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Sogdian singing and dancing
粟特歌舞
2) Sute
粟特
1.
Relationships between Tubo and Sute in Tang Dynasty;
唐代吐蕃与粟特关系考述
2.
This article makes an analysis on the wooden pictures contents of the coffins unearthed during the Tubo in the Xiatala of Guolimu Village,Delingha city of Haixi prefecture,Qinghai province,and comparatively analyzes on the contents between the stone coffins pictures of the Sute unearthed in recant years and wooden pictures coffins of the Tubo on the bosis of mentioned above.
在此基础上,就近年出土的粟特石棺画与吐蕃棺板画进行了对比与分析。
3) Sogdian
[英]['sɔɡdiən] [美]['sɑɡdiən]
粟特
1.
Although scholars have been making progresses in drawing the outline of Sabao (s’rtp’w), the official position brought by the Sogdian immigrants into the bureaucracy system of the Northern Dynasty and Sui Tang China, by using new materials discovered from Sogdians’ graves and epitaphs, it remains difficult to describe it in detail.
此外, 本文还从官品变迁、萨保继承、人员任命等角度, 揭示了中原政权利用官僚品级秩序增强粟特贵族的社会流动性, 并进而统合粟特聚落社会资源的历史进程。
2.
Sa ge , also was titled Xue ge and Suo ge , was appeared at the end of the Tang Dynasty, it was one of the Three Tribe of Sha tuo and composed of the Sogdian.
“萨葛”,又称为“薛葛”、“索葛”,这一名词开始出现在唐末 ,最初是沙陀三部落之中由粟特人所组成的一个部落 ,五代时期则演变为一个地方行政机构“索葛府”,并在后唐以后逐渐消失。
3.
After the inscription entitled "Ganzhou Sabao of Minzhou Disciple" carved by a tourist in the 196th Dunhuang Grotto was made public,some scholars concluded that there were still some Sogdian settlements in Dunhuang and its surrounding areas after the Yuan Dynasty.
莫高窟第196窟一则内容为"民州弟子甘州萨保□□朝谒"的游人题记被公布后,有学者认为在元代以后的敦煌及其周边仍有粟特人聚落。
4) song and dance
歌舞
1.
Li Jin-hui firstly created children song and dance which focuses on and shows concern for children.
黎锦晖首创了儿童歌舞和儿童歌舞剧这一体裁,处处以儿童为本,为儿童着想,本文从审美方式的显层面和潜层面探讨黎锦晖儿童歌舞作品的游戏精神;从儿童心理的角度探讨作品彰显的儿童游戏精神;最后从作品中的游戏精神来探讨作品的审美价值,以揭示黎锦晖作品何以在"五四"时期风靡一时。
2.
The song and dance of the Song dynasty belonged to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and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respectively.
宋代歌舞分属于北宋、南宋两个历史时期,由于二者处于不同的地理环境、不同的政治境遇、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因而宋代歌舞在其间也并非是一成不变的。
3.
To relate the long history of Manchu folk music and introduce Manchu folk song and dance .
讲述了满族民间音乐的悠久历史,介绍了满族民间歌舞,音乐在中华民族音乐史上的地位。
5) dance
[英][dɑ:ns] [美][dæns]
歌舞
1.
On the influence of dance theme on the stone relief style in the Han Dynasty;
论歌舞题材对汉画像石造型风格的影响
2.
In “communication” with the spiritual beings, the folk masters will fist perform dances,called “ruan gong fu” (soft arts)to curry favor with the spiritual beings for reconciliation; then they will perform magic arts, called “ying gong fu”(hard arts)to contend against the spirits to eliminate catastrophe.
壮族民间师公为了实现其为民禳灾祈福的职能 ,其“沟通”鬼神的手段集中体现在歌舞与法术两个主要方面 ,前者是师公必备的“软工夫”,表现为搬演歌舞谄媚鬼神以与鬼神“和解”;后者是师公要掌握的“硬功夫”,表现为施行法术驱鬼消灾以与鬼神“较量
6) songs and dances
歌舞
1.
There are lots of stories about his songs and dances and himself.
西藏民间有许多关于他与歌舞的传说。
补充资料：粟特美术
索格狄亚纳地区的美术。索格狄亚纳，为古代粟特人定居的地区，地处中亚阿姆河和锡尔河上游之间、泽拉夫善河流域一带。中国汉至晋时称作粟弋，南北朝时称作粟特，隋时称作索咽或康·安之地，唐时有昭武九姓之称，公元7世纪中期一度于该地设康居都督府,后又以安、西曹、康、史之地称之。
历史背景 粟特所在的泽拉夫善河流域，古时土地肥沃，宜于农业，为中亚最早开化地区之一。同时，由于其地理位置自古以来就是中亚四方交通的枢纽，控制着连接地中海世界、西亚、北方草原和中国之间的丝绸之路。贸易的往来、人口的流动，使得粟特人在从事有利可图的中介贸易的同时，还成为既从四方接受文化艺术的影响，又向四方传播其多种来源文化艺术的活跃力量。粟特的文化艺术具有多种来源的合成性以及在广泛吸收不同文化艺术的基础上的创造性。在粟特地区，除地方神祇外，祆教、印度教、佛教、基督教、摩尼教都有所传播，其宗教上的复杂性，在艺术上也有所反映。
粟特从阿契美尼德王朝到伊斯兰时代的1000多年的过程中，曾先后从不同方面接受文化艺术的影响。伊朗、希腊、中国、印度都曾和粟特有过不同程度、不同时间长短的文化艺术交流关系。从汉代到唐代，和中国来往频繁，关系尤为密切。
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粟特曾多次遭受侵占并陷于从属或附庸的地位，但其城邦或公国往往能保持其相当程度的独立自治，保持他们经济活动的特殊性和文化艺术的创造性。
粟特曾经和其西邻花剌子模（见花剌子模美术）同属阿契美尼德王朝的第16纳税区。在此期间，它从伊朗吸取了许多艺术母题、题材和成规，使之和自己原来游牧者的动物风格结合起来。
亚历山大·马其顿进军中亚及其后的塞琉西王国、大夏王国（见大夏美术）时期，粟特人接受希腊化影响，吸收了许多希腊习俗并作出反应。他们把在希腊影响下完善起来的雕塑技术用之于制作小型塑像和不同形制的藏骨器的装饰。他们采取用小型人物塑像支撑拱门的形式，在藏骨盒上引用了女像柱的方法，以后又在建筑上使用，如比亚·乃曼出土的藏骨盒（5～6世纪）上的装饰，就是其遗风的一例。
贵霜帝国时期，由于对各种不同文化和宗教信仰采取兼容并包、保护鼓励的政策，其文化的混合趋势，在各方面都有所反映。从钱币上的铸像可以看出，在宗教上，印度教的湿婆和佛教的佛、伊朗祆教的神和希腊的神,都受到崇拜。在艺术上,东西方文化的混合也很明显。犍陀罗美术的佛教主题和希腊美术的形式之结合，正是混合型贵霜文化的风格表现。粟特人在此期间，与印度和中国的交流加强，在佛教和佛教美术的传播上起了积极作用。公元5世纪中叶,贵霜帝国在粟特的统治为哒取代。哒人保留了贵霜文化的许多方面，接受了已经在粟特确立的许多文化形式，但由于尊崇祆教而打击佛教，破坏佛寺及其中的美术作品，致使希腊-佛教文明遭到摧残。粟特人的佛教美术活动却在中国新疆库车克孜尔石窟、焉耆和吐鲁番等地留下踪迹和影响。 6世纪中叶，哒又被西进的突厥人所取代。突厥人在宗教上比较容忍，可是粟特地区培育佛教艺术的源泉已经枯竭。
多次的痛苦经验，使粟特人认识到，他们的利益在于独立自主,与四邻友好并保持丝路的畅通。他们在7～8世纪继续保持和中国的紧密联系,同时又和西方邻居友好，在混乱中设法保证那穿过其领土的丝路的通行，但是，阿拉伯人的扩张使粟特进入了伊斯兰时代。
对粟特美术、特别是其中世纪早期的绘画和雕塑情况的了解，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赖1930年以来苏联在中亚开展考古的收获。但发掘仍在进行,有些材料未发表,因之比较全面而系统的论述，尚待将来。
发展状况 撒马尔罕一带,从古代到伊斯兰时代,一向是粟特最重要的中心。对于当时的粟特文化艺术来说，具有相当的代表性。
撒马尔罕古城──阿弗拉西亚卜，乃是最值得注意的粟特遗址之一。古城在今城之北，建于公元前6～前5世纪，曾遭亚历山大·马其顿军队破坏。公元 1世纪初，它成为一个与中国、印度、中亚草原和伊朗进行贸易的著名中心。贵霜帝国崩溃后,又遭破坏,但在5～7世纪又得到恢复和发展。7世纪中,唐僧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对之曾有记述。13世纪初，蒙古人西进时被毁。
对此遗址的发掘，始于1874年，除1913年发现一些壁画残片外，直到晚近为止，发现只限于大量陶器和小型红陶塑像。塑像表现地方风格和希腊风格神像，多为女性。它们提供了不同崇拜共存的显著的例子。手持石榴或容器的阿娜希塔女神小塑像，分布尤广。
在古城中心房屋废墟中，苏联考古学家B.A.希什金于1965年春发现有些墙面绘有壁画，下面部分留存，有2米高。壁画作于7世纪，正当此城经济繁荣、文化昌盛，在政治、经济、文化上与中国唐朝保持密切联系的时期。其一画面绘有装饰华丽的白象和跟在后边的骑马的女傧相、两个持节杖并肩骑驼的使者、随从、士兵和携带礼品的使者，旁边还有许多马驼以及大白鸟随行。根据画上粟特文题诗，此为查甘尼扬地区公主出嫁康国的行列，或称《公主出嫁康国图》。那一老一少，各持节杖、并肩骑驼的使者，当系联婚的两个城邦的送亲和迎亲的代表。画上人物形象，各具相貌特征，刻画概括传神，服饰纹样描绘精细，画法以线描和敷色相结合，用笔遒劲有力，堪称佳作。
与阿夫拉西亚卜壁画具有同样的重要性而保存较好的粟特壁画，发现于撒马尔罕东南约70公里处的片治肯特古城址。此城建于5世纪，7世纪后半叶至8世纪初,正当其繁荣的高峰，曾是一个突出的文化艺术活动中心,8世纪中遭到火焚和破坏。1946年开始系统发掘，成为引人注目的美术考古地点。遗址由堡垒、内有两个神庙的城区、郊区和墓地组成。
发掘过程中发现大量壁画、以粘土和灰墁做成的雕塑和装饰、木雕和刻花，皆为7～8世纪作品。它们展示出有关伊斯兰时代以前的粟特历史的图画，提供了关于其神话、文字、宗教信仰、葬仪、战争、艺术和工艺，上层阶级生活方式和服饰的形象材料。
大量宗教的或世俗的壁画，描绘地主、贵族的宴饮、宗教仪式、音乐歌舞、武士作战、神话故事等场面，刻画英雄、美女、神祇和妖怪恶魔的形象，丰富多采，变化多端，洋溢着神秘、豪华的气息。
有些壁画表现与史诗《沙赫·纳迈》相似的内容，特别是粟特人关于其中英雄鲁斯塔姆和西雅乌什的传说故事，如《鲁斯塔姆率领他的战士和半兽恶魔歹弗战斗》和《鲁斯塔姆用套索捕捉骑士阿渥娄德》两画，在蓝色的背景上用犀利而有弹性的线勾画出人物和马的形象，雄壮有力，加强了英雄战斗的气势，很有感染力。
壁画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幅关于送葬的画,或称《哭丧图》。苏联有的学者把它和西雅乌什神象征自然界的生死转变的传说联系起来，但也有人经过分析，得出不同的结论。无论如何，通过这一哀悼死者的画面，却反映出当时丧葬仪式的风貌并表现了粟特人和突厥人的不同的容貌特征。值得注意的是，画面左边一个高大的四臂人物，很可能是一个女神。
在1958年发现的绘画中，有一壁画断片画有身穿长裙的4个妇女图像，其中一个手持乐器。有的学者认为，她们是女乐人。从发表的线描临摹稿看，此4妇女,着半袖襦衫，长裙曳地，下露高头履，像是唐朝宫廷侍女装束，画法则似希腊风与唐风的结合。此壁画断片背面印有较早壁画镜像，一男一女,均唐装,为中国人形象，可见当时粟特与唐朝政治、文化、艺术关系之密切。
1962年出土的另一幅画，表现显然具有印度特点的男性舞蹈者。遗址还出土有几乎等身大的木雕妇女形象，体态修长优美，具有希腊－印度风格。另有木板浮雕神话的3个组合片段:①以两匹马拉的车表现太阳；②一女神，可能为丰收女神阿娜希塔，坐于狮背上；③骑马猎狮，其风格则带有西方艺术的影响。
有些粘土雕塑群，看来系表现水上献祭情景者，如一大型浮雕上，有海怪、海神与地母之子特莱顿和一个露出水面的人体等，可能与重视水利，敬拜水神，祈求丰收有关。1966年还发现一些巨大的灰泥雕塑。有一火焰围绕坐于宝座上的女神，以群青为底，上涂金色。另有一尊六臂三面神，则令人想起印度教的三相神类型。
总之，上述这些各具特点的绘画和雕塑，一方面反映出粟特人宗教信仰的复杂，同时又映出粟特和周围地区的文化艺术交流的多方面性。它作为中亚的一个贸易和文化中心，既接受四邻的影响，又以其在综合基础上的创造影响其他地区，从而在中世纪文化艺术发展和交流上起了重要作用。
除阿夫拉西亚卜和片治肯特古城址发现的壁画和雕塑外，在莫格城堡还发现有外包细皮的木盾，上绘一骑马武士作装饰。
在粟特南部的巴拉雷克城堡遗址的一座6～7世纪的神庙里，还发现了一条以红陶和木雕结合作装饰的上楣。其上绘画保存甚差，但可看出男女均盘腿而坐，手持萨珊形制的金银器皿，服装纹样还表明粟特织物也曾受萨珊纹样母题的影响。在布哈拉之西的属于3～6世纪的瓦拉赫沙古城址，也发现有颇为精细而富于想像力的壁画和灰墁装饰，和在片治肯特发现的绘画有相似之处，甚至象的装饰也相同。这些在各地先后发现的绘画和雕塑，既有各自的特点，又有共同之处。它们组成一个粟特美术的整体，在后来伊斯兰－伊朗画派的风格形成中起过重要的作用。
参考书目
G.Frumkin,Archɑeology in Soviet Centrɑl Asiɑ,E.J. Brill, Leielen lk'o'ln, 1970.
T.T.Rice, Ancient Arts of Centrɑl Asiɑ,Thames and Hudson, London, 1965.
M. Bussagli,Centrɑl Asiɑn Pɑinting, Macmillan London LTD, London and Basingstoke,1978.
历史背景 粟特所在的泽拉夫善河流域，古时土地肥沃，宜于农业，为中亚最早开化地区之一。同时，由于其地理位置自古以来就是中亚四方交通的枢纽，控制着连接地中海世界、西亚、北方草原和中国之间的丝绸之路。贸易的往来、人口的流动，使得粟特人在从事有利可图的中介贸易的同时，还成为既从四方接受文化艺术的影响，又向四方传播其多种来源文化艺术的活跃力量。粟特的文化艺术具有多种来源的合成性以及在广泛吸收不同文化艺术的基础上的创造性。在粟特地区，除地方神祇外，祆教、印度教、佛教、基督教、摩尼教都有所传播，其宗教上的复杂性，在艺术上也有所反映。
粟特从阿契美尼德王朝到伊斯兰时代的1000多年的过程中，曾先后从不同方面接受文化艺术的影响。伊朗、希腊、中国、印度都曾和粟特有过不同程度、不同时间长短的文化艺术交流关系。从汉代到唐代，和中国来往频繁，关系尤为密切。
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粟特曾多次遭受侵占并陷于从属或附庸的地位，但其城邦或公国往往能保持其相当程度的独立自治，保持他们经济活动的特殊性和文化艺术的创造性。
粟特曾经和其西邻花剌子模（见花剌子模美术）同属阿契美尼德王朝的第16纳税区。在此期间，它从伊朗吸取了许多艺术母题、题材和成规，使之和自己原来游牧者的动物风格结合起来。
亚历山大·马其顿进军中亚及其后的塞琉西王国、大夏王国（见大夏美术）时期，粟特人接受希腊化影响，吸收了许多希腊习俗并作出反应。他们把在希腊影响下完善起来的雕塑技术用之于制作小型塑像和不同形制的藏骨器的装饰。他们采取用小型人物塑像支撑拱门的形式，在藏骨盒上引用了女像柱的方法，以后又在建筑上使用，如比亚·乃曼出土的藏骨盒（5～6世纪）上的装饰，就是其遗风的一例。
贵霜帝国时期，由于对各种不同文化和宗教信仰采取兼容并包、保护鼓励的政策，其文化的混合趋势，在各方面都有所反映。从钱币上的铸像可以看出，在宗教上，印度教的湿婆和佛教的佛、伊朗祆教的神和希腊的神,都受到崇拜。在艺术上,东西方文化的混合也很明显。犍陀罗美术的佛教主题和希腊美术的形式之结合，正是混合型贵霜文化的风格表现。粟特人在此期间，与印度和中国的交流加强，在佛教和佛教美术的传播上起了积极作用。公元5世纪中叶,贵霜帝国在粟特的统治为哒取代。哒人保留了贵霜文化的许多方面，接受了已经在粟特确立的许多文化形式，但由于尊崇祆教而打击佛教，破坏佛寺及其中的美术作品，致使希腊-佛教文明遭到摧残。粟特人的佛教美术活动却在中国新疆库车克孜尔石窟、焉耆和吐鲁番等地留下踪迹和影响。 6世纪中叶，哒又被西进的突厥人所取代。突厥人在宗教上比较容忍，可是粟特地区培育佛教艺术的源泉已经枯竭。
多次的痛苦经验，使粟特人认识到，他们的利益在于独立自主,与四邻友好并保持丝路的畅通。他们在7～8世纪继续保持和中国的紧密联系,同时又和西方邻居友好，在混乱中设法保证那穿过其领土的丝路的通行，但是，阿拉伯人的扩张使粟特进入了伊斯兰时代。
对粟特美术、特别是其中世纪早期的绘画和雕塑情况的了解，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赖1930年以来苏联在中亚开展考古的收获。但发掘仍在进行,有些材料未发表,因之比较全面而系统的论述，尚待将来。
发展状况 撒马尔罕一带,从古代到伊斯兰时代,一向是粟特最重要的中心。对于当时的粟特文化艺术来说，具有相当的代表性。
撒马尔罕古城──阿弗拉西亚卜，乃是最值得注意的粟特遗址之一。古城在今城之北，建于公元前6～前5世纪，曾遭亚历山大·马其顿军队破坏。公元 1世纪初，它成为一个与中国、印度、中亚草原和伊朗进行贸易的著名中心。贵霜帝国崩溃后,又遭破坏,但在5～7世纪又得到恢复和发展。7世纪中,唐僧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对之曾有记述。13世纪初，蒙古人西进时被毁。
对此遗址的发掘，始于1874年，除1913年发现一些壁画残片外，直到晚近为止，发现只限于大量陶器和小型红陶塑像。塑像表现地方风格和希腊风格神像，多为女性。它们提供了不同崇拜共存的显著的例子。手持石榴或容器的阿娜希塔女神小塑像，分布尤广。
在古城中心房屋废墟中，苏联考古学家B.A.希什金于1965年春发现有些墙面绘有壁画，下面部分留存，有2米高。壁画作于7世纪，正当此城经济繁荣、文化昌盛，在政治、经济、文化上与中国唐朝保持密切联系的时期。其一画面绘有装饰华丽的白象和跟在后边的骑马的女傧相、两个持节杖并肩骑驼的使者、随从、士兵和携带礼品的使者，旁边还有许多马驼以及大白鸟随行。根据画上粟特文题诗，此为查甘尼扬地区公主出嫁康国的行列，或称《公主出嫁康国图》。那一老一少，各持节杖、并肩骑驼的使者，当系联婚的两个城邦的送亲和迎亲的代表。画上人物形象，各具相貌特征，刻画概括传神，服饰纹样描绘精细，画法以线描和敷色相结合，用笔遒劲有力，堪称佳作。
与阿夫拉西亚卜壁画具有同样的重要性而保存较好的粟特壁画，发现于撒马尔罕东南约70公里处的片治肯特古城址。此城建于5世纪，7世纪后半叶至8世纪初,正当其繁荣的高峰，曾是一个突出的文化艺术活动中心,8世纪中遭到火焚和破坏。1946年开始系统发掘，成为引人注目的美术考古地点。遗址由堡垒、内有两个神庙的城区、郊区和墓地组成。
发掘过程中发现大量壁画、以粘土和灰墁做成的雕塑和装饰、木雕和刻花，皆为7～8世纪作品。它们展示出有关伊斯兰时代以前的粟特历史的图画，提供了关于其神话、文字、宗教信仰、葬仪、战争、艺术和工艺，上层阶级生活方式和服饰的形象材料。
大量宗教的或世俗的壁画，描绘地主、贵族的宴饮、宗教仪式、音乐歌舞、武士作战、神话故事等场面，刻画英雄、美女、神祇和妖怪恶魔的形象，丰富多采，变化多端，洋溢着神秘、豪华的气息。
有些壁画表现与史诗《沙赫·纳迈》相似的内容，特别是粟特人关于其中英雄鲁斯塔姆和西雅乌什的传说故事，如《鲁斯塔姆率领他的战士和半兽恶魔歹弗战斗》和《鲁斯塔姆用套索捕捉骑士阿渥娄德》两画，在蓝色的背景上用犀利而有弹性的线勾画出人物和马的形象，雄壮有力，加强了英雄战斗的气势，很有感染力。
壁画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幅关于送葬的画,或称《哭丧图》。苏联有的学者把它和西雅乌什神象征自然界的生死转变的传说联系起来，但也有人经过分析，得出不同的结论。无论如何，通过这一哀悼死者的画面，却反映出当时丧葬仪式的风貌并表现了粟特人和突厥人的不同的容貌特征。值得注意的是，画面左边一个高大的四臂人物，很可能是一个女神。
在1958年发现的绘画中，有一壁画断片画有身穿长裙的4个妇女图像，其中一个手持乐器。有的学者认为，她们是女乐人。从发表的线描临摹稿看，此4妇女,着半袖襦衫，长裙曳地，下露高头履，像是唐朝宫廷侍女装束，画法则似希腊风与唐风的结合。此壁画断片背面印有较早壁画镜像，一男一女,均唐装,为中国人形象，可见当时粟特与唐朝政治、文化、艺术关系之密切。
1962年出土的另一幅画，表现显然具有印度特点的男性舞蹈者。遗址还出土有几乎等身大的木雕妇女形象，体态修长优美，具有希腊－印度风格。另有木板浮雕神话的3个组合片段:①以两匹马拉的车表现太阳；②一女神，可能为丰收女神阿娜希塔，坐于狮背上；③骑马猎狮，其风格则带有西方艺术的影响。
有些粘土雕塑群，看来系表现水上献祭情景者，如一大型浮雕上，有海怪、海神与地母之子特莱顿和一个露出水面的人体等，可能与重视水利，敬拜水神，祈求丰收有关。1966年还发现一些巨大的灰泥雕塑。有一火焰围绕坐于宝座上的女神，以群青为底，上涂金色。另有一尊六臂三面神，则令人想起印度教的三相神类型。
总之，上述这些各具特点的绘画和雕塑，一方面反映出粟特人宗教信仰的复杂，同时又映出粟特和周围地区的文化艺术交流的多方面性。它作为中亚的一个贸易和文化中心，既接受四邻的影响，又以其在综合基础上的创造影响其他地区，从而在中世纪文化艺术发展和交流上起了重要作用。
除阿夫拉西亚卜和片治肯特古城址发现的壁画和雕塑外，在莫格城堡还发现有外包细皮的木盾，上绘一骑马武士作装饰。
在粟特南部的巴拉雷克城堡遗址的一座6～7世纪的神庙里，还发现了一条以红陶和木雕结合作装饰的上楣。其上绘画保存甚差，但可看出男女均盘腿而坐，手持萨珊形制的金银器皿，服装纹样还表明粟特织物也曾受萨珊纹样母题的影响。在布哈拉之西的属于3～6世纪的瓦拉赫沙古城址，也发现有颇为精细而富于想像力的壁画和灰墁装饰，和在片治肯特发现的绘画有相似之处，甚至象的装饰也相同。这些在各地先后发现的绘画和雕塑，既有各自的特点，又有共同之处。它们组成一个粟特美术的整体，在后来伊斯兰－伊朗画派的风格形成中起过重要的作用。
参考书目
G.Frumkin,Archɑeology in Soviet Centrɑl Asiɑ,E.J. Brill, Leielen lk'o'ln, 1970.
T.T.Rice, Ancient Arts of Centrɑl Asiɑ,Thames and Hudson, London, 1965.
M. Bussagli,Centrɑl Asiɑn Pɑinting, Macmillan London LTD, London and Basingstoke,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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