绍兴经济的发展与腾飞，是与绍兴的三只缸分不开的。所谓“绍兴三缸”即绍兴的酒缸，绍兴的酱缸、绍兴的染缸。仅从目前绍兴城乡所开办的酒厂、酿造厂、印染厂来说就达数百家之众，至于绍兴人在全国各地开设的这类工厂那就更多了。可以说“绍兴三缸”为绍兴的经济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

绍兴三缸的有关史料，过去很少见于报端、杂志与书刊，现整理成文奉献给读者，这份资料较为珍贵，凡想了解绍兴酒厂、酿造厂及印染厂历史的，一定会欢喜它。

醉乡话酒缸

传统的绍兴工业素以“三缸”著称，这就是酒缸、酱缸、染缸，其中以酒缸为最。而绍兴地方酿酒史，应该是从这个地区进入农业社会，粮食有了一定剩余以后开始的，距今约7000年的河姆渡遗址中有大量人工栽培的稻谷、稻壳、稻秆等历史物迹的发现，说明当时绍兴周围地区农业生产已具一定发展规模，从绍兴络续发掘出土的文物证明，先祖们早在四、五千年以前就具备了酿酒的客观物质条件和实际生产能力。绍兴酒的有关文字记载可追溯到二千四百多年前的春秋时期，越王勾践在“十年生聚，十年教训”中为迅速增加国家人口，曾规定：“生丈夫，二壶酒，一犬；生女于，二壶酒，一豚。”的奖励制度。（《国语·越语》）。又据《吕氏春秋·顺民篇》记载：越王勾践出师伐吴时，越国父老向他敬献带糟浊酒，勾践把酒倒进河的上游，与军民迎流同饮，于时士气感奋，战气百倍，历史上称之为“箪醪劳师”。倒酒之河即今日绍兴市区南端的“投醪河”。

汉代，汉武帝三年（公元前98年）“初榷酒酤”，对酿酒卖酒实行专卖，促进了酿酒业的发展，其时，按酿酒所用原料的不同，把酒分力上、中、下尊三等，会稽（今绍兴）不产稷粟而以糯米为酿酒原料，故所产之酒位列上尊。《汉书、食货志》上记载，西汉末年，官酒的原料与出酒比例是“粗米二斛，曲一斛，得成酒六斛六斗”，这个比例与现今绍兴淋饭酒配比大体相同，由此可见，今日的绍兴酒在酿造方法的某些方面，是继承了汉代以来的传统而加以发展的。东汉时，会稽太守马臻发动民众围堤筑湖，把会稽山的溪流汇于湖中，使沿湖两岸五谷丰登，旱涝保收，为酿酒业发展提供了原料的保证，同时，也为酿酒业提供了优质而丰沛的水源。

魏晋时期，晋室东迁，大批中原人士进入会稽郡，饮酒之风随之大盛，《晋书》记载，“山阴人孔群，性嗜酒，......尝与亲友书云：今年田得七百石秫米，不足了曲糵事。”其时，会稽始作“女酒”，并成之为习俗。穆帝永和九年（公元353年）三月初三，书圣王曦之与谢安、孙绰等四十一人，聚会山阴会稽间的兰亭举行“曲水流觞”的修楔盛会，王曦之乘酒兴写下了誉满千古的书法珍品《兰亭集序》，为绍兴酒史增添了熠熠生辉的一页。 到南北朝时，绍兴所产的酒已从浊醪发展为“山阴甜酒”。南朝梁元帝肖绎在《金楼子中》，对其11岁（公元518年）时在会稽喜饮“山阴甜酒”有记载：“吾小时，夏日夕中降沙蚊镯，中有银瓯一枚，贮山阴甜酒，卧谈有时至晓，率以为常”。（《百子金书》清人梁章钜在《浪迹之淡》中认为绍兴酒是以“山阴甜酒”开始的，“彼时即名为甜酒，其醇美可知”。

唐代时，国家盛年，越州酿酒业十分发达，朝廷对酒的质量要求也颇严，据《唐书》载，凡有酿造出卖劣酒者，一经发现，即予定罪，越州所产之酒，更以郁香醉人闻名，文人墨客喜以“醉乡人”自居，越州任浙东观察使7年的大诗人元稹在《酬乐天喜邻郡》诗中写道：“老大那能更争竞，任君投募醉乡人。”白居易在一首和诗中说，“醉乡虽咫尺，乐事亦须臾。”越州始以“醉乡”之名传颂遐迩。

宋代，酒税是朝廷重要财政收入。据《文献通考》所载：北宋神宗熙宁十年（1077年）越州酒课税在十万贯以上，较附近各州高出一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