补充资料：中国新石器时代的家畜

    　　中国新石器时代已较普遍地饲养了家畜和家禽。从发掘的文化遗址里，经常出土各种动物的骨骸：大量的散见于文化层堆积和废弃坑穴等处的，是人们吃剩的碎骨残段；有的作为随葬物放在墓坑里；也有的因祭祀或作为牺牲把完整个体埋在墓区内。此外，还发现了少量刻划或捏塑的家畜形象。根据对出土动物骨骼的鉴定研究可知，中国新石器时代首先出现的一批家畜（禽）是猪、狗、鸡和牛，可早到公元前6000年左右。在淮河与秦岭以北地区，最主要的家养动物是猪、狗和鸡，在南方是猪、狗和水牛，说明北方和南方的家畜饲养业已经各具特点。
　　
　　中国北方新石器时代的家畜 在河北武安磁山和河南新郑裴李岗两个遗址，出土了猪、狗和鸡的遗骸，它们是目前中国北方已知最早的家畜遗存。年代约为前五、六千年。在裴李岗同时出土了造型生动的陶猪头。在磁山还出土了可能是家牛的一种小型黄牛。在西安半坡、宝鸡北首岭、陕县的庙底沟和三里桥等遗址中出土的仰韶文化家畜遗骸，也包括猪、狗、鸡和黄牛 4种。其中，猪和狗在中国北方史前时期是最常见和最重要的，尤其是家猪，在整个新石器时代经济上始终具有其重要性。在磁山文化、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以及龙山文化的许多遗址里，都无例外的有较多的猪的遗骨。而且，养猪业愈到后期愈加发展，庙底沟的26个早期龙山文化灰坑里出土的骨骸,比同一地点的168个仰韶文化灰坑出土的还要多些，便是例证。西北地区的马家窑文化和齐家文化的遗存中，同样都有较多的猪骨出土。例如甘肃永靖秦魏家46座齐家文化墓葬内,共有430块随葬的猪下颌骨，最多的一墓有68块，足见西北地区当时家猪饲养业的发达。内蒙古等地的红山文化中也发现有家猪的遗骸。
　　
　　大多数考古学者认为，绵羊和山羊，可能还有马，都是从龙山文化时期（约前2800～前1900）开始饲养的。早在仰韶文化的半坡遗址中，即出土过少量绵羊、山羊和马的骨骸，但尚不能肯定是家畜。在龙山文化的遗址中，收集到的马骨不多。山东章丘城子崖和河南汤阴白营出土的标本都只鉴定到马属，不能断定属于家马。因此，有把握的说法是，在中原地区，到了商代才有肯定无疑的家马。家山羊在中原地区的考古记录，以河南陕县庙底沟二期文化遗存中出土的山羊角为最早。在内蒙古赤峰红山后的红山文化遗存中,已有家绵羊,估计年代不晚于前3000年左右。城子崖的羊骨被鉴定为殷羊，这是华北史前常见的一种家绵羊，到商代已被培育成稳定的品种。在黄河上游，马家窑文化的永靖马家湾和临洮马家窑遗址，都有山羊和绵羊的遗骸出土，齐家文化的遗址和墓地，也大都有较多的羊骨出土，说明这一地区已经普遍饲养了羊。此外，在山东泰安大汶口与兖州王因等遗址，发现了水牛的遗骨，说明大汶口文化地区还饲养水牛。
　　
　　中国南方新石器时代的家畜 中国南方一些年代较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如广西桂林甑皮岩、江西万年仙人洞、浙江余姚河姆渡等，都出土了较早期的家畜遗骨。据分析，甑皮岩出土的猪骨属于家猪，这表明在中国南方家猪的饲养也很早。在河姆渡遗址约前5000年的文化层里，出土有猪、狗等家畜骨骸，水牛也很可能是家养的，说明这几种家畜在中国南方开始饲养的年代至少在前5000年以前。在河姆渡还出土了陶猪，下垂的腹部、头长与体长的比例等均具有家猪的特征。
　　
　　其后，无论是长江中游的大溪文化和屈家岭文化，还是长江下游的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和良渚文化，常见的家畜都是猪、狗和水牛。在福建闽侯昙石山和云南元谋大墩子，也都有猪和狗的遗骸出土，说明在沿海与西南地区，新石器时代的主要家畜也是猪和狗。江西万年仙人洞有绵羊的记录，但鉴定者认为不是家绵羊。中国南方可能到良渚文化时期才出现家羊。目前，还没有关于出土家马骨骸的正式报道，马在中国南方出现的时间，大约也相当于中原地区的商代或西周。
　　
　　从现有的考古资料看来，在中国新石器时代的晚期，人们大体已经饲养了所谓的六畜──马、牛、羊、鸡、狗、猪，而其中的猪、狗、绵羊和水牛，到商代早期便都已育成了特征稳定的品种。
　　
　　

参考书目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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