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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资料：京都
| 京都 中国历史上统一国家或地方政权的首都。又称都、都城、国都、京城。京都是某一王朝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它的设置具有相对稳定性。但随着国家政治、经济的发展以及向外拓张形势的需要，京都常常从旧都迁往更为合适的新地。从整体看。历代京都呈现出先以东西向迁移为主，后以南北向交替的位置变换。京都的迁移还必须考虑各种地理因素：①京都应建立在经济发达、富饶的地区，以维持统治集团的物质需要。②京都应选择全国居中的地理位置，或有便利的交通运输条件，以利政令四达，制内御外。③京都应选择凭险可守的自然条件，以使其不为外力摧毁，国家长治久安。都城一旦确定，会对整个国家政治、军事、经济的发展产生一定影响。 历代都城 先秦 夏代是中国都城出现的开端 。传说中的夏都有阳城（今河南登封东南）、平阳(今山西临汾西南)、安邑（今山西夏县东北）等地，分布在豫西颍河上游、伊洛盆地，豫北和晋南汾河下游、涑水地区，迁移不定。公元前16世纪商汤（即汤）灭夏，始建都于亳（今山东曹县东南）。其先，商人都城已有过8次迁徙，此后经6次迁移至殷（见殷墟）。盘庚迁殷之后，商都未再迁移，直至晚商帝乙二十年（前1065）移处离宫朝歌（今河南淇县）。周代的都城也经历了数次迁移，从黄土高原一步步移到渭河谷地，“作邑于丰”（今陕西西安西南）。周武王迁都于沣河东岸的镐（今西安市斗门镇）。惟留宗庙于丰京，通称丰镐，“周王居之，诸侯宗之”，故镐京又称宗周，300年间 ， 是周王朝最大的政治、文化中心和经济都会。周公东征，为加强对东方诸侯的控制，成王五年营建新邑于洛水北岸，作为东都，称作洛邑（今洛阳王城公园）；并于城东营建军事城堡 ，称成周（今河南洛阳）。成王自镐京移居此城，使洛邑逐渐成为全国经济和礼仪祭祀中心 ，俨然为西周王朝的陪都。公元前772年，平王东迁 ，都于洛邑，称王城，二城交替为都。周代推行二都制是中国历代建都史上的一大创举，多为后世所效法。 早期中国都城大多选择平原内的岗丘或两种地貌景观（山地、平原）的接触地带，而且依附于一条河流。夏、 商、周3代相继，都未曾脱离黄河流域河谷平原地区 ， 就是早期都城位置的选择重视肥沃富庶区域之所致。商代后期长期都殷，两周分别以关中、洛阳盆地为政权中心。奠定了中国封建社会建都史前期以黄河为轴线东西迁摆的格局。 秦至北宋 自秦始皇建立统一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国家，直至12世纪初赵宋政权南渡的1300多年间 ，统一政权和统治中国北方较大地区的政权，皆以长安、洛阳、开封或邺作为都城；建康只在南北分治对立时期作为中国南方政权的都城；而十六国和五代十国割据政权的都城存在的相对时间均不长。这一时期国都的迁移，主要是在中原地区的长安、洛阳、开封、邺间做东西轴向的摆动。8 世纪以前中原地区沃野千里，是全国最富庶、人口最稠密的地区。能为都城提供可靠的经济倚托。一个政权若能有效地掌握这片地区，就足以控制全国。 长安的建都时间最长，影响也最大。关中盆地，被山带河，四塞为固，阻三面而守，东出足以制内，当来自西北方面的匈奴、突厥和吐蕃先后构成威胁时，择都关中还便于抵御外侮，向西北开拓疆土，故西汉、隋、唐皆定都长安，于制内御外都屡有建树。关中之不足，在于脱离人口稠密、经济发达的黄河下游平原地区，土地有限。物产所出难以满足京师及西北边防用度，惟借运河转漕，劳费不止。 洛阳，曾为九朝古都。伊洛盆地有关河之固，具备凭险以守的建都条件，土地虽不如关中广袤，却靠近物产丰富、经济发达的黄河下游平原地区。兼有水陆转输之便，少有乏粮之忧，隋唐两代营建洛阳为东都，正是看重洛阳地理适中，便于集聚贡赋之优越条件。伊洛盆地的优势更主要的是有利于南进。但是洛阳偏离西北边防，使东汉、西晋对西北的经略总有鞭长未及之感。 邺，地处公元8世纪以前全国经济最发达的“山东”棗太行山以东黄河下游平原地区的中心，虽然无险可守，却得利于兼备经济优势和水陆交通之便。而为那些控制山东地区却不能掩有整个中国的政权看重，选作首都。邺亦曾是北方游牧民族政权南下的跳板，并与洛都腹背相倚，关系颇为特殊。 开封为都始于五代。中晚唐以来，全国经济重心逐渐由黄河下游移向江南，以北控燕赵、南通江淮、舟车辐辏、人庶浩繁为优势的开封取代长安、洛阳，成为五代后梁、后晋、后汉、后周和北宋的首都。但开封四野平畴万里，无险可守，除加强城垣防御性建设之外，只好悉举天下之兵宿于畿甸。 这一时期，分据一方的地方政权大多以所在州（郡）的治所为国都，如十六国时成汉立国益州，以成都为都城；前凉据有凉州，以姑臧为都。各割据政权一般只设国都而无陪都之制。 南宋至清 南宋以杭州为都城 。 金海陵王贞元元年（1153）迁都于中都大兴府（今北京）。宋金南北对峙，开始了中国历代建都史以都城位置偏于东部近海地区、南北相互演替的时期。杭州，自吴越钱氏立国定都至南宋灭亡，先后作过两朝200余年的都城。由于地处“ 苏湖熟，天下足 ”的全国经济重心，不愁供给；江南运河的疏凿使杭州襟江带河成为东南交通的枢纽，雄厚的经济力量，竟然使择都杭州的南宋偏安了100多年。元、明、清3个统一王朝皆定都北京，历时600年之久。北京南抚中原 ，北连朔漠 ，地处华北平原同东北地区和蒙古草原交通联系的门户，依山带海，形胜可恃。当统一王朝由北方民族建立或外界威胁主要来自东北方向时，定都北京具有维系祖庭、关系国运的重要意义。但北京远离富庶的江南经济区，使元、明、清 3 代始终为解决都城的供给问题而费尽心力。 民国 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定都南京，4月迁都北京。1927年4月国民政府成立，又定都南京。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一度迁都洛阳。至同年11月迁回。抗日战争爆发后，1937年11月迁都重庆，并定重庆为陪都。抗战胜利后，1946年5月还都南京，至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 陪都制度 设辅京、陪都是中国历代建都史上的重要特点之一。西周于镐京之外营建东都洛邑，以后历代继踵相袭。历代设立辅京陪都，原因大致有：①作为京都职能的补充。②示尊崇兴王发祥之基。③南狩避难之地。④中兴驻跸之所。⑤祖陵故里之区。⑥仅仅作为一种形式，如按方位设东西南北四京四辅，并不都起陪都的作用。中国历史上陪都位置的分布变化受首都位置迁移的影响。京都位置作东西轴向摆动时，陪都亦呈东西对应分布；京都东移近海时，京都同陪都位置常常南北互置，以有所照应。辅京则多环置首都四围以示拱卫。辅京、陪都的出现对所在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和地方行政区划的设置与废离产生过一定影响。 京都的形制 早期的中国都城多由祭祀中心发展而来 ，宫殿、宗庙、祭祀地等王室起居和礼仪建筑占城市很大比重，与普通民居、手工作坊错落有别。成于春秋战国之际的《周礼·考工记》代表了早期中国都城规划的设计思想。其中方形城垣，以坐北朝南为宫殿主体，突出中轴线，左右对称布局，是崇拜天神地母、祭祀祖先的礼制原则与中原地区季风气候环境相结合的产物。从而框定了中国历代都城建筑形制的主导方向和原则。 秦汉以后，中国都城建筑形制逐渐规范化，并向封闭的里坊制方向发展，唐朝前期达到顶峰。两汉都城以宫殿占据城市主体，并用围墙将宫殿、闾里、衙署、武库、作坊、市场等城市功能区隔离，使整个城市趋于密封，体现了既遵守礼制，又适应帝王政治和生活需要的特点。魏晋南北朝和隋唐时期都城呈现棋盘格状封闭式的格局。晚唐五代，城市商业活动的加强，开始突破城垣和城墙的限制。从根本上动摇了封闭的坊市制度。北宋都城开封城市平面布局以开放的纵街长巷一改盛行数百年之久的封闭的里坊制，是中国封建社会中后期都城布局形制变革的先声。元代大都城的规划设计虽然第一次实现了《周礼·考工记》“面朝后市，左祖右社”营建国都的部分原则，但是城市整体布局仍然是北宋以来逐渐出现的开放式街巷制变革的发展与继续。明清二代都城北京的建筑规划更进一步突出了宫城在整个城市中的中心地位。南北中轴线与宫城前的横街形成一个“ T ”字形宫廷广场，中央官署依次集中在宫城前的中轴线两侧，是王朝时代皇权至上主题思想在都城规划的最集中、最典型的表现。而北京城街道和市场的分布，却又标志着中国都城由封闭式向开放式转变的最终完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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