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书」体说明

明吴讷文章辨体序说：「昔臣僚敷奏，朋旧往复，皆总曰『书』。近世臣僚上言，名为『表奏』；唯朋旧之间，则曰『书』而已。盖论议知识，人岂能同？苟不具之于书，则安得尽其委曲之意哉？战国、两汉间，若乐生（乐毅）、若司马子长（司马迁）、若刘歆诸书，敷陈明白，辨难恳到（犹「恳至」，恳切），诚可以为修辞之助。至若唐之韩（韩愈）、柳（柳宗元），宋之程（程颢、程颐）、朱（朱熹）、张（张载）、吕（吕祖谦），凡其所与知旧、门人答问之言，率多本乎进修之实。读者诚能孰复，以反之于身，则其所得，又岂止乎文辞而已哉？」

明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盖尝总而论之，书记之体，本在尽言，故宜条畅以宣意，优柔以怿（音ㄧˋ，快乐）情，乃心声之献酬也。若夫尊卑有序，亲疏得宜，是又存乎节文之间，作者详之。」

（二）北宋尺牍（书信）文学的特色

如果对宋代尺牍作一个总体的概括，在繁荣之中它有两个非常凸出的特点，一是道学气重。这首先是指宋儒的「心性命理」。其次是当时文人，尽管作书立笔千言，动辄百行，但很多作品玉锦裹枯木，有其表无其理，缺少生命力。把它们拿出来与前世后世作个比较，它们比汉、魏、六朝多了经世济民的负担，少了天真与浪漫；与唐比多了板实、笨拙的特质，少了踔厉飞扬的大气；与明比少了文人对自我大胆、快意的升扬、挥发，对社会勇敢的批判。不少作家作品多是蹈矩守旧之作，像个有脚书橱，或是经史杂抄簿子，虽不能说不漂亮，却让人端详不出显著的、属于自己的个性。

第二个特点便是好议。唐代文人好论，时时有所发明；宋代文人好议，总是喋喋不休。议与论的区别在于「论」可出新；「议」则近乎述而不作。好议，是宋代尺牍道学气的一个重要表现手段。

才气的外露，是当时文化高涨的又一个表现：言必有据，语不虚发，喜掉书袋子而少真气、少灵性；有意锻炼，举斧抡齿。秦少游有一则与李乐天简，介绍自己的一次游历，书中将一组动词组合在一处，各能尽其情态又不重复：「自还家来，比会稽人事差小，杜门却扫，日以文史自娱。时复扁舟循邗沟而南，以适广陵，泛九曲池，访隋氏陈迹，入大明寺，饮蜀井，上平山堂，折欧阳文忠所种柳而诵其所赋诗，为之喟然以叹。遂登摘星寺。寺，迷楼故址也，其地最高，金陵、海门诸山历历皆在履下。其览眺所得，佳处不减会稽望海亭，但制度差小耳。仆每登此，窃心悲而乐之。人生岂有常？所遇而自适，乃长得志也。」动词安排得这么绵密而不重复，句式这么整齐，显系润色的结果。当然，这么说并非皆是贬意，有能力斧齿，使文章更精美但不显造作，未尝不是好事。

另外一点就是言词丰腴，知见广博，行文如河倒泻，有滥情、铺张之过，使人如对奇珍的渊薮，难挡诱惑又难以招架，尤其是时时衬出作为一名读者的寡学、拙识。不过，被才与情淹没的作家，往往成就很糟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