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先生在“五四”运动前后，参加了《新青年》杂志的编写工作。他站在反帝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的最前列，并同早期共产主义者李大钊等步调一致，坚决反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妥协、投降倾向，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伟大旗手。其间，他创作出版的《呐喊》、《坟》等著作，为现代人所熟知。而作为“五四”运动前期思想启蒙运动的重要著作《摩罗诗力说》，今天就更具有其重要意义了。
《摩罗诗力说》是1907年鲁迅先生用文言文写成的一部著作。当时正值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和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改良派展开大论战时期，鲁迅站在了革命派的一边，并发表了《摩罗诗力说》、《文化偏至论》等重要论文。《摩罗诗力说》由于是用文言文写的，故在语言文字方面比较复杂难懂，且篇幅又较长。鲁迅在他的杂文集《坟》的《题记》里曾经提到，他那时“喜欢做怪句子和写古字，这是受了当时《民报》的影响”。
所谓“摩罗诗力说”，译成汉语就是“论恶魔派诗歌的力量”。“摩罗”一词，是梵语音译。梵语，是印度欧罗巴语系中最古老的一支。“摩罗”也有译作“魔罗”，或简化为“魔”。
魔字，在先秦诸子及两汉以前的论著中，并无此字。魔字最早出现是在后魏武定六年，也就是公元548年。据《说文新附考》卷四载《正字通》引《译经论》中云：“魔，古从石作磨，梁武帝改从鬼。”《众经音义》卷二十一云：“魔，书无此字，译人义作，则不始自梁武。钮氏云后魏武定六年，造像颂云：‘群魔稽首’，时已有魔字。”可见“魔”字最早是出现在石刻造像上。
“摩罗诗派”其实就是浪漫派，十九世纪初期盛行于西欧和东欧，是以拜伦和雪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积极或革命的浪漫主义流派。也就是鲁迅先生在本文中所说的“新声”：“新声之别，不可究详；至力足以振人，且语之较有深趣者，实莫如摩罗诗派。……凡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而为世所不甚愉悦者悉入之，为传其言行思惟，流别影响，始宗主裴伦，终以摩迦（匈牙利）文士。”鲁迅在本文中主要介绍、评论了拜伦、雪莱、普希金、莱蒙托夫、密茨凯维支、斯洛伐斯基、克拉辛斯基和裴多菲八位浪漫派诗人，其中包括“摩罗诗人”、“复仇诗人”、“爱国诗人”、“异族压迫之下的时代的诗人”等，这些“无不刚健不挠，抱诚守真，不取媚于群，以随顺旧俗”的杰出的诗人们。
《摩罗诗力说》是鲁迅1907年所作，1908年2月和3月以令飞的笔名发表于《河南》杂志第二期和第三期上，后由作者收入1926年出版的杂文集《坟》中。《河南》月刊是当时中国的日本留学生于1907年冬创办的一个反清爱国的革命刊物。鲁迅在《〈呐喊〉自序》中谈到，当时他和几个志同道合的青年同学筹办一个名为《新生》的杂志，来提倡文艺运动，目的是要改变“愚弱的国民”的精神状态，唤起中国人民的觉悟。后因人力物力缺乏，《新生》刊物无法创办，故他把原为刊物撰写的五篇论文——《人之历史》、《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以及《破恶声论》投寄《河南》月刊发表了。其中《摩罗诗力说》比较集中地反映了他早年的文艺思想及美学观点。
《摩罗诗力说》是鲁迅为当时我国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应时而作的。它猛烈地批判了旧传统、旧文化，抨击了洋务派、维新派和复古派。《摩罗诗力说》是“五四”运动 前，思想启蒙时期的重要巨作，是揭露批判封建意识形态的檄文，同时也是我国第一部倡导浪漫主义的纲领性文献。文中的科学性、战斗性和抒情性三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不少段落读起来琅琅上口。从认识水平上，《摩罗诗力说》无疑是当时中国文化思想界最高的作品，这可以从晚清的有关报刊、文集以及其它相关资料中得到印证。
因此，要想了解鲁迅先生如何洋为中用，对旧传统、旧文化为代表的孔孟之道进行深刻批判，以及鲁迅先生为何要以介绍浪漫主义诗人及其诗歌流派来作为反封建的武器，鼓吹“恶魔诗人”、“反抗诗人”、“复仇诗人”和“爱国诗人”的精神，大胆提出冲破禁区、扫荡迷信，大力宣扬救国救民、解放中华民族的思想，就必须去读一读这篇《摩罗诗力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