补充资料：中国近代军事思想

    　　中国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期，各阶级、集团及其军事家和军事论著者对战争与军队问题的理性认识。它反映了中国近代军事领域发展变化的历史进程。
　　
　　变革的开始 　1840年鸦片战争前的清王朝,崇尚"骑射为满洲之根本",长期实行闭关锁国政策,兵器落后,军备废弛,军事思想停滞不前。清军在鸦片战争中败北,开始暴露出清朝统治阶级军事思想的严重弱点。鸦片战争后，随着列强对华侵略的逐步加剧，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受到西方资产阶级军事思想越来越大的挑战，发生了此消彼长或互相融合的历史性演变，导致了中国近代军事思想的产生和形成。
　　
　　鸦片战争之后，以道光帝（昱宁）为首的统治集团把中英《南京条约》看作是"万年和约"。然而，地主阶级中以林则徐、魏源为代表的一些有识之士，首先放眼世界，看到了西方列强的"唯利是图"、"唯威是畏"的本性，主张严修武备，"以甲兵止甲兵"，坚决抵抗外来侵略。同时，他们也看到西方列强的"船坚炮利"，承认中国在军事技术方面的落后，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著名战略思想，"以守为战"的战略防御思想，以及"器良、技熟、胆壮、心齐"的建军思想。尽管这些思想在当时未被清廷采纳，但已发出了变革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信号，并标示着中国近代军事思想发展的方向。
　　
　　19世纪50年代初，爆发了以太平天国革命为主的席卷全国的各族人民大起义。在太平军的打击下，腐朽的清朝正规武装八旗、绿营兵不堪一击，迫使清廷下谕各省兴办团练"助剿"；而具有远见的曾国藩，看透了八旗、绿营兵的不足恃和团练的不中用，借机编练了一支新型地主武装──湘军。这支军队以捍卫名教、勤王忠君为建军宗旨，仿效明代戚继光的编练队伍的办法而组成。以一批中小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为骨干，以山乡质朴农民为兵源，比八旗、绿营兵具有较强的战斗力。曾国藩的湘军，以及后来按照湘军营制组建的淮军，注意采用洋枪洋炮，重视政治灌输和层层严密控制的建军思想。它开了近代"兵为将有"的先河。
　　
　　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李鸿章等湘、淮军统帅，出身儒生,熟悉历代兵家韬略,并善于从实战中总结经验教训，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作战指导思想。他们对战争持稳慎态度，主张"谨慎为先"、"稳慎为主"。在战略上,强调"慎静缓图",谋定后动，稳扎稳打，不求速效。在镇压太平军的作战中，曾国藩采取"先剪枝叶，后图根本"的方略;在镇压捻军的作战中,曾国藩、李鸿章先后采取"以静制动"、"扼地兜剿"的方略；在镇压西捻军和陕甘回民起义军的作战中，左宗棠采取"先捻后回"、"先秦后陇"的方略；在作战指导上，胡林翼等注意抓住必争之地，运用"围城打援"等战法。所有这些，都体现了因敌、因时、因地制宜的原则和着眼于歼灭对方的有生力量的思想。
　　
　　太平军建立之初，就以推翻清王朝、建立人间"小天堂"为宗旨。他们仿照《周礼》，以军、师、旅、卒、两的序列编组部队，先后建立起陆营、土营和水营，实行具有供给制性质的"圣库"制度，强调军队的严格的组织纪律。这不仅较当时的八旗、绿营兵为优，而且为农民战争史上所仅见。早期，太平军贯彻在湖南道州确定的"略城堡，舍要害，专意金陵，据为根本"的正确战略方针，使革命势力迅速扩展到长江流域。但是，他们在占领金陵（今南京）后，却违反集中使用兵力的原则，作出了据守金陵，同时北伐和西征的错误战略决策，使革命力量遭到严重挫折。然而，太平军在实战中运用并发展了一些传统战法，反映出太平军将士高超的作战艺术。后期捻军"易步为骑"，采用以走制敌、盘旋打圈战法，也反映出重在歼敌有生力量的思想。但是，捻军最后分为东、西两军，在战略上失去协同，加速了这支起义军的失败。太平军的军事思想，除了反映在流传下来的《太平军目》、《太平条规》和《行军总要》等文献中外，更多的则体现在他们建军作战的行动中。
　　
　　从这一阶段清军以及农民起义军建军、作战的情况看，虽然出现了新的军事思想，但中国古代军事思想仍居统治地位，已明显地不适应抵御外敌入侵的需要。
　　
　　学习西方长技 　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清王朝与西方列强之间的矛盾暂趋缓和。统治阶级中一部分被称作洋务派的官僚(如奕诉、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出于镇压农民起义和抵御外敌入侵的双重目的，开展了一场以学习西方"长技"为主要内容的"自强"运动。
　　
　　洋务派官僚本着"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又以制器为先"的方针，首先兴办近代军事工业，仿造西式武器装备，这就为新的军事思想产生提供了物质基础。他们还在"练兵与制器相为表里"方针指导下，着手整顿军队。从京营八旗中挑选精壮，专习洋枪洋炮，编练成八旗"洋枪队"；挑选部分绿营兵，仿照湘淮军营制进行编练，改称"练军"；将驻守边防、海防和战略要地的湘淮军改称"防军"，承认其为国家正规武装，这就使清军军制有了初步变化。
　　
　　同治年间，先后发生了阿古柏侵占新疆和日军入侵台湾的事件，边境危机日益严重，这在统治阶级内部引起了"海防"与"塞防"的争论。清政府否定了李鸿章等人提出的舍弃新疆、专备海防的错误方针，采纳了左宗棠等人提出的海防与塞防并重的方针，出兵收复新疆。与此同时,决定加紧筹办海防,其设防思想也由以往的以岸防为主,发展到海陆并举,以建设海军为主。19世纪80年代初，北洋、南洋、福建三支海军已初具规模。1884年,福建海军在中法战争中覆灭后,清廷进一步提出"以大治水师为主"的方针，设立海军衙门，优先扩充北洋海军,于1888年组建完成,并在旅顺口、威海卫等地建立海军基地。还本着"用人最为急务，储才尤为远图"的方针,着手兴办海军学堂,选派学生出国留学。此外，还"参用西法"，拟订了《北洋海军章程》。这些，既反映了西方军事思想所产生的影响，也反映出中国军事思想所起的变化。
　　
　　发生在这段时间的中法战争、中日战争，在清廷妥协方针指导下，都先后失败了。但是，随着西式武器的陆续装备部队和军制的初步改革，在作战样式和战法方面已引起了不少变化。例如，步骑、步炮协同作战已被普遍采用；独立的海战以及陆海军协同的抗登陆作战也已出现;阵地战、运动战水平有所提高;战斗队形开始由密集向疏散发展，并出现了攻守结合的"地营"等。所有这些，是与作战指导思想的变化分不开的。
　　
　　由于受到清廷"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总的指导思想的束缚，尽管在仿制西式武器装备方面取得了较大的进展，但建军思想仍囿于一度行之有效的湘军营制，以致八旗、绿营军制的改变，都未能脱出湘军营制的窠臼；即使在新建的海军中，也程度不同地保留着湘军营制的影响。军队的管理教育，仍然以封建纲常与宗法思想为基本内容，带有浓厚的封建色彩。这是军事思想落后方面的反映。
　　
　　中国在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中的惨败，在军事思想领域引起了巨大的反响。群臣百官纷纷条陈时务，主张仿用西法，创练新军。清政府也看到,在甲午战争中,日本"专用西法取胜"，因而得出了"仿用西法创练新兵为今日当务之急"的明确结论，决定全面改革军制，编练新军。胡燏棻受命在天津附近的小站，按照西法编练"定武军"（袁世凯接任后改称"新建陆军"）。与此同时，张之洞在南京编练"自强军"。此次编练的新军，设有步、炮、马、工程各队，一律装备新式火器，并改用德国操典练兵。这是军事思想上放弃湘军营制、改用西法的重大转变。
　　
　　1900年抗击八国联军入侵战争的失败，使清廷进一步认识到，现行营制饷章已经过时，急需加以彻底改变。清政府出于维护其统治的需要，也颁谕实行"新政"。其重要内容之一就是进一步改革军制；设立练兵处，正式制定新军制,计划在全国限期编练新军36镇（师）,加快了编练新军的步伐。此次普练新军，改以日本陆军编制为蓝本，平时以镇为单位，下辖步兵二协（旅），马队、炮队各一标（团），工程、辎重各一营。这种编制的采用，标志着清代军制正式步入新的轨道。在普练新军的同时，对各省的旧军队汰弱留强,改编成巡防营,形成了类似野战军与地方军相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还正式宣布废除武举制度，确定在全国广设学堂，建立军事教育系统,翻译出版西方和日本的军事学术著作,编写军事教材，介绍资本主义国家有关军事技术、军事制度以及军事学术方面的知识。在这些书籍中，袁世凯等编纂的《训练操法详晰图说》、徐建寅编写的《兵学新书》以及贺忠良编纂的《战法学教科书》，对传播西方的军事思想，具有较大影响，并在促进中西军事思想融合方面，作了初步的尝试。
　　
　　推向高峰 　大体与清末编练新军的同时，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认识到在中国"和平之法无可复施"，决心屏弃改良主义，走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孙中山、黄兴等实行由联合会党为主转为争取新军为主的武装斗争方针，最后依靠新军，取得了推翻清王朝的伟大胜利。辛亥革命的胜利成果被袁世凯篡夺之后，孙中山仍然坚持武装斗争，并进一步认识到，要打倒军阀，必须打倒军阀所赖以生存的帝国主义。但是，孙中山在如何建立一支资产阶级革命军队的问题上，经历了漫长、曲折的道路，最后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才认识到建立一支革命军队对于中国革命的绝对必要性,并找到了正确的建军道路,提出军队必须与"国民相结合"使之成为"国民之武力"的建军思想；还在军队中建立党代表和政治工作制度，对军队进行三民主义的教育。孙中山关于建立中国国民革命军的思想，是中国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后，把中国近代军事思想推向高峰的标志。此后，由于买办资产阶级的得势，中国资产阶级军事思想也随之逐步趋于反动。
　　
　　这一时期，蔡锷、蒋方震等也介绍了一些西方资产阶级的军事理论。例如,认为战争是"政略冲突之结果"；主张学习西方的义务兵役制，指出这是"既欲其精，又欲其多"的好制度；主张在军队编制方面应体现人与器合、兵与兵合、军与军合、军与国合等原则；在政治教育方面，提倡进行军国民教育。这都给中国近代军事思想增添了新的内容，对中西军事思想的融合，作了进一步的尝试。
　　
　　清末普练新军之后，没有进行过抗击外敌大规模入侵的战争。仅从辛亥革命、讨袁战争、护国战争、护法战争等几次重要的国内战争来看，作战指导思想较前有明显的变化：由于战争复杂多变，司令部的作用已被提到重要位置，前线指挥员已被赋予较多的机动处置之权；比较普遍地注意利用近代交通、通信工具，用来机动部队和提高指挥效能；预备队的作用日益引起重视；开始使用飞机遂行侦察、轰炸任务;随着枪炮火力的加强,更加重视防御工事的构筑与改进。但这一时期的作战样式偏重于阵地战，运动战和游击战甚为少见，作战方法也比较呆板。
　　
　　这段时间的军事活动，以模仿西方军制和传播西方军事思想为基本特征，并带有生搬硬套的特点。中国古代军事思想中过时的部分逐渐被屏弃。但如何有选择地吸收西方先进军事思想，批判地继承中国传统军事思想的问题还没有解决。
　　
　　新的使命 　自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前后的80余年间，是中国军事史上的急剧变化时期。随着历史前进的步伐，中国传统军事思想得以逐步变革和发展。与此相适应，中国在军事实践活动方面，冷兵器为主的状况已被火器所取代，由单一营制过渡到诸军种、兵种合成军队，由封建式军队过渡到资产阶级式军队，由陈旧的战法过渡到比较先进的战法。由于近代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因而中国近代军事思想及其指导下的军事实践，也就无不带有这一社会性质的印记。消除这些印记，并创立切合中国实际的现代军事思想的任务，中国资产阶级没有也不可能完成，这一任务必然历史地落到了中国无产阶级的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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