左右)2座,冶炼优质生铁。1916年中日在鞍山合办"振兴铁矿无限公司"。1918年正式开办"鞍山制铁所",有515立方米高炉2座,后又建炼焦炉4座和693立方米高炉1座。1917年山西阳泉建立保晋铁厂,有日产20吨生铁的小高炉1座。1918年上海和兴化铁厂(今上海第三钢铁厂前身),先后建立10吨和25吨小高炉共2座,10吨平炉2座和轧钢机一套。扬子机器公司在武汉谌家矶建立日产铁约100吨的高炉1座。1919年龙烟铁矿筹建石景山铁厂,1920年一号高炉开工建设。以上钢铁企业建立后,1920年全国铁产量达43万吨,钢产量6.8万吨。1923年东北兵工厂建电炉1座,这是中国早期的炼钢电炉之一。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了中国东北地区;1937年"七七"事变后,又侵占了华北、华中、华东等广大地区。他们对这些地区的矿产资源,大肆掠夺。1931年开始经营庙儿沟铁矿,建200吨、180吨高炉各 1座,炼铁能力达到年产13万吨。1933年,日本在鞍山成立昭和制钢所,1935年它新建的第一炼钢厂(有100吨平炉4座)出钢,1937年又添建150吨平炉 2座,此外,昭和制钢所的第二选矿厂、第一轧钢厂、大型轧钢厂、小型轧钢厂、薄板厂和4号高炉等也陆续投产,1937年产量为生铁70万吨、钢50万吨、钢材28.5万吨。在鞍山地区,除昭和制钢所外,还有中型轧钢厂、无缝钢管厂、铸管厂、钢管厂、钢丝厂、镀锌厂、耐火材料厂、机械厂、中板厂等,也是日本帝国主义控制的。1937年,北京、天津、唐山、阳泉等地也新建或改建了钢铁厂。
抗日战争期间,一部分钢铁厂与汉阳铁厂、六河沟铁厂和上海炼钢厂的主要设备一起拆迁到内地,并添置一些小型设备,在四川、云南等地建设一批钢铁厂。1938~1945年,国民党统治区共生产生铁41.3万吨、钢4.5万吨。其中最高年产量为1942年的7.8万吨生铁、1944年的1.3万吨钢。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采用古代传统冶金技术和近代冶金技术发展小型钢铁工业,生产武器弹药。抗日战争时期主要用土高炉和坩埚炼铁。1938年在晋东南地区武乡县建立鞞山铁厂生产犁铧和铁锅。1939年改名八路军总部军工部柳沟铁厂,高原任厂长,用土法炼铁生产手榴弹和地雷等,并初步采用韧化处理技术(俗称焖火),处理白口铁的炮弹壳,以制成炮弹。1944年陆达任柳沟铁厂厂长,进一步改进韧化处理技术,改善了炮弹壳的切削加工性能,提高其韧性。1942年春,徐驰、沈鸿等在延安主持修建了解放区第一座近代小高炉,冬季投产,日产1吨铸造生铁,后迁到山西临县招贤镇。1946年晋冀鲁豫军工部,调派该部第四厂厂长陆达、建设委员会主任陈志坚等在屯留县故县村经办铁厂(今长治钢铁厂前身),在长治附城建立一座有简易管式热风炉的小高炉,进行炼铁试验和人员培训。后在故县建设一座近代高炉,1947年从阳泉铁厂拆迁来二号高炉的设备,加速该高炉的建成,1948年初出铁,当年产铁6500多吨;又在故县周围的西沟村修建简易耐火材料厂,在枣臻村建成解放区第一座10孔小焦炉,日产焦炭60吨。1947年晋察冀军区派徐驰、郭际、祁光等着手恢复阳泉铁厂一、三号高炉,1948年初投产,当年产铁7200多吨。解放区钢铁工业虽然规模不大,设备简陋,但有力地支援了革命战争,造就了一批技术和管理干部。
中国近代钢铁工业的特点是具有典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一直不能迅速发展,处在落后地位。其具体表现是:①发展慢,产量低,长期为官僚资本和帝国主义所垄断。从1895~1931年,全国最高年产量,铁未超过50万吨,钢未超过10万吨。这一时期主要企业是汉冶萍煤铁厂矿公司,它在1895~1922年累计的钢产量占全国同期钢产量的75%以上。从1932~1948年,全国最高年产量,铁未超过180万吨,钢未超过100万吨,其中主要企业则是日本帝国主义垄断下的昭和制钢所。它在1935~1944年累计的钢产量占全国同期钢产量的90%以上。中国沦陷区的钢铁工业主要受日本帝国主义的控制和垄断,所生产的钢铁用于支持侵略战争,制造屠杀中国人民的武器。②地区分布不合理。大部分钢铁厂都建在沿海省市。1943年东北地区钢产量占全国94.5%,生铁占88%,钢材占95%。③冶金工业内部比例不平衡,设备不配套,成为帝国主义国家掠夺原料和初级产品的半殖民地工业。1943年,以铁矿生产金属含量为 100计算,则生铁只有59.2、钢为48.2、钢材仅为35.8。④技术和管理人才奇缺,管理不善,贪污浪费严重,连汉冶萍这样的大厂都不能免遭破产。⑤一些小厂设备陈旧,技术落后,劳动条件恶劣。许多矿山仍用手工开采和人力运输,能冶炼的钢种只有100多个,主要是普通碳素钢,轧制的钢材品种也很少。1943年昭和制钢所高炉利用系数不到0.6,平炉利用系数只有2左右。1943年是1949年以前中国钢产量最高年份,在世界上只占第16位。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和国民党反动派发动的内战的破坏,1949年生产钢铁的企业只有19个,能开工的高炉9座、平炉12座、电炉22座、年产钢仅15.8万吨,在世界上居第26位(见附表)。
近代有色金属工业 19世纪末清政府鼓励商民投资办矿,发展有色金属工业。20世纪以来,在铜、铅、锌、锡、金、银、汞等传统有色金属业中逐步采用近代技术,同时开发钨、锑等资源。
铜业 1874年云南东川铜矿恢复生产,1888~1906年用传统鼓风炉炼铜,平均年产粗铜812.5吨,含铜85~90%。1906年炼出了精铜。1911年四川彭县铜矿开始生产精铜。1912年云南会泽设冶炼厂,用反射炉精炼出含铜99.5%的精铜。1938年后在四川和云南建电解铜厂。1938年全国年产精铜 580吨。1940年电解铜年产1240吨。1945年后全国较大炼铜企业有东北金属矿业公司沈阳冶炼厂、台湾金铜矿务局和滇北矿务局。
铅锌业 湖南水口山是近代开采规模最大的铅锌矿,1904年采用新法开采,1906年建设老鸦巢斜井,1909年建成新式选厂。铅一般用小型鼓风炉或土炉冶炼。1930年在长沙建成新式炼铅厂,炼出了99.99%的纯铅。1924年四川会理也用新法开采铅锌。1938年东川铜矿设铅锌冶炼车间。在东北地区开采的铅锌矿有吉林天宝山、辽宁杨家杖子、青城子等。
锡矿 近代锡矿主要采自云南、广西、广东、湖南等省。其中云南个旧开采最早,1889年开始向国外出口锡。1909年云南成立个旧锡务公司,购置洗选、冶炼、动力、索道等新式设备。1910年该公司建设马拉格新选厂和个旧新式炼锡鼓风炉和反射炉;1927年建马拉格近代竖井,1943年创造了调温结晶法提炼纯锡,其纯度达99.5%。1941年全国产纯锡1.5万吨。
钨业 20世纪初江西、湖南、广东等地已陆续发现和开采钨矿。1918年年产钨砂9872吨,出口9479吨,1937年产钨砂13991吨。
锑业 湖南新化是近代锑矿的主要产地。1894年长沙大成公司使用新法炼锑,1897年湖南官矿总局设新化锑矿局开采锡矿山锑矿,1908年华昌炼锑公司用挥发烘砂法从低品位矿砂中炼出纯锑。从此这种炼锑方法在湖南各产区普遍使用,1938年全国产锑近2万吨。
汞业 贵州铜仁于1899年用新法开采汞矿,1901年建竖炉炼汞,1925年全国汞的年产量达400吨。
金业 19世纪末期以来,黑龙江漠河;奉天通化、桓仁,吉林三姓,直隶迁安,热河建平,山东平度、招远、沂水;四川冕宁,湖南平江黄金洞等金矿相继开采。1889年湖南平江县最早购置新法洗金机,1896年广西桂县使用新法熔炼金矿,山东招远、平度,广东增城也都用新法采金、炼金。
中国近代有色金属工业能够生产的金属品种很少,主要是冶炼粗金属,甚至以矿砂(如钨砂)形式大量出口,生产规模小,工艺落后。1949年生产的企业只有几十个,职工几万人。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解放区为支援革命战争,逐步恢复并发展有色金属工业生产。1947年成立金矿局、1948年成立东北有色金属管理局,李华任局长,孙鸿儒任副局长兼夹皮沟金矿局局长。该矿用汞齐法从硫化铜、硫化铁矿中提取黄金,1948年黄金产量超过万两。沈阳冶炼厂、葫芦岛竖缶炼锌厂、选矿药剂厂和苏家屯有色金属加工厂也先后恢复生产。1949年以后,中国有色金属工业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
参考书目
顾琅:《中国十大厂矿调查记》,商务印书馆,上海,1916。
严中平等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科学出版社,北京,1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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