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bronze inscription
铜器铭文
1.
Zhongshan Wang (中山王) bronze inscription has a large number of paronyms, phonograms, homophones and dialect words, these are valuable material for phonology study in ancient times.
中山王铜器铭文中有大量同源词、谐声词、通假字和方言词,是研究上古音有价值的材料。
2.
The bronze inscription of the Zhou Dynasty is an important form of the ancient Chinese prose,which contains rich ideas of literary criticism.
周代的铜器铭文是中国古代散文发展的重要形式,其中蕴涵着丰富的文学批评思想。
3) inscription on bronze dagger-axe
铜戈铭文
4) inscription on bronze mirror
铜镜铭文
1.
Almost all the inscription on bronze mirror of the Han Dynasty are written in poetic language and form,among which one is complete"seven syllable"verse.
汉代铜镜铭文中存在着数量可观的“七言体”形式。
6) bronzes with inscriptions
有铭青铜器
1.
Four bronzes with inscriptions were unearthed in Nanyang city recent years.
南阳市近年出土了4件有铭青铜器,据相关资料,断定其年代应为春秋晚期。
补充资料:铜器铭文
铸刻在铜器上的文字,亦称金文。铸刻铭文的风气,以商周时期为盛,所以一般所说"铜器铭文"主要是指商周铜器上的铭文而言的。有铭文的铜器基本上都是青铜器,比较常见的有鼎、簋等食器,爵、觚、尊、卣、壶等酒器,盘、匜等水器,钟、镈等乐器以及戈、剑等兵器。已发现有铭文的商、周青铜器数逾万件。
现今所见的最早的铜器铭文属于商代。有铭文的商代铜器,几乎都作于盘庚迁殷以后;年代可能更早的,只发现了两三件。商代铜器上的铭文大都很简单,一般只有 1至5、6个字。很多商代铜器仅记作器者之名(往往用族名而不用私名),正合乎"铭者,自名也"(《礼记·祭统》)的古义。在记作器者之名的同时,又记所纪念的先人庙号的(如"鱼、父乙""戈、祖己");或是仅记先人庙号的,也很常见。到商代晚期出现了一些较长的铭文,内容多数是说王或某个地位较高的人由于某事而赏赐该铜器的主人,器主因此作某先人的祭器以为纪念。已发现的商代铜器铭文,篇幅没有超过50字的,超过40字的有我鼎(《三代吉金文存》 4·21)、四祀邲其卣(《商周金文录遗》275)、小子卣(《三代》13·42)。
西周是铜器铭文的全盛时代,主要表现在两方面:
①铭文篇幅加长。百字以上的铜器铭文颇为多见,二、三百字以上的也不乏其例。西周前期的大盂鼎有 291字,小盂鼎有 400字左右(但多残泐不可辨识)。中期的曶鼎也有400字左右。后期的大克鼎有290字,散氏盘(亦称夨人盘)有350字,毛公鼎有498字(铭文中""字作为有重文之字计算)。如果不算由几个编钟合成的铭文,毛公鼎铭是已发现的商、周铜器铭文中最长的一篇。这篇铭文详细记录了周王对毛公的诰命之辞,可以看作是保留在铜器上的一篇《尚书》。
②铭文内容丰富。西周铜器铭文中,除了"某人作某器"一类简单记载,以及比较常见的记君上(主要是周王)的任命、赏赐或记功表德的铭文以外,还出现了一些比较特殊的记事铭文。其中有记诉讼胜利的铭文,如曶鼎(后两段)、匜(《陕西出土商、周青铜器(一)》207)、攸从鼎等铭,还有记土地交易和勘定田界的铭文,如五祀卫鼎(同前,173),格伯簋、散氏盘等铭。从铭文内容所涉及的方面看,有关于奴隶制度、土地制度、宗族制度、分封制度、军事制度、官制、周人与周围各族的关系以及其他重要问题的大量史料。一些重大的历史事件,如武王克商、成王东征、昭王南征等,也都有反映,所以郭沫若说西周铭文"有书史之性质"(《周代彝铭进化观》)。
到了春秋时期,铜器铭文虽然仍受重视,但是其重要性已经比不上西周。当时仍有很长的铭文。例如宋代发现的齐灵公大臣叔弓(或释"叔夷")所作的一件大镈,铸有器主夸耀自己的出身和功绩,并记载齐灵公对他的诰命的长铭,共493字。同时出土的叔弓的编钟上也铸有内容基本相同的铭文,全文由七个编钟合成,长达501字(如认为末句"子""孙"二字下都摹脱重文,便应该是503字),比毛公鼎字数还多。但总的来看,春秋时代的长篇铜器铭文要比西周少得多,而且内容也比较空泛,史料价值不如西周铭文。
大约从战国中期开始,传统形式的铜器铭文已经很少见,"物勒工名"式的新式铭文则大量出现。这种铭文字数一般不多,所记的主要是作器年份、主管作器的官吏和作器工人的名字以及使用器物的地点等。旧式的长铭在战国中期以后并未绝迹。20世纪70年代在河北平山发现了公元前 4世纪末期的中山王墓,墓中出土的铁足铜鼎刻有长达469字的铭文,铜方壶刻有长达450字的铭文。此外,战国铜器铭文中还有少数内容比较特殊的例子,例如楚国附庸曾侯乙的墓葬所出的编钟上有大量关于乐律的铭文,齐国的子禾子釜上有关于度量衡制度的铭文,楚国的鄂君启节记载了国家对鄂君启经营商业的规模和路线的规定。
秦汉时代的铜器铭文,除了常见的秦始皇和秦二世的诏书以外,绝大多数是"物勒工名"式的或标明器物主人的铭文。六朝以后,在铜器上铸刻铭文,就不再成为普遍流行的风气了。
商、周铜器铭文,尤其是内容比较丰富的周代铭文,是研究当时语言文字的重要资料。从文学方面看,也有一定的价值。虽然铭文中的叙事部分大都直陈其事,很少修饰,颂扬求福之语又往往是一些套语,但仍有不少铭文具有比较浓厚的文学气息。
周代铭文有不少是有韵的(早在武王时代的大丰簋铭文里就已经用韵),喜欢用整齐的四字句的铭文也相当多。例如西周中期的史墙盘和后期的虢季子白盘,就都是既用韵又大量使用四字句的。虢盘铭说:"......丕显子白,献馘于王。王孔嘉子白义,王格周庙宣榭,爰飨。王曰伯父,孔(义近"显")有光。王锡乘马,是用佐王。锡用弓,彤矢其央。锡用钺,用征蛮方。子子孙孙,万年无疆。"其风格与《诗·小雅·六月》等篇有相近之处。
到春秋时代,既用韵又大量用四字句的铭文越来越多。例如徐、楚等国的钟铭就大都采用这种文体。它们还时常抄袭旧文套语。徐国的沇儿钟、徐王子钟(《商周金文录遗》 4)、许国的许子钟以及大概属于楚国的王孙遗者钟,都有"终翰且扬,元鸣孔皇"、"皇皇熙熙,眉寿(或作"万年")无期"等字样。1979年在河南淅川楚墓里所发现的王子午鼎,也有不少与王孙遗者钟相同或相近的句子。
战国时代的杕氏壶铭说:"杕氏福□,岁贤鲜于。□是金契(),吾以为弄壶。其(?)颂(容)既好,多寡不,吾以宴饮,盱(?)我室家。弋猎毋,(籑)在我车。"通篇隔句用韵,第三句以后都是讲所作的壶的,可以看成一首颇为别致的小诗。
有的铭文别出机杼,风格比较特殊。例如西周前期的沈子簋铭,通篇都用对先考讲话的口气,颇值得注意。
由于铜器铭文的篇幅有限制,内容也有很大的局限性,而且作者多数不可能是当时的文章好手,因此其文学价值一般不如流传下来的同时代其他形式文学作品。
现今所见的最早的铜器铭文属于商代。有铭文的商代铜器,几乎都作于盘庚迁殷以后;年代可能更早的,只发现了两三件。商代铜器上的铭文大都很简单,一般只有 1至5、6个字。很多商代铜器仅记作器者之名(往往用族名而不用私名),正合乎"铭者,自名也"(《礼记·祭统》)的古义。在记作器者之名的同时,又记所纪念的先人庙号的(如"鱼、父乙""戈、祖己");或是仅记先人庙号的,也很常见。到商代晚期出现了一些较长的铭文,内容多数是说王或某个地位较高的人由于某事而赏赐该铜器的主人,器主因此作某先人的祭器以为纪念。已发现的商代铜器铭文,篇幅没有超过50字的,超过40字的有我鼎(《三代吉金文存》 4·21)、四祀邲其卣(《商周金文录遗》275)、小子卣(《三代》13·42)。
西周是铜器铭文的全盛时代,主要表现在两方面:
①铭文篇幅加长。百字以上的铜器铭文颇为多见,二、三百字以上的也不乏其例。西周前期的大盂鼎有 291字,小盂鼎有 400字左右(但多残泐不可辨识)。中期的曶鼎也有400字左右。后期的大克鼎有290字,散氏盘(亦称夨人盘)有350字,毛公鼎有498字(铭文中""字作为有重文之字计算)。如果不算由几个编钟合成的铭文,毛公鼎铭是已发现的商、周铜器铭文中最长的一篇。这篇铭文详细记录了周王对毛公的诰命之辞,可以看作是保留在铜器上的一篇《尚书》。
②铭文内容丰富。西周铜器铭文中,除了"某人作某器"一类简单记载,以及比较常见的记君上(主要是周王)的任命、赏赐或记功表德的铭文以外,还出现了一些比较特殊的记事铭文。其中有记诉讼胜利的铭文,如曶鼎(后两段)、匜(《陕西出土商、周青铜器(一)》207)、攸从鼎等铭,还有记土地交易和勘定田界的铭文,如五祀卫鼎(同前,173),格伯簋、散氏盘等铭。从铭文内容所涉及的方面看,有关于奴隶制度、土地制度、宗族制度、分封制度、军事制度、官制、周人与周围各族的关系以及其他重要问题的大量史料。一些重大的历史事件,如武王克商、成王东征、昭王南征等,也都有反映,所以郭沫若说西周铭文"有书史之性质"(《周代彝铭进化观》)。
到了春秋时期,铜器铭文虽然仍受重视,但是其重要性已经比不上西周。当时仍有很长的铭文。例如宋代发现的齐灵公大臣叔弓(或释"叔夷")所作的一件大镈,铸有器主夸耀自己的出身和功绩,并记载齐灵公对他的诰命的长铭,共493字。同时出土的叔弓的编钟上也铸有内容基本相同的铭文,全文由七个编钟合成,长达501字(如认为末句"子""孙"二字下都摹脱重文,便应该是503字),比毛公鼎字数还多。但总的来看,春秋时代的长篇铜器铭文要比西周少得多,而且内容也比较空泛,史料价值不如西周铭文。
大约从战国中期开始,传统形式的铜器铭文已经很少见,"物勒工名"式的新式铭文则大量出现。这种铭文字数一般不多,所记的主要是作器年份、主管作器的官吏和作器工人的名字以及使用器物的地点等。旧式的长铭在战国中期以后并未绝迹。20世纪70年代在河北平山发现了公元前 4世纪末期的中山王墓,墓中出土的铁足铜鼎刻有长达469字的铭文,铜方壶刻有长达450字的铭文。此外,战国铜器铭文中还有少数内容比较特殊的例子,例如楚国附庸曾侯乙的墓葬所出的编钟上有大量关于乐律的铭文,齐国的子禾子釜上有关于度量衡制度的铭文,楚国的鄂君启节记载了国家对鄂君启经营商业的规模和路线的规定。
秦汉时代的铜器铭文,除了常见的秦始皇和秦二世的诏书以外,绝大多数是"物勒工名"式的或标明器物主人的铭文。六朝以后,在铜器上铸刻铭文,就不再成为普遍流行的风气了。
商、周铜器铭文,尤其是内容比较丰富的周代铭文,是研究当时语言文字的重要资料。从文学方面看,也有一定的价值。虽然铭文中的叙事部分大都直陈其事,很少修饰,颂扬求福之语又往往是一些套语,但仍有不少铭文具有比较浓厚的文学气息。
周代铭文有不少是有韵的(早在武王时代的大丰簋铭文里就已经用韵),喜欢用整齐的四字句的铭文也相当多。例如西周中期的史墙盘和后期的虢季子白盘,就都是既用韵又大量使用四字句的。虢盘铭说:"......丕显子白,献馘于王。王孔嘉子白义,王格周庙宣榭,爰飨。王曰伯父,孔(义近"显")有光。王锡乘马,是用佐王。锡用弓,彤矢其央。锡用钺,用征蛮方。子子孙孙,万年无疆。"其风格与《诗·小雅·六月》等篇有相近之处。
到春秋时代,既用韵又大量用四字句的铭文越来越多。例如徐、楚等国的钟铭就大都采用这种文体。它们还时常抄袭旧文套语。徐国的沇儿钟、徐王子钟(《商周金文录遗》 4)、许国的许子钟以及大概属于楚国的王孙遗者钟,都有"终翰且扬,元鸣孔皇"、"皇皇熙熙,眉寿(或作"万年")无期"等字样。1979年在河南淅川楚墓里所发现的王子午鼎,也有不少与王孙遗者钟相同或相近的句子。
战国时代的杕氏壶铭说:"杕氏福□,岁贤鲜于。□是金契(),吾以为弄壶。其(?)颂(容)既好,多寡不,吾以宴饮,盱(?)我室家。弋猎毋,(籑)在我车。"通篇隔句用韵,第三句以后都是讲所作的壶的,可以看成一首颇为别致的小诗。
有的铭文别出机杼,风格比较特殊。例如西周前期的沈子簋铭,通篇都用对先考讲话的口气,颇值得注意。
由于铜器铭文的篇幅有限制,内容也有很大的局限性,而且作者多数不可能是当时的文章好手,因此其文学价值一般不如流传下来的同时代其他形式文学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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