补充资料：外国在华经济特权

    　　指从鸦片战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以侵犯中国主权为特征，根据片面最惠国待遇，即片面优惠而非平等互惠的原则所取得的经济方面特权。它是外国侵略者在近代中国所享有的特权的主要组成部分。
　　
　　中国近代史上的外国在华经济特权，主要的有以下各项：
　　
　　条约口岸 指中国受不平等条约的约束被迫开放的对外通商口岸。从1842年《南京条约》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口通商起，清政府和中华民国时期的国民党政府根据条约一共开放了77个通商口岸。所有这些口岸，一经开放，按照条约规定，中国政府便无权加以变更（见条约口岸）。
　　
　　协定关税 指根据不平等条约在关税税率上给予外国的片面优惠。先是在《南京条约》中规定进出口关税必须由中外双方进行所谓"秉公议定"，其后在1858年《天津条约》中扩大于内地通过税，使得中国内地子口税率固定为进出口关税的半数，而进出口关税则长期限制在5％的水平上，实征税率甚至多在5％以下。至于中俄和中国与法属安南陆路贸易的税则，又较海关税则减少1/3 ，取得更加片面优惠的待遇（见协定关税）。
　　
　　管理海关行政 海关行政权由中国海关监督转到外国税务司手中，开始于1854年。中国海关为外国税务司控制了95年。其中英籍总税务司赫德一人独掌海关行政达45年之久（1863～1908）。在他主持之下的口岸海关，先后增加到46个。1901年起，通商口岸50里以内的内地常关，也归各口海关税务司兼管。于是，海关总税务司手中，又增加了24个常关和 121个分关、分卡。在这个庞大的机构中，总税务司居于绝对统治的地位。
　　
　　沿海转运贸易 本国产品在本国沿海的转运贸易，属于本国主权范围之内，外国不得参与，这是国际公认的准则。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外国侵略者最初强加给中国的第一批不平等条约中，也没有开放沿海转运贸易的条款。但在五口通商以后，这项权利，实际上已为外国所攫取。在19世纪50年代，往来上海和其他口岸的外国商船,有一半从事沿海转运贸易。5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沿海贸易，有很大一部分已经转移到外国船只掌握之中。
　　
　　内河航行和内地游历通商 和沿海转运贸易一样，内河航行和内地通商也属于本国的一项不可侵犯的主权。这一项权利，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也为外国所侵夺。1858年中英《天津条约》规定"长江一带各口，英商船只俱可通商"，"英国民人准听持照前往内地各处游历、通商。......雇船、雇人,装运行李、货物,不得阻拦。"这是外国势力由口岸向内地伸延的一个标志。从此以后，中国内河全面对外开放,由长江流域扩大到珠江流域,由主流扩大到支流。至于东北三江的通航权，则为沙俄所独占。
　　
　　租界和租借地 两者都是19世纪西方侵略者直接破坏中国主权的重要项目。租界的产生，开始于1845年的上海，租借地的出现，则是19世纪末叶帝国主义列强划分中国势力范围高潮中的产物。截至1905年止，英、美、法、日、德、俄等国曾先后在上海、广州、天津、汉口等地强占租界达30多处。租借地则先后有德租山东胶澳，俄租旅顺、大连，英租九龙和威海卫，法租广州湾。租界是外国对华进行经济、政治和文化侵略的据点，租借地则既是它们的军事基地，又是经济侵略活动的前哨。
　　
　　口岸和内地土地掠买 外国在中国通商口岸和内地非法进行土地掠买,是一项大量的活动。鸦片战争前,外国教会就已经开始在中国内地侵占土地，战后更进一步扩大。20世纪初，全国各地有教堂、会所和教会学校近万处，几乎每一处都拥有房产和土地。在通商口岸，外国银行是进行土地掠买的主要机构。1936年外国银行通过抵押、转押和套购等方式占有的房地产,估计在1亿元以上。所有这些活动，都是没有条约根据的。
　　
　　银行发钞 外国在华设立银行，开始于19世纪40年代中期。它们的设立，没有任何条约根据。它们在中国的活动，不受中国方面的任何制约，享有多方面的特权（见近代外国在华银行）。发行钞票是其中最重要的一项。从第一家外国银行（丽如银行）开始, 100年间,在中国发行过纸币的外国银行，至少有20家以上。在中国流通的外国银行纸币，包括外国银元在内，在20世纪初，估计共约14亿元以上，成为直接掠夺中国人民财富的一项重要工具。
　　
　　
　　口岸设厂 五口通商以后，外国洋行遍布中国口岸，其中有不少洋行从事设厂活动。截至中日甲午战争止，外国在华各口岸的大小工厂,将近200家。1895年中日两国签订的《马关条约》，第一次规定"日本臣民得在中国通商口岸城邑任便从事各项工艺制造"。根据"利益均沾"的片面最惠国待遇，其他帝国主义国家也取得了在中国投资设厂的特权（见外国在华设厂权）。从此外国资本大量涌进，构成压迫中国民族工业发展的巨大势力。
　　
　　内地开矿和修筑铁路 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路矿权的争夺,是它们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的一项重要内容（见帝国主义对中国路矿利权的争夺战）。早在 1885年法国就提出中国修建铁路要"向法国业此之人商办"。1895年又进一步要求法国享有在云南、广西、广东三省开矿筑路的优先权。这一年中法签订的《续议商务专条附章》中,"议定中国将来在云南、广西、广东开矿时,可先向法国厂商及矿师人员商办"（见外国在华开矿权）。越南铁路"可由两国酌商妥订办法，接至中国界内"。三年以后（1898）德国要求修筑山东境内铁路，第一次提出在铁路沿线30里内，德商有自行开挖煤矿的权利。其他各国相继仿效，形成了一个掠夺矿权的高潮。
　　
　　财政借款和税收管理 外国对中国政府的借款，开始于19世纪50年代。甲午战争以后，外国对华借款的范围和数额，显著扩大和增加（见中国近代外债）。截至1927年止，中国历届政府所借外债，总数在30亿银元以上。在这一时期中，借款方式由一国借款到多国联合的银行团借款，借款权限由一般借款到优先借款，借款抵押由关税扩大到厘金、盐税和常关税收。而借款抵押之税收，由中国人掌管变为外国人掌管，税款之存放，由中国国库转入外国银行，使中国财政主权受到极大的损害。
　　
　　邮政管理 西方国家在中国原有的邮递系统之外，擅自设立它们的邮政机构，在19世纪60年代初即已出现。它们利用非法成立的邮局，不但邮递信件，而且"揽寄应税包裹，使奸商得以乘隙偷漏"。1896年由海关总税务司赫德炮制的邮政官局，开始了对中国邮政的全面侵夺。这个名为中国邮政官局的机构，却"不要雇中国官员而要让赫德总揽一切"。因此,所谓邮政官局,不过是海关总税务司署的一股。各口海关税务司的管域，就是邮政分局的管区。各口税务司也就是分局的当然邮务长。随着邮政由口岸向内地伸延，外国势力进一步扩大到海关所不及的地区。到1906年中国政府成立邮传部接管邮政之时，全国各府、州、县所设邮递局所，已达2800处。
　　
　　电讯交通 外国对中国电讯主权的侵犯，在有线电讯方面，发生较早。19世纪70年代初,通过海底电缆,中国和欧洲建立了电讯联系。外国电讯公司就开始在中国进行活动。1907年中德《会定电报事宜合同》规定，中国"凡有建造或扩充水、陆电线或无线电报以及用他法通电之事，德国电局在中国当享满足优待"。这是帝国主义侵犯中国电讯主权的第一次条约记载，而且第一次由有线电扩大到无线电。1918年中日《无线电台借款正合同》，进一步授权日本以在中国承办无线电台的权力，《合同》中规定"中国政府于三十年内须付承办人以管理之全权"，这是对中国无线电讯主权的明显破坏。
　　
　　航空运载 外国对中国航空主权的侵犯,开始于国民党政府统治的中华民国时期。1929年美国的航空发展公司与国民党政府订立合同，在中国开辟上海-汉口、南京-北平、汉口-广州三条邮务航线。第二年国民党政府交通部又与美国飞运公司订立合同，成立中美合办中国航空公司，"经营在中国之航空运载业务"。在中国航空公司中，美国掌握机航组的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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