补充资料：“围剿”和反“围剿”斗争

从1934年起，反动当局从四个方面对进步电影实行反革命“围剿”：一、利用政权，强化电影检查制度；二、实行文化特务统治,制造恐怖，通缉进步电影人士；三、炮制反动电影理论，强化宣传攻势；四、拉拢和组建一批反动电影公司，拍摄各类反动落后影片，毒害和麻醉人民群众。 1935年下半年“艺华公司”老板严春堂听命于反动当局，接纳了刘呐鸥、黄嘉漠等“软性电影”分子后，又由于田汉、阳翰笙被反动派逮捕，史东山、魏鹤龄等人愤然退出“艺华”，使“艺华”被刘，黄等人一手操纵，继而堕落成为炮制“软性电影”的大本营。 1934年夏成立的“电通”影片公司是一家基本上掌握在党的电影小组手中的公司。其拍摄的《风云儿女》的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以激昂慷慨的词曲、激励了无数革命志士奔向战场，后来当之无愧的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有其特殊的意义。“电通”公司的革命影片震惊了反动当局。“电通”存在了仅一年半以后宣告结束。但在这场反文化“围剿”的斗争中，充分显示了左翼电影运动的巨大生命力。特别是它摄制的影片在中国电影史上留下了光辉瞩目的一页。 1934年电影理论战线上的一个重大战役是开展对“软性电影”的批判。这是电影领域反文化“围剿”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左翼电影运动蓬勃发展，使国民党当局大为惊恐。他们鼓吹电影是软性的，非政治的。面对这种形势，党的地下组织采取了针锋相对的策略，争取到了《时事新报》、《大晚报》、《中华日报》、《电影画报》等刊物的合作，并在《民报》上开辟了《影潭》副刊。这在理论阵地上吹响了对反动派进行反击的号角。从6月中旬开始，唐纳、夏衍、尘无、鲁思等发表了一批电影理论文章和杂文，集中三个问题对“软性电影”进行全面的声讨和批判：一是电影大众化问题；二是电影题材问题；三是电影的艺术性与倾向性问题。他们以鲜明的阶级观点批驳了“软性电影”的实质是把电影最终变成“鸦片烟和红丸”，达到麻醉和毒害人们灵魂的目的。这场斗争的胜利，有力地打击了反动派的嚣张气焰，鼓舞了广大人民和电影工作者的斗志。对左翼电影理论工作者来说，磨练了马列主义文学艺术理论的武器，为以后电影运动的深入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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