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literature in the Song Dynasty
宋代文学
1.
A Quantitative Analysis on the Study Works and Their Authors of Literature in the Song Dynasty from 1997 to 1999;
1997-1999年宋代文学研究论著及作者队伍的定量分析
3) literature in song dynasty
宋代文学
1.
Intergrated observation on features of literature-creating subject and mainstream literature in Song Dynasty;
宋代文学创作主体和主流文学特质的整体观照
2.
The paper shows how the literature in Song Dynasty influenced the statesman, writers, poets and critics in nowadays.
文章论证了宋代文学对当代政治家、作家、诗人、评论家的深刻影响 ,从而揭示了古典文学与当代文化之间的丰富联
5) the literature of Song Dynasty
宋代文学
1.
It was investigated on diffusing media and manner of the literature of Song Dynasty in the view of media studies,such as:handwriting,block-cutting,and printing.
从传播学角度对宋代文学的传播媒介与传播方式诸如手写、纸简、刻版、印刷等方面进行了考察,为进一步了解宋代文学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
补充资料:宋代文学
中晚唐、五代藩镇割据的混乱局面,随着北宋王朝的建立而结束。宋太祖把军权、财权收归中央。用文臣知州事,在诸州设通判来掌管军政民政,在各路设转运使来掌管财权。选各道精兵送京城充禁旅,使武将不专领军队。这样的方式虽然加强了中央集权,使地方势力不能同中央对抗,但同时也削弱了国防力量,使石晋割让的燕云十六州(在今河北和山西北部),还是归属辽国;使西北大片地区(包括今宁夏、陕北以及甘肃和青海等的部分地区)归属西夏。宋对辽和西夏的战争,屡遭失败,屈辱求和。到金兵南下,攻破汴京,北宋灭亡。南宋诸大将奋力抗金,掌握兵权,志存恢复。可是高宗、秦桧屈辱求和,收回诸大将兵权,杀岳飞,也是贯彻太祖收回军权的国策,只保存了一个偏安局面。直到蒙古军南下,南宋灭亡,使宋代成为一个备受屈辱的朝代。这点在宋代文学中有强烈的反映。
宋代的社会历史环境和宋代文学的特征 北宋巩固中央集权,太祖杯酒释兵权时,劝诸大将"多积金帛田宅以遗子孙,歌儿舞女,以终天年"。上层官僚地主广置田园,过着沉迷于歌台舞榭的生活。又优待文臣,除俸钱禄米外,又有职钱和职田,"恩逮于百官者惟恐其不足,财取于万民者不留其有余"(赵翼《廿二史劄记·宋制禄之厚》)。又广开科举,宋初进士,依唐旧制,每岁不过二、三十人,太宗太平兴国二年(977),放进士几500人,比旧制多20倍(王栐《燕翼诒谋录》卷一)。宋的疆域小于唐,“官五倍于旧”(宋祁《景文集·上三冗三费疏》)。这也使中下层地主阶级士子有更多的可能进入仕途,可以过着酣歌曼舞的生活。这跟宋朝的经济发展有关。宋初兴修水利,扩大农田,增加农户。农业有了发展,工商业更得到空前的发展。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记载汴京(今河南开封)的繁华景象;周密《武林旧事》记南渡后临安(浙江杭州)的盛况。宋代都市的繁荣,造成广大的市民阶层。歌楼舞榭,盛极一时,"瓦子"中表演技艺的场所空前繁荣。这都是宋代词和话本发展的重要条件。
宋代为了加强中央集权,不让地方势力对抗中央,对地主阶级士子采取思想上的控制政策。北宋孙复著《春秋尊王发微》,既尊朝廷,又谓"《春秋》有贬无褒,大抵以深刻为主","变为罗织之经"(《四库全书总目》),适应宋朝的加强思想控制,跟着产生"正统"理论。司马光论正统,称"立法度,班号令,而天下莫敢违者乃谓之王"(《通鉴》魏纪黄初二年),强调思想统一,宋代道学家又提出"道统",在散文创作上又有"文统"的说法。道统、文统都推本于韩愈。这又成为宋代的古文革新运动的社会背景。
宋代文学中贯穿着爱国主义精神,愤慨国势削弱,外族侵凌,怀抱破敌立功的壮志的,早在苏舜钦的诗里,就有《庆州败》一类的诗。稍后,苏轼的〔江城子〕《密州出猎》里,有"射天狼"的豪情。到南宋陆游、辛弃疾等多数作家的大量作品里,更充满着爱国忧国之情。而到南宋灭亡前后,文天祥、谢翱等作家的诗文里,这种感情就更加强烈。这一特色,是宋以前文学所没有的。这种爱国主义精神一直感染着后来的读者,成为宋代文学的重要特色。
词这种体裁,从唐末到五代,配合燕乐,作为歌楼舞馆的唱辞,所谓"拾翠洲边,自得羽毛之异;织绡泉底,独殊机杼之功"(欧阳炯《花间集序》),用翠羽轻绡来比,指出当时的词,风格和语言要求轻靡。又称"自南朝之宫体,扇北里之倡风"(同前),写柔靡的恋情。到北宋初年,士大夫的流连歌舞,加上都市的歌楼舞榭中都在唱词,这种轻靡和绮丽的词盛极一时。北宋晁补之说词是"当行家语"(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十六引),李清照称词"别是一家"(《论词》),除了词要合乐外,主要指词的内容和风格都与诗不同。到了苏轼手里,以诗为词,到了辛弃疾手里,以文为词,打破了词和诗文的界线,扩大了词所反映的生活领域,从而使词成为宋代最重要的文学形式。随着都市的兴起,市民阶层的壮大,适应市民需要的各种娱乐活动纷纷兴起。周密《武林旧事》称临安有瓦子23处,最大的一处有勾栏十三个。其中"说话"的,以小说、讲史最受人欢迎。吴自牧《梦梁录》称小说有烟粉、灵怪、传奇、公案、扑刀、杆棒、发迹变泰等类。还有"讲史书",讲历代史传战争兴废之事。说话的底本称话本。说话在唐代已经出现,到宋代有了更大的发展。宋代的话本反映市民生活,使小市民成为话本的主角。话本由说话人用当时的口语和浅近的文言词语来讲说,形成了一种新的文体。它刻画人物,运用性格化的语言,胜于过去文言小说里记述的语言。
北宋提倡古文,继承韩愈《原道》的道统说。韩愈论文是文道合一的。因此,北宋初柳开提倡古文,他在《应责》里说:"吾之道,孔子、孟轲、扬雄、韩愈之道;吾之文,孔子、孟轲、扬雄、韩愈之文也。"这里隐约含有道统、文统的意味,但柳开讲的道没有新义,且所作文不免艰涩,影响不大。而欧阳修领导古文革新运动,所讲的道,不限于以儒家的仁义为道,他反对"弃百事不关于心"(《答吴充秀才书》),认为应从关心百事中求道;用音乐作比,不仅要知道"八音、五声、六代之曲",还要懂得"动荡血脉,流通精神",使人悲喜歌泣得所以然(《书梅圣俞稿后》),即要有所自得。这是他扩大了对道的认识。韩愈的古文,有提倡"文从字顺"的一面,又有主张"沉浸浓郁"、追求词藻、用险难字的一面。欧阳修的古文,避难取易,力求平易畅达,开一代风气,加上追随者的响应,就使宋代散文的发展不同于唐代散文,对后世的影响极为深远。
欧阳修的散文不取韩愈的散文奇险浓郁的一面,但宋代在诗文革新运动时期的诗,却学习韩愈的以文为诗,又有取于他的炼字琢句的一面。大概唐诗以风神情韵为主,宋代革新时期的诗人,要求有自己的风貌,发展以议论为诗,以筋骨思理见胜。宋诗"取材广而命意新"(曹学佺《宋诗选序》)。在命意新上,宋诗人创作了富有理趣的诗,构成了宋诗的特色。宋人"以才学为诗",用古典成语来表达情意,成为黄庭坚江西诗派的一个特点。这样,宋代的诗文具有不同于唐代诗文的独特风貌。
宋代加强了思想控制,宋真宗大中祥符中,"尝下诏禁文体浮艳。议者谓是时馆中作《宣曲》诗,'或谓颇指宫掖'","赖天子爱才士,皆置而不问,独下诏讽切而已,不然亦殆哉?"(陆游《渭南文集》卷三十一《跋西崑酬唱集》)唐朝人写诗来讽刺本朝史事、时事都没有事。杨亿、刘筠等在被信任时,写了"颇指宫掖"的诗,就被诏书借"文体浮艳"为名而加禁止。夏竦罢枢密使,范仲淹等执政,石介作《庆历圣德颂》,歌颂进贤去佞,孙复说:"子祸始于此矣!"由此招来了夏竦的忌恨而招致石介在死后差一点被发棺,并使石介子弟受连累,很久羁管他州。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苏轼在诗中反映新法推行中的缺点,即被逮捕下狱,几乎被处死,世称"乌台诗案"。宋代表面上对文人在政治上表示宽大,在思想上则注意控制,当是宋诗在讽喻兴寄上较唐诗逊色的原因。从此开始,封建统治阶级就编织成一张"文网",历明代而至清代的前期,这张网愈收愈紧,终于发展到了政治上的大规模迫害。
北宋前期文学 宋初文学,元代方回《送罗寿可诗序》称,"宋刬五代旧习,诗有'白体''崑体''晚唐体'"。仿效白居易体的有王禹偁,他也提倡杜甫的诗。倡"崑体"的为杨亿、刘筠等的《西崑酬唱集》,效李商隐体,以《宣曲》诗讽刺宫掖,被下诏禁止。效晚唐体的有九僧(见"惠崇")、林逋、魏野等人,用清淡的风格来写幽静的隐居生活,都受到晚唐诗人贾岛、姚合的影响。这时期的宋诗,还是模仿唐诗,没有形成自己的独特风貌。到梅尧臣起来,他的诗用思深远,风格平淡,虽作近体,而存古意,"意新语工",苏舜钦跟他并称。苏舜钦的诗,笔力豪俊、超迈横绝,好作古体,内容多结合当时现实。欧阳修学韩愈的以文为诗,又受李白诗的影响。但韩诗矫健,欧诗舒畅,风格不同,这时开始显出宋诗的特色。
北宋初期的散文,仍袭五代浮靡的文风。柳开倡言"革弊复古",提出重道、致用、崇散、尊韩等观点,但他的文辞不免艰涩。继柳开之后倡导古文的有王禹偁,他主张"传道而明心",继承韩愈"文从字顺"的一面,强调文贵乎"句之易道,义之易晓"(《答张扶书》),语言平易近人。此后提倡古文的有穆修、尹洙、石介等人。穆修访求校正韩柳集,提倡古文,尔后为尹洙。尹洙通知古今,为文简而有法,再后为欧阳修。尹洙称范仲淹《岳阳楼记》为"传奇体"(《后山诗话》),不满意他的描绘景物用辞藻及对偶。欧阳修不反对偶俪,所见较广。欧阳修是宋代古文运动的领袖,他对"道"与"文"有自己的看法。他的文"纡徐委备,往复百折,而条达疏畅,无所间断"(苏洵《上欧阳内翰书》),平易畅达,有情韵之美,开创了一代文风。他奖引后进,在他周围,团结了曾巩、王安石及苏洵、苏轼、苏辙父子等人,使宋代散文有了空前的发展。
北宋前期的词,代表作家有晏殊、欧阳修、柳永等。晏、欧的词主要是小令,多写闲情逸致,词风则承袭五代,受南唐冯延巳影响尤深,但基调有所变化。晏词趋向雍容淡逸,和雅温婉;欧词较为疏宕俊朗,深挚清丽。柳永是北宋第一个大量写作慢词的词人。他的词长于铺叙,不避俚俗,以白描的手法,极写都市繁华和悲欢离合之情。"尤工于羁旅行役",且多以同情态度描写伶工乐妓的生活和愿望,发展了词体,扩大了词境。但也时有下笔率易、迹近淫靡之病。这一时期以小令著称的还有宋祁、范仲淹、晏幾道等。宋、范均存词不多,前者有一些佳句流传很广,后者在内容上有重要突破;塞垣风光,戍边情怀,苍凉悲壮,慷慨生哀,确是俯视群流,独放异彩。晏幾道是晏殊的幼子,与其父合称"二晏"。所作多数是对往事的低回追忆,感伤惆怅,委婉深沉。这一时期的慢词作家还有张先。其词与柳永齐名,但才力稍逊,长于炼句而短于炼意,词风偏于纤巧冶艳,意境不高。
就北宋前期的文学说,在欧阳修领导下的诗文革新运动已取得成功,宋代的诗歌和散文,已开始呈现出不同于唐代诗歌和散文的风貌。北宋前期的词,以柳永的创作长调最为突出,显示宋词比唐五代词有了新的发展。
继承欧阳修的古文创作理论的是曾巩,他称"畜道德而能文章",认为"畜道德""则公且是矣。而其辞之不工,则世犹不传,于是又在其文章兼胜焉"(《寄欧阳舍人书》),又称"所记者岂独其迹也,并与其深微之意而传之"(《南齐书目录序》),这就本欧阳修对道和文的看法作了阐明。他的散文,平正通达,委曲详明,在艺术性上次于欧阳修。王安石的散文,内容深刻,辞气峭折,具有不同于欧阳修的风格。他在《上人书》里要求"自得""资深",加以"左右逢源",所以他的文章深刻透辟,曲折如意。王安石的诗歌创作工于刻画,善于议论,罢相后退居钟山所作刻画景物的诗,精工明丽,为人所称道。他在修辞上的特点,就是借用古语来表达情思。由于他博极群书,"自百家诸子之书,至于《难经》、《素问》、《本草》诸小说无所不读"(《答曾子固书》),所以造成"以学问为诗"的风气。他的词所作不多,但像〔桂枝香〕"登临送目",写金陵怀古,已经是以诗写词,不过影响不大。王安石在诗文词的创作上,都有杰出成就。
北宋后期文学 北宋后期继欧阳修领导古文革新的运动,并取得完全胜利的是苏轼,在诗歌的创作上有了进一步发展的是苏轼,在词的创作上,打破诗词的界限,以诗为词,开辟了词的境界的也是苏轼,苏轼是北宋最杰出的大作家。
苏轼继欧阳修起来,在完成北宋诗文词的革新运动方面,发挥了更大的更全面的作用。欧阳修讲的道是关心百事,有所自得。苏轼讲的道,如学潜水的"日与水居,则十五而得其道"(《日喻》),是在生活实践中有所体会,才能"求物之妙,如系风捕影,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者,盖千万人而不一遇也,而况能使了然于口与手者乎?是之为辞达"(《答谢民师书》)。其实苏轼的所谓"道",在概念上和儒家道家以及宋代程朱的所谓道都有不同,更多地偏重于生活体验,从生活中获得创作构思。他会运用"博喻",用丰富、新鲜、贴切的比喻,来表达这种口未能言的体会。他的创作,"如万斛泉源,不择地而出","随物赋形"(《文说》),既有深厚广阔的生活体验,又有"随物赋形"的形象表现手法,显示了北宋最杰出的文学成就。他的散文,论辩滔滔,气势雄壮,纵横变化,汪洋恣肆。他的赋,象《前赤壁赋》,是叙事、描绘、哲理的结合,情韵相生。他的小品,富有诗情画意,有丰富的想象力。他的诗"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书吴道子画后》),才情奔放,曲折变化,无不达之意。"以文为诗,自昌黎始;至东坡益大放厥词,别开生面,成一代之大观"(赵翼《瓯北诗话》卷五)。他的词,打破了诗词的界限,以诗为词,风格多样,有清新俊逸的,有刚健豪放的,给词开辟了新的境界。他完成了北宋诗文词的革新运动。
苏门四学士是黄庭坚、秦观、张耒和晁补之,四学士外还有陈师道也极有名。黄庭坚是江西诗派的开创者,陈师道是江西诗派中仅次于黄庭坚的作者。黄庭坚主张"古之能为文章者,真能陶冶万物,虽取古人之陈言入于翰墨,如灵丹一粒,点铁成金也"(《答洪驹父书》)。这是把王安石、苏轼等的以学问为诗的实践发展而建立的一套理论。他"搜猎奇书,穿穴异闻"来引用"陈言",显示他的学问;这种"陈言"是用来"陶冶万物"的,所以他的诗是有内容的,也表达了他的感慨和激情。对黄庭坚,论者毁誉不一,但他的主张和诗歌作品在宋代产生了很大影响。陈师道初学黄庭坚,后来改学杜甫。他表达切身体会的五言古诗,写得极为朴挚。张耒的诗较多地反映人民生活。秦观的词有很高成就,"寄慨身世,闲雅有情思,酒边花下,一往而深"(冯煦《宋六十一家词选例言》)。"若以其词论,直是初日芙蓉,晓风杨柳,倩丽之桃李,容犹当之有愧色焉"(况周颐《蕙风词话》卷二)。他跟苏轼的词不同,是当时婉约派词的杰出者。当时著名词人还有贺铸,他的词秾丽中有清刚之气。
稍后的著名词人有周邦彦。他精通音律,创作了许多新调。他的词"多用唐人诗语,括入律,浑然天成;长调尤善铺叙,富艳精工"(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二十一),在当时和后代都为人推重。李清照《论词》"乃知别是一家,要"协音律",又称"晏(殊)苦无铺叙,贺(铸)苦少典重,秦(观)则专主情致而少故实,譬如贫家美女,非不妍丽,而终乏富贵态"。她推崇的别是一家大概即指周邦彦的词,协音律,讲铺叙,较典重,有故实,这代表了当时的看法。李清照的词,是婉约派的正宗,工于抒情,用白描的语言曲折地表达深挚的情意,姿态百出。她南渡后的作品,经历了国破家亡的苦难,流露了极为凄苦的感情。这时期她的诗歌,又充满爱国激情,具有豪迈猷劲的风格。
南宋前期文学 经历了北宋覆亡的"靖康之难",激起了南宋诗人抵抗侵略、保卫祖国的爱国主义精神。他们虽然或多或少地受到江西诗派的影响,但时代的剧变,迫使诗人抛开江西诗派"取古人陈言"的写法,写出表现爱国主义精神的诗篇。这时期取得杰出成就的是陆游和辛弃疾的作品。稍早于陆、辛的诗人有陈与义,"建炎间,避地湖峤(两湖五岭),行万里路,诗益奇壮,造次不忘忧爱。以简严扫繁缛,以雄浑代尖巧。第其品格,当在诸家之上"(《宋诗钞·简斋诗钞》)。他的身世漂泊与杜甫相似,他的诗也转向杜甫学习,学到杜诗的音节宏亮,风格沉著。"中兴四大诗人","尤、杨、范、陆"并称。尤袤的诗大都散失。杨万里的诗,自称"步后园,登古城,采撷杞菊,攀翻花竹,万象毕来,献予诗材"(《诚斋荆溪集序》)。他从生活中抓住一点感受就写诗,这就摆脱了江西诗派的以学问为诗的规范,作出活泼自然的诗。只是他的爱国感情不够强烈。范成大出使金时所作72首七绝,表达了北宋亡国之痛,反映了遗民盼望恢复的心情。他的《四时田园杂兴》60首,对农民的疾苦有了深入反映,胜过以前的田园诗。这时期最杰出的诗人是陆游。陆游的诗有两方面:一方面是体会生活的隽永滋味,熨贴景物的曲折情状;另一方面是表达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要为国家报仇雪耻,收复失地,解救沦陷区人民,悲愤激烈。他在诗和词里都表现了这种精神,在诗里更为突出。陆游的散文也很有成就。他的论文、记叙,不少贯串着爱国感情。他的《入蜀记》,写景、议论、抒情,均极为生动。
辛弃疾是南宋前期最杰出的爱国词人。他在词里充满了洗雪国耻的豪情,写出了壮志难酬、国势衰落的悲愤。他在苏轼以诗为词后,"别开天地,横绝古今,《论》《孟》《诗小序》《左氏春秋》","拉杂运用"(吴衡照《莲子居词话》卷一),以文为词。他的词有纵横奔放的一面,又有秾丽纤绵的一面。这时期的辛派词人,有陈亮和刘过等人。陈亮词笔力矫健,气势豪放。刘过词有豪气,多壮语。陈亮又是著名的政治家,坚持抗战,反对投降,要"推倒一世之智勇,开拓万古之心胸,自谓差有一日之长"(《宋史》本传)。还有叶適的散文,多论时事,独抒己见。"文章雄赡,才气奔逸,在南渡卓然为一大宗"(《四库全书总目·水心集》)。
南宋后期文学 南宋后期文学,由于宋金媾和以后,经历一段相对安定时期,爱国主义的歌声逐渐衰退,格律派词人兴起。这一派,?越缥钪?"白石脱胎稼轩,变雄健为清刚,变驰骤为疏宕"(周济《宋四家词选序论》),格调较高,音调和婉。他的〔扬州慢〕写"自胡马窥江去后,废池乔木,犹厌言兵",反映了一些战乱的感叹,但缺少爱国的激情。史达祖〔满江红〕《九月二十一日出京怀古》:"老子岂无经世术,诗人不预平戎策。"表达了一些忧愤。他以咏物词著名,工于刻画。姜夔替他的《梅溪词》作序,称为"融情景于一家,会句意于两得"(《花庵诗选》引)。吴文英的词,在修辞协律上用力,过于雕琢,不免晦涩。周密的词,讲求清丽,曾和吴并称"二窗"(周草窗、吴梦窗),词风相近,但周并不象吴的晦涩。他选南宋词为《绝妙好词》,代表了雅正派的观点。张炎的词,表达南宋亡国后的凄凉哀怨。他研究声律,在唱腔上用功。他提倡"清空"。姜夔、张炎的词对后世影响较大。清代以朱彝尊、厉鹗等人为代表的浙派词人,就是推崇他们的。陈廷焯《白雨斋词话》亦极推重他们,称:"姜尧章词,清虚骚雅,每于伊郁中饶蕴藉。"又称:"张玉田词,如并剪哀梨,爽豁心目。"此外,史达祖、吴文英、周密等南宋词人,也得到清代词人的推重。跟格律派词相当的,有四灵派和江湖派的诗。"永嘉四灵",学晚唐贾岛、姚合的诗,凄清幽咽,境界太狭,抒情太偏。江湖派是受四灵派影响的诗派,其中最著名的诗人首推刘克庄,他在学晚唐体的诗里面填嵌成语典故,可是还不能摆脱晚唐体的格局。
南宋末年,文学中的爱国主义精神再度发扬,有反侵略的忠愤,有崇高的民族气节,也有遁迹山林宁死不屈的孤高。象文天祥的《指南录》和《指南后录》中的诗文,刘辰翁表现亡国之痛的词,汪元量表现忠愤气节的诗,以及记录亡国之痛的《越州歌》20首,谢翱的血泪文《西台恸哭记》,构成了宋代文学的强烈尾声。
宋代文学还有白话短篇小说的话本和平话,是说话艺人的底本。话本是适应市民阶层的壮大产生的。它反映了城市中小商人、手工业者和下层妇女的生活,以这些人为话本中的主人,塑造了各种人物,具有性格化的对话,有生动的故事情节,运用接近口语的白话。它适应听众陆续到达的需要,在正式讲故事前有诗词或其他简短故事组成的"入话",用韵文来对人物或情景作描写,全文用诗词作结束。宋代话本赞美妇女对爱情的追求的,有《碾玉观音》、《闹樊楼多情周胜仙》;写公案故事的,有《错斩崔宁》,暴露封建官吏的草菅人命;写侠盗故事的,有《宋四公大闹禁魂张》,赞美宋四公等劫富济贫、惩罚为富不仁者的侠义行为等。
这种话本成为白话短篇小说的开端,对后代的白话短篇小说有深远的影响。平话讲历代故事,有《新编五代史平话》和《大宋宣和遗事》,对后代长篇小说的创作有一定影响。
宋代的社会历史环境和宋代文学的特征 北宋巩固中央集权,太祖杯酒释兵权时,劝诸大将"多积金帛田宅以遗子孙,歌儿舞女,以终天年"。上层官僚地主广置田园,过着沉迷于歌台舞榭的生活。又优待文臣,除俸钱禄米外,又有职钱和职田,"恩逮于百官者惟恐其不足,财取于万民者不留其有余"(赵翼《廿二史劄记·宋制禄之厚》)。又广开科举,宋初进士,依唐旧制,每岁不过二、三十人,太宗太平兴国二年(977),放进士几500人,比旧制多20倍(王栐《燕翼诒谋录》卷一)。宋的疆域小于唐,“官五倍于旧”(宋祁《景文集·上三冗三费疏》)。这也使中下层地主阶级士子有更多的可能进入仕途,可以过着酣歌曼舞的生活。这跟宋朝的经济发展有关。宋初兴修水利,扩大农田,增加农户。农业有了发展,工商业更得到空前的发展。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记载汴京(今河南开封)的繁华景象;周密《武林旧事》记南渡后临安(浙江杭州)的盛况。宋代都市的繁荣,造成广大的市民阶层。歌楼舞榭,盛极一时,"瓦子"中表演技艺的场所空前繁荣。这都是宋代词和话本发展的重要条件。
宋代为了加强中央集权,不让地方势力对抗中央,对地主阶级士子采取思想上的控制政策。北宋孙复著《春秋尊王发微》,既尊朝廷,又谓"《春秋》有贬无褒,大抵以深刻为主","变为罗织之经"(《四库全书总目》),适应宋朝的加强思想控制,跟着产生"正统"理论。司马光论正统,称"立法度,班号令,而天下莫敢违者乃谓之王"(《通鉴》魏纪黄初二年),强调思想统一,宋代道学家又提出"道统",在散文创作上又有"文统"的说法。道统、文统都推本于韩愈。这又成为宋代的古文革新运动的社会背景。
宋代文学中贯穿着爱国主义精神,愤慨国势削弱,外族侵凌,怀抱破敌立功的壮志的,早在苏舜钦的诗里,就有《庆州败》一类的诗。稍后,苏轼的〔江城子〕《密州出猎》里,有"射天狼"的豪情。到南宋陆游、辛弃疾等多数作家的大量作品里,更充满着爱国忧国之情。而到南宋灭亡前后,文天祥、谢翱等作家的诗文里,这种感情就更加强烈。这一特色,是宋以前文学所没有的。这种爱国主义精神一直感染着后来的读者,成为宋代文学的重要特色。
词这种体裁,从唐末到五代,配合燕乐,作为歌楼舞馆的唱辞,所谓"拾翠洲边,自得羽毛之异;织绡泉底,独殊机杼之功"(欧阳炯《花间集序》),用翠羽轻绡来比,指出当时的词,风格和语言要求轻靡。又称"自南朝之宫体,扇北里之倡风"(同前),写柔靡的恋情。到北宋初年,士大夫的流连歌舞,加上都市的歌楼舞榭中都在唱词,这种轻靡和绮丽的词盛极一时。北宋晁补之说词是"当行家语"(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十六引),李清照称词"别是一家"(《论词》),除了词要合乐外,主要指词的内容和风格都与诗不同。到了苏轼手里,以诗为词,到了辛弃疾手里,以文为词,打破了词和诗文的界线,扩大了词所反映的生活领域,从而使词成为宋代最重要的文学形式。随着都市的兴起,市民阶层的壮大,适应市民需要的各种娱乐活动纷纷兴起。周密《武林旧事》称临安有瓦子23处,最大的一处有勾栏十三个。其中"说话"的,以小说、讲史最受人欢迎。吴自牧《梦梁录》称小说有烟粉、灵怪、传奇、公案、扑刀、杆棒、发迹变泰等类。还有"讲史书",讲历代史传战争兴废之事。说话的底本称话本。说话在唐代已经出现,到宋代有了更大的发展。宋代的话本反映市民生活,使小市民成为话本的主角。话本由说话人用当时的口语和浅近的文言词语来讲说,形成了一种新的文体。它刻画人物,运用性格化的语言,胜于过去文言小说里记述的语言。
北宋提倡古文,继承韩愈《原道》的道统说。韩愈论文是文道合一的。因此,北宋初柳开提倡古文,他在《应责》里说:"吾之道,孔子、孟轲、扬雄、韩愈之道;吾之文,孔子、孟轲、扬雄、韩愈之文也。"这里隐约含有道统、文统的意味,但柳开讲的道没有新义,且所作文不免艰涩,影响不大。而欧阳修领导古文革新运动,所讲的道,不限于以儒家的仁义为道,他反对"弃百事不关于心"(《答吴充秀才书》),认为应从关心百事中求道;用音乐作比,不仅要知道"八音、五声、六代之曲",还要懂得"动荡血脉,流通精神",使人悲喜歌泣得所以然(《书梅圣俞稿后》),即要有所自得。这是他扩大了对道的认识。韩愈的古文,有提倡"文从字顺"的一面,又有主张"沉浸浓郁"、追求词藻、用险难字的一面。欧阳修的古文,避难取易,力求平易畅达,开一代风气,加上追随者的响应,就使宋代散文的发展不同于唐代散文,对后世的影响极为深远。
欧阳修的散文不取韩愈的散文奇险浓郁的一面,但宋代在诗文革新运动时期的诗,却学习韩愈的以文为诗,又有取于他的炼字琢句的一面。大概唐诗以风神情韵为主,宋代革新时期的诗人,要求有自己的风貌,发展以议论为诗,以筋骨思理见胜。宋诗"取材广而命意新"(曹学佺《宋诗选序》)。在命意新上,宋诗人创作了富有理趣的诗,构成了宋诗的特色。宋人"以才学为诗",用古典成语来表达情意,成为黄庭坚江西诗派的一个特点。这样,宋代的诗文具有不同于唐代诗文的独特风貌。
宋代加强了思想控制,宋真宗大中祥符中,"尝下诏禁文体浮艳。议者谓是时馆中作《宣曲》诗,'或谓颇指宫掖'","赖天子爱才士,皆置而不问,独下诏讽切而已,不然亦殆哉?"(陆游《渭南文集》卷三十一《跋西崑酬唱集》)唐朝人写诗来讽刺本朝史事、时事都没有事。杨亿、刘筠等在被信任时,写了"颇指宫掖"的诗,就被诏书借"文体浮艳"为名而加禁止。夏竦罢枢密使,范仲淹等执政,石介作《庆历圣德颂》,歌颂进贤去佞,孙复说:"子祸始于此矣!"由此招来了夏竦的忌恨而招致石介在死后差一点被发棺,并使石介子弟受连累,很久羁管他州。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苏轼在诗中反映新法推行中的缺点,即被逮捕下狱,几乎被处死,世称"乌台诗案"。宋代表面上对文人在政治上表示宽大,在思想上则注意控制,当是宋诗在讽喻兴寄上较唐诗逊色的原因。从此开始,封建统治阶级就编织成一张"文网",历明代而至清代的前期,这张网愈收愈紧,终于发展到了政治上的大规模迫害。
北宋前期文学 宋初文学,元代方回《送罗寿可诗序》称,"宋刬五代旧习,诗有'白体''崑体''晚唐体'"。仿效白居易体的有王禹偁,他也提倡杜甫的诗。倡"崑体"的为杨亿、刘筠等的《西崑酬唱集》,效李商隐体,以《宣曲》诗讽刺宫掖,被下诏禁止。效晚唐体的有九僧(见"惠崇")、林逋、魏野等人,用清淡的风格来写幽静的隐居生活,都受到晚唐诗人贾岛、姚合的影响。这时期的宋诗,还是模仿唐诗,没有形成自己的独特风貌。到梅尧臣起来,他的诗用思深远,风格平淡,虽作近体,而存古意,"意新语工",苏舜钦跟他并称。苏舜钦的诗,笔力豪俊、超迈横绝,好作古体,内容多结合当时现实。欧阳修学韩愈的以文为诗,又受李白诗的影响。但韩诗矫健,欧诗舒畅,风格不同,这时开始显出宋诗的特色。
北宋初期的散文,仍袭五代浮靡的文风。柳开倡言"革弊复古",提出重道、致用、崇散、尊韩等观点,但他的文辞不免艰涩。继柳开之后倡导古文的有王禹偁,他主张"传道而明心",继承韩愈"文从字顺"的一面,强调文贵乎"句之易道,义之易晓"(《答张扶书》),语言平易近人。此后提倡古文的有穆修、尹洙、石介等人。穆修访求校正韩柳集,提倡古文,尔后为尹洙。尹洙通知古今,为文简而有法,再后为欧阳修。尹洙称范仲淹《岳阳楼记》为"传奇体"(《后山诗话》),不满意他的描绘景物用辞藻及对偶。欧阳修不反对偶俪,所见较广。欧阳修是宋代古文运动的领袖,他对"道"与"文"有自己的看法。他的文"纡徐委备,往复百折,而条达疏畅,无所间断"(苏洵《上欧阳内翰书》),平易畅达,有情韵之美,开创了一代文风。他奖引后进,在他周围,团结了曾巩、王安石及苏洵、苏轼、苏辙父子等人,使宋代散文有了空前的发展。
北宋前期的词,代表作家有晏殊、欧阳修、柳永等。晏、欧的词主要是小令,多写闲情逸致,词风则承袭五代,受南唐冯延巳影响尤深,但基调有所变化。晏词趋向雍容淡逸,和雅温婉;欧词较为疏宕俊朗,深挚清丽。柳永是北宋第一个大量写作慢词的词人。他的词长于铺叙,不避俚俗,以白描的手法,极写都市繁华和悲欢离合之情。"尤工于羁旅行役",且多以同情态度描写伶工乐妓的生活和愿望,发展了词体,扩大了词境。但也时有下笔率易、迹近淫靡之病。这一时期以小令著称的还有宋祁、范仲淹、晏幾道等。宋、范均存词不多,前者有一些佳句流传很广,后者在内容上有重要突破;塞垣风光,戍边情怀,苍凉悲壮,慷慨生哀,确是俯视群流,独放异彩。晏幾道是晏殊的幼子,与其父合称"二晏"。所作多数是对往事的低回追忆,感伤惆怅,委婉深沉。这一时期的慢词作家还有张先。其词与柳永齐名,但才力稍逊,长于炼句而短于炼意,词风偏于纤巧冶艳,意境不高。
就北宋前期的文学说,在欧阳修领导下的诗文革新运动已取得成功,宋代的诗歌和散文,已开始呈现出不同于唐代诗歌和散文的风貌。北宋前期的词,以柳永的创作长调最为突出,显示宋词比唐五代词有了新的发展。
继承欧阳修的古文创作理论的是曾巩,他称"畜道德而能文章",认为"畜道德""则公且是矣。而其辞之不工,则世犹不传,于是又在其文章兼胜焉"(《寄欧阳舍人书》),又称"所记者岂独其迹也,并与其深微之意而传之"(《南齐书目录序》),这就本欧阳修对道和文的看法作了阐明。他的散文,平正通达,委曲详明,在艺术性上次于欧阳修。王安石的散文,内容深刻,辞气峭折,具有不同于欧阳修的风格。他在《上人书》里要求"自得""资深",加以"左右逢源",所以他的文章深刻透辟,曲折如意。王安石的诗歌创作工于刻画,善于议论,罢相后退居钟山所作刻画景物的诗,精工明丽,为人所称道。他在修辞上的特点,就是借用古语来表达情思。由于他博极群书,"自百家诸子之书,至于《难经》、《素问》、《本草》诸小说无所不读"(《答曾子固书》),所以造成"以学问为诗"的风气。他的词所作不多,但像〔桂枝香〕"登临送目",写金陵怀古,已经是以诗写词,不过影响不大。王安石在诗文词的创作上,都有杰出成就。
北宋后期文学 北宋后期继欧阳修领导古文革新的运动,并取得完全胜利的是苏轼,在诗歌的创作上有了进一步发展的是苏轼,在词的创作上,打破诗词的界限,以诗为词,开辟了词的境界的也是苏轼,苏轼是北宋最杰出的大作家。
苏轼继欧阳修起来,在完成北宋诗文词的革新运动方面,发挥了更大的更全面的作用。欧阳修讲的道是关心百事,有所自得。苏轼讲的道,如学潜水的"日与水居,则十五而得其道"(《日喻》),是在生活实践中有所体会,才能"求物之妙,如系风捕影,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者,盖千万人而不一遇也,而况能使了然于口与手者乎?是之为辞达"(《答谢民师书》)。其实苏轼的所谓"道",在概念上和儒家道家以及宋代程朱的所谓道都有不同,更多地偏重于生活体验,从生活中获得创作构思。他会运用"博喻",用丰富、新鲜、贴切的比喻,来表达这种口未能言的体会。他的创作,"如万斛泉源,不择地而出","随物赋形"(《文说》),既有深厚广阔的生活体验,又有"随物赋形"的形象表现手法,显示了北宋最杰出的文学成就。他的散文,论辩滔滔,气势雄壮,纵横变化,汪洋恣肆。他的赋,象《前赤壁赋》,是叙事、描绘、哲理的结合,情韵相生。他的小品,富有诗情画意,有丰富的想象力。他的诗"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书吴道子画后》),才情奔放,曲折变化,无不达之意。"以文为诗,自昌黎始;至东坡益大放厥词,别开生面,成一代之大观"(赵翼《瓯北诗话》卷五)。他的词,打破了诗词的界限,以诗为词,风格多样,有清新俊逸的,有刚健豪放的,给词开辟了新的境界。他完成了北宋诗文词的革新运动。
苏门四学士是黄庭坚、秦观、张耒和晁补之,四学士外还有陈师道也极有名。黄庭坚是江西诗派的开创者,陈师道是江西诗派中仅次于黄庭坚的作者。黄庭坚主张"古之能为文章者,真能陶冶万物,虽取古人之陈言入于翰墨,如灵丹一粒,点铁成金也"(《答洪驹父书》)。这是把王安石、苏轼等的以学问为诗的实践发展而建立的一套理论。他"搜猎奇书,穿穴异闻"来引用"陈言",显示他的学问;这种"陈言"是用来"陶冶万物"的,所以他的诗是有内容的,也表达了他的感慨和激情。对黄庭坚,论者毁誉不一,但他的主张和诗歌作品在宋代产生了很大影响。陈师道初学黄庭坚,后来改学杜甫。他表达切身体会的五言古诗,写得极为朴挚。张耒的诗较多地反映人民生活。秦观的词有很高成就,"寄慨身世,闲雅有情思,酒边花下,一往而深"(冯煦《宋六十一家词选例言》)。"若以其词论,直是初日芙蓉,晓风杨柳,倩丽之桃李,容犹当之有愧色焉"(况周颐《蕙风词话》卷二)。他跟苏轼的词不同,是当时婉约派词的杰出者。当时著名词人还有贺铸,他的词秾丽中有清刚之气。
稍后的著名词人有周邦彦。他精通音律,创作了许多新调。他的词"多用唐人诗语,括入律,浑然天成;长调尤善铺叙,富艳精工"(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二十一),在当时和后代都为人推重。李清照《论词》"乃知别是一家,要"协音律",又称"晏(殊)苦无铺叙,贺(铸)苦少典重,秦(观)则专主情致而少故实,譬如贫家美女,非不妍丽,而终乏富贵态"。她推崇的别是一家大概即指周邦彦的词,协音律,讲铺叙,较典重,有故实,这代表了当时的看法。李清照的词,是婉约派的正宗,工于抒情,用白描的语言曲折地表达深挚的情意,姿态百出。她南渡后的作品,经历了国破家亡的苦难,流露了极为凄苦的感情。这时期她的诗歌,又充满爱国激情,具有豪迈猷劲的风格。
南宋前期文学 经历了北宋覆亡的"靖康之难",激起了南宋诗人抵抗侵略、保卫祖国的爱国主义精神。他们虽然或多或少地受到江西诗派的影响,但时代的剧变,迫使诗人抛开江西诗派"取古人陈言"的写法,写出表现爱国主义精神的诗篇。这时期取得杰出成就的是陆游和辛弃疾的作品。稍早于陆、辛的诗人有陈与义,"建炎间,避地湖峤(两湖五岭),行万里路,诗益奇壮,造次不忘忧爱。以简严扫繁缛,以雄浑代尖巧。第其品格,当在诸家之上"(《宋诗钞·简斋诗钞》)。他的身世漂泊与杜甫相似,他的诗也转向杜甫学习,学到杜诗的音节宏亮,风格沉著。"中兴四大诗人","尤、杨、范、陆"并称。尤袤的诗大都散失。杨万里的诗,自称"步后园,登古城,采撷杞菊,攀翻花竹,万象毕来,献予诗材"(《诚斋荆溪集序》)。他从生活中抓住一点感受就写诗,这就摆脱了江西诗派的以学问为诗的规范,作出活泼自然的诗。只是他的爱国感情不够强烈。范成大出使金时所作72首七绝,表达了北宋亡国之痛,反映了遗民盼望恢复的心情。他的《四时田园杂兴》60首,对农民的疾苦有了深入反映,胜过以前的田园诗。这时期最杰出的诗人是陆游。陆游的诗有两方面:一方面是体会生活的隽永滋味,熨贴景物的曲折情状;另一方面是表达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要为国家报仇雪耻,收复失地,解救沦陷区人民,悲愤激烈。他在诗和词里都表现了这种精神,在诗里更为突出。陆游的散文也很有成就。他的论文、记叙,不少贯串着爱国感情。他的《入蜀记》,写景、议论、抒情,均极为生动。
辛弃疾是南宋前期最杰出的爱国词人。他在词里充满了洗雪国耻的豪情,写出了壮志难酬、国势衰落的悲愤。他在苏轼以诗为词后,"别开天地,横绝古今,《论》《孟》《诗小序》《左氏春秋》","拉杂运用"(吴衡照《莲子居词话》卷一),以文为词。他的词有纵横奔放的一面,又有秾丽纤绵的一面。这时期的辛派词人,有陈亮和刘过等人。陈亮词笔力矫健,气势豪放。刘过词有豪气,多壮语。陈亮又是著名的政治家,坚持抗战,反对投降,要"推倒一世之智勇,开拓万古之心胸,自谓差有一日之长"(《宋史》本传)。还有叶適的散文,多论时事,独抒己见。"文章雄赡,才气奔逸,在南渡卓然为一大宗"(《四库全书总目·水心集》)。
南宋后期文学 南宋后期文学,由于宋金媾和以后,经历一段相对安定时期,爱国主义的歌声逐渐衰退,格律派词人兴起。这一派,?越缥钪?"白石脱胎稼轩,变雄健为清刚,变驰骤为疏宕"(周济《宋四家词选序论》),格调较高,音调和婉。他的〔扬州慢〕写"自胡马窥江去后,废池乔木,犹厌言兵",反映了一些战乱的感叹,但缺少爱国的激情。史达祖〔满江红〕《九月二十一日出京怀古》:"老子岂无经世术,诗人不预平戎策。"表达了一些忧愤。他以咏物词著名,工于刻画。姜夔替他的《梅溪词》作序,称为"融情景于一家,会句意于两得"(《花庵诗选》引)。吴文英的词,在修辞协律上用力,过于雕琢,不免晦涩。周密的词,讲求清丽,曾和吴并称"二窗"(周草窗、吴梦窗),词风相近,但周并不象吴的晦涩。他选南宋词为《绝妙好词》,代表了雅正派的观点。张炎的词,表达南宋亡国后的凄凉哀怨。他研究声律,在唱腔上用功。他提倡"清空"。姜夔、张炎的词对后世影响较大。清代以朱彝尊、厉鹗等人为代表的浙派词人,就是推崇他们的。陈廷焯《白雨斋词话》亦极推重他们,称:"姜尧章词,清虚骚雅,每于伊郁中饶蕴藉。"又称:"张玉田词,如并剪哀梨,爽豁心目。"此外,史达祖、吴文英、周密等南宋词人,也得到清代词人的推重。跟格律派词相当的,有四灵派和江湖派的诗。"永嘉四灵",学晚唐贾岛、姚合的诗,凄清幽咽,境界太狭,抒情太偏。江湖派是受四灵派影响的诗派,其中最著名的诗人首推刘克庄,他在学晚唐体的诗里面填嵌成语典故,可是还不能摆脱晚唐体的格局。
南宋末年,文学中的爱国主义精神再度发扬,有反侵略的忠愤,有崇高的民族气节,也有遁迹山林宁死不屈的孤高。象文天祥的《指南录》和《指南后录》中的诗文,刘辰翁表现亡国之痛的词,汪元量表现忠愤气节的诗,以及记录亡国之痛的《越州歌》20首,谢翱的血泪文《西台恸哭记》,构成了宋代文学的强烈尾声。
宋代文学还有白话短篇小说的话本和平话,是说话艺人的底本。话本是适应市民阶层的壮大产生的。它反映了城市中小商人、手工业者和下层妇女的生活,以这些人为话本中的主人,塑造了各种人物,具有性格化的对话,有生动的故事情节,运用接近口语的白话。它适应听众陆续到达的需要,在正式讲故事前有诗词或其他简短故事组成的"入话",用韵文来对人物或情景作描写,全文用诗词作结束。宋代话本赞美妇女对爱情的追求的,有《碾玉观音》、《闹樊楼多情周胜仙》;写公案故事的,有《错斩崔宁》,暴露封建官吏的草菅人命;写侠盗故事的,有《宋四公大闹禁魂张》,赞美宋四公等劫富济贫、惩罚为富不仁者的侠义行为等。
这种话本成为白话短篇小说的开端,对后代的白话短篇小说有深远的影响。平话讲历代故事,有《新编五代史平话》和《大宋宣和遗事》,对后代长篇小说的创作有一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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