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China Communication History
中国传播史
2) History of Chinese Communication Studies
中国传播学史
4) History of the Dissemination of Chinese Marxism
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史
6) diffusion in China
在中国传播
补充资料: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著作在中国的传播(1903~1949)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著作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介绍,从20世纪初开始传入中国,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在近半个世纪的时间内,得到了迅速的广泛的传播。
辛亥革命前后 在中国最早介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著作的,是1903年赵必振译日本福井准造著的《近世社会主义》,上海广智书局出版。该书第二编第一章《加陆马陆科斯(即卡尔·马克思)及其主义》中,介绍了K.马克思的生平,马克思与F.恩格斯的友谊以及他们的几篇代表作:《共产主义宣言》(即《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经济学之评论》(即《政治经济学批判》、《自哲理上所见之贫困》(即《哲学的贫困》、《英国社会劳动之状态》(即《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等。该书还介绍了以《资本论》为主要内容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如劳动价值、劳动力价格、剩余价值、资本的来源等,并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运动,论证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存在、发展和必然灭亡的规律性。
1905年 11月蛰伸(朱执信)在《民报》第2号发表了《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文中节译了《共产党宣言》,并着重介绍了资本的实质及利润的来源、无产阶级贫困化等问题,得出了"资本基于掠夺"的结论。虽然对《资本论》介绍的深度和广度远不如《近世社会主义》一书,但却是作者根据自己对《资本论》中某些观点的领会来写的,是中国人早期介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著作。
"五四"运动至中国共产党成立 "五四"运动以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得到了进一步的传播。1919年5月李大钊(1889~1927)在《新青年》第6卷第5、6号"马克思主义专号"上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文章介绍了唯物史观、科学社会主义和《资本论》的主要内容,阐述了剩余价值理论,剖析了资本剥削的实质,阐明了无产阶级是资本主义的掘墓人。北京《晨报》副刊在李大钊主持下开辟了《马克思研究》专栏,并在1919年 5月9日至6月 1日的专栏中发表了食力从日文转译的《劳动与资本》(即《雇佣劳动与资本》),这是中国第一次发表马克思重要经济著作的译文。在1919年 6月3日至11月1日的专栏中发表了渊泉(陈溥贤)译的《马氏资本论释义》(即K.考茨基的《马克思的经济学说》)。1920年8月,上海社会主义研究社出版了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1920年9月上海新文化书社出版了李汉俊译马尔西的《马克思资本论入门》。1920年10月北京《民国》杂志发表了费觉天译的《马克思底资本论自叙》(即《资本论》第一版序言》)。1920年《新青年》第 8卷第4号发表了震瀛译列宁的《过渡时代的经济》(即《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经济和政治》)。在这段时间中,已初步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经济思想。 中国共产党成立到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从群众的自发行动,开始变为在共产党领导下有计划有组织的政治活动。1921年 9月中共中央委派李达在上海成立人民出版社,计划出版"马克思全书"、"列宁全书"、"康民尼斯特(共产主义)丛书"等著作。虽然由于白色恐怖和物质条件不足而没完成计划,但仍有一批著作问世。有关经济学的著作有:袁湘(袁让)译《工钱劳动与资本》(即马克思的《雇佣劳动与资本》),李漱石(李汉俊)译《资本论入门》,李立译《劳农会之建设》(即列宁的《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等。1922年5月5日马克思诞生 104周年,在中共中央领导下,各地共产党、共青团组织和进步团体纷纷开展纪念活动。上海专门编辑出版了《马克思纪念册》,载有马克思传记和学说。1922年,李季译《价值、价格及利润》(即《工资、价格和利润》),商务印书馆出版;1926年新青年出版社出版斯大林的《列宁主义概论》(即《论列宁主义基础》);1927年3月陈寿僧译R.卢森堡的《新经济学》,中国新文社出版。当时,李大钊等还采取演说、讲课等形式来宣传马克思主义及经济学说。李大钊在1922年 2月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举办的演讲会上,讲了"马克思的经济学说",1923年1月又在北京大学经济学会讲了"社会主义下的经济组织"。李达在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应毛泽东的邀请任湖南自修大学校长,讲授剩余价值学说等课程。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后,革命处于低潮。但在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在中国的传播却有新的进展。在翻译原著方面,1929年,杜竹君译《哲学之贫困》,上海水沫书店出版。1930年,吴黎平译《反杜林论》,上海江南书店出版。《资本论》第一卷,有多种译本:一是陈启修(陈豹隐)译,第1分册(1~3章);二是潘冬舟译,第2、3分册,上海昆仑书店1930年版和北京东亚书店1932年版;三是王慎明(王思华、玉枢)和侯外庐(右铭)译,分上下册,北京国际学社 1932,1936年版;四是吴半农译,第1卷第1分册(第1、2章),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刘埜平译《资本主义最后阶段帝国主义论》,上海启智书局1929年版。彭苇秋等译:《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上海春秋书店1930年版。画室译:《科学的社会主义之梗概》(即《卡尔·马克思》),上海泰东图书局1930年版等。
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革命根据地也得到传播。由于国民党军队的反革命"围剿",根据地的纸张和印刷条件非常困难,但仍用油印机、石印、木板来印刷或用毛笔手抄马克思主义著作。如手抄本《马克思主义浅说》,通俗地解释了什么是资本、商品、价值、使用价值。中共兴国县委曾翻印过另一版本的《马克思主义浅说》,闽西根据地出版过《社会主义浅说》等。
抗日战争时期 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中央一直关怀马克思主义著作的出版工作,并号召全党深入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来提高党的战斗力。在这种形势下,延安成为出版发行马克思主义著作的重要阵地。解放社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丛书》、《列宁选集》、《斯大林选集》等。其中有《政治经济学论丛》、《〈资本论〉提纲》、《哥达纲领批判》等。此外,在解放区的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等学校还开设有政治经济学和现实经济的课程。
在上海、武汉、重庆等国民党统治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著作的出版工作也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一方面重印延安解放社的书籍,以及重译和再版一些已有的经济学著作;另一方面又出版了一批新的译著,1938年郭大力、王亚南译《资本论》全书,由上海读书生活出版社首次出版;1939年又出版了郭大力译《资本论通信集》;章汉夫和许涤新译《恩格斯论〈资本论〉》。
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1949年5月上海实践出版社出版了郭大力译《剩余价值学说史》。到此为止,马克思的主要经济著作几乎都有了中译本。
这一时期,在解放区继续出版发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著作。1949年 2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审定的"干部必读"书目,其中一半是与经济学有关的著作:《政治经济学》、《帝国主义论》、《国家与革命》、《列宁主义基础》、《列宁斯大林论社会主义建设》(上、下)、《列宁斯大林论中国》等。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著作在中国传播产生了巨大影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和中国实际相结合,有力地指导了中国革命。
参考书目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的传播》,人民出版社,北京,1983。
张静庐:《马克思、恩格斯重要著作中译文年表》,《新建设》1953年第5期,北京。
辛亥革命前后 在中国最早介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著作的,是1903年赵必振译日本福井准造著的《近世社会主义》,上海广智书局出版。该书第二编第一章《加陆马陆科斯(即卡尔·马克思)及其主义》中,介绍了K.马克思的生平,马克思与F.恩格斯的友谊以及他们的几篇代表作:《共产主义宣言》(即《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经济学之评论》(即《政治经济学批判》、《自哲理上所见之贫困》(即《哲学的贫困》、《英国社会劳动之状态》(即《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等。该书还介绍了以《资本论》为主要内容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如劳动价值、劳动力价格、剩余价值、资本的来源等,并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运动,论证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存在、发展和必然灭亡的规律性。
1905年 11月蛰伸(朱执信)在《民报》第2号发表了《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文中节译了《共产党宣言》,并着重介绍了资本的实质及利润的来源、无产阶级贫困化等问题,得出了"资本基于掠夺"的结论。虽然对《资本论》介绍的深度和广度远不如《近世社会主义》一书,但却是作者根据自己对《资本论》中某些观点的领会来写的,是中国人早期介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著作。
"五四"运动至中国共产党成立 "五四"运动以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得到了进一步的传播。1919年5月李大钊(1889~1927)在《新青年》第6卷第5、6号"马克思主义专号"上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文章介绍了唯物史观、科学社会主义和《资本论》的主要内容,阐述了剩余价值理论,剖析了资本剥削的实质,阐明了无产阶级是资本主义的掘墓人。北京《晨报》副刊在李大钊主持下开辟了《马克思研究》专栏,并在1919年 5月9日至6月 1日的专栏中发表了食力从日文转译的《劳动与资本》(即《雇佣劳动与资本》),这是中国第一次发表马克思重要经济著作的译文。在1919年 6月3日至11月1日的专栏中发表了渊泉(陈溥贤)译的《马氏资本论释义》(即K.考茨基的《马克思的经济学说》)。1920年8月,上海社会主义研究社出版了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1920年9月上海新文化书社出版了李汉俊译马尔西的《马克思资本论入门》。1920年10月北京《民国》杂志发表了费觉天译的《马克思底资本论自叙》(即《资本论》第一版序言》)。1920年《新青年》第 8卷第4号发表了震瀛译列宁的《过渡时代的经济》(即《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经济和政治》)。在这段时间中,已初步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经济思想。 中国共产党成立到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从群众的自发行动,开始变为在共产党领导下有计划有组织的政治活动。1921年 9月中共中央委派李达在上海成立人民出版社,计划出版"马克思全书"、"列宁全书"、"康民尼斯特(共产主义)丛书"等著作。虽然由于白色恐怖和物质条件不足而没完成计划,但仍有一批著作问世。有关经济学的著作有:袁湘(袁让)译《工钱劳动与资本》(即马克思的《雇佣劳动与资本》),李漱石(李汉俊)译《资本论入门》,李立译《劳农会之建设》(即列宁的《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等。1922年5月5日马克思诞生 104周年,在中共中央领导下,各地共产党、共青团组织和进步团体纷纷开展纪念活动。上海专门编辑出版了《马克思纪念册》,载有马克思传记和学说。1922年,李季译《价值、价格及利润》(即《工资、价格和利润》),商务印书馆出版;1926年新青年出版社出版斯大林的《列宁主义概论》(即《论列宁主义基础》);1927年3月陈寿僧译R.卢森堡的《新经济学》,中国新文社出版。当时,李大钊等还采取演说、讲课等形式来宣传马克思主义及经济学说。李大钊在1922年 2月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举办的演讲会上,讲了"马克思的经济学说",1923年1月又在北京大学经济学会讲了"社会主义下的经济组织"。李达在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应毛泽东的邀请任湖南自修大学校长,讲授剩余价值学说等课程。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后,革命处于低潮。但在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在中国的传播却有新的进展。在翻译原著方面,1929年,杜竹君译《哲学之贫困》,上海水沫书店出版。1930年,吴黎平译《反杜林论》,上海江南书店出版。《资本论》第一卷,有多种译本:一是陈启修(陈豹隐)译,第1分册(1~3章);二是潘冬舟译,第2、3分册,上海昆仑书店1930年版和北京东亚书店1932年版;三是王慎明(王思华、玉枢)和侯外庐(右铭)译,分上下册,北京国际学社 1932,1936年版;四是吴半农译,第1卷第1分册(第1、2章),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刘埜平译《资本主义最后阶段帝国主义论》,上海启智书局1929年版。彭苇秋等译:《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上海春秋书店1930年版。画室译:《科学的社会主义之梗概》(即《卡尔·马克思》),上海泰东图书局1930年版等。
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革命根据地也得到传播。由于国民党军队的反革命"围剿",根据地的纸张和印刷条件非常困难,但仍用油印机、石印、木板来印刷或用毛笔手抄马克思主义著作。如手抄本《马克思主义浅说》,通俗地解释了什么是资本、商品、价值、使用价值。中共兴国县委曾翻印过另一版本的《马克思主义浅说》,闽西根据地出版过《社会主义浅说》等。
抗日战争时期 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中央一直关怀马克思主义著作的出版工作,并号召全党深入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来提高党的战斗力。在这种形势下,延安成为出版发行马克思主义著作的重要阵地。解放社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丛书》、《列宁选集》、《斯大林选集》等。其中有《政治经济学论丛》、《〈资本论〉提纲》、《哥达纲领批判》等。此外,在解放区的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等学校还开设有政治经济学和现实经济的课程。
在上海、武汉、重庆等国民党统治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著作的出版工作也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一方面重印延安解放社的书籍,以及重译和再版一些已有的经济学著作;另一方面又出版了一批新的译著,1938年郭大力、王亚南译《资本论》全书,由上海读书生活出版社首次出版;1939年又出版了郭大力译《资本论通信集》;章汉夫和许涤新译《恩格斯论〈资本论〉》。
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1949年5月上海实践出版社出版了郭大力译《剩余价值学说史》。到此为止,马克思的主要经济著作几乎都有了中译本。
这一时期,在解放区继续出版发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著作。1949年 2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审定的"干部必读"书目,其中一半是与经济学有关的著作:《政治经济学》、《帝国主义论》、《国家与革命》、《列宁主义基础》、《列宁斯大林论社会主义建设》(上、下)、《列宁斯大林论中国》等。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著作在中国传播产生了巨大影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和中国实际相结合,有力地指导了中国革命。
参考书目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的传播》,人民出版社,北京,1983。
张静庐:《马克思、恩格斯重要著作中译文年表》,《新建设》1953年第5期,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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