补充资料：俄罗斯（包括前苏联）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研究概况

前苏联对中国问题（包括经济史）的研究是十分重视的，特别是在中苏断交之前，苏联成立了专门研究中国的研究机构，如当时苏联科学院的中国研究所。在大学也设有研究中国的中心，如在列宁格勒大学、塔什干大学和符拉迪沃斯托克的远东大学等。但就他们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整体水平而言，是刻板的和没有想象力的。从1949年到70年代中期，苏联对中国经济史的研究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在50年代，其研究主要集中在中国经济资料的收集、整理与描述；六十年代研究工作与研究成果急剧减少；60年代后期到70年代对中国经济问题的研究又呈上升之势。苏联在50年代对中国研究的特点是："一再把中国经济的发展描绘为一幅太美丽的图画，而略去了发展中所遇到的困难以及中国经济管理中不以为然的错误估计。"（注：阿基莫夫：《中国经济研究的基本趋势及其在苏联文献中的论述》，载苏联《经济科学》，1975年第1期。）进入60年代，由于中苏关系恶化，许多专门研究中国问题的研究机构和研究人员大大削减，使得苏联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水平相对于研究中国其他方面问题而成为最落后的部分。60年代后期以后，由于对中国经济问题的研究重新受到重视，新的一批年轻的经济学家被培养出来，许多研究机构中也设置了研究中国农业、工业、运输、一般社会经济问题、公共福利和人口统计等方面的组织。他们在涉及研究新中国经济史方面的课题主要有：中国工业化的主要特征，如穆罗姆采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工业化问题》（注：穆罗姆采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工业化问题》，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71年。）；经济发展与人口压力和不断增长的军事集结之间的关系，农业的落后状况以及人民福利的低下水平等。到了80年代特别是进入90年代，俄罗斯学者对中国经济改革的经验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注：可参见下列文献：弗%26#183;达尼洛夫："一件东西不能有两个主人"（关于中国经济改革中国有企业变化问题），真理报，1994年4月20日：尤%26#183;萨弗佐夫："简单的中国真理"（关于中国经济改革），劳动报，1994年2月26日；阿%26#183;克鲁什斯基："伟大长城的窗口"（关于中国经济特区），真理报，1994年3月2日；鲍%26#183;巴拉霍达："市场社会主义--这是什么？"（关于中国经济改革问题），真理报，1994年4月20日；鲍尤江："中国经济发展的特殊道路及其对世界经济发展的影响"，远东问题，1995年1月；阿%26#183;布坚科："四个教训"，真理报，1995年8月30日；列%26#183;姆%26#183;雷相科娃："中国：经济增长的逻辑"，公开政治，1996年第9～10期；尼%26#183;雷日科夫："在社会主义走廊里的市场"，真理报，1995年10月5日；弗%26#183;亚%26#183;波尔加科夫："中国经济改革的构想：形成与演化"，远东问题，1996年第6期、1997年第1期；尤%26#183;弗%26#183;齐加诺夫："中国经济：成就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1997年第5期；叶%26#183;波波夫："谈中国经济改革的进程"，苏维埃俄罗斯报，1998年5月7日；阿%26#183;雷科夫："邓小平之谜"，真理报，1998年2月20日。）总的来看，他们对近20年中国的经济增长与经济改革持肯定态度。

俄罗斯研究中国问题的中心机构无疑当属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该所始建于1966年，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它已成为俄罗斯最具实力的中国学中心。该所的大多数研究室主要从事中国社会经济问题的研究，如从事中国社会经济问题研究的社会经济研究室、从事中国现代史研究的历史研究室等。远东所聚集了200多名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学者，是俄罗斯从事中国研究人数最多的机构。其中包括经济学家、历史学家等。几十年来，远东研究所对中国经济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的研究课题主要有这些方面：中国的社会经济进程，中国的现代化和经济改革的经验教训，包括重点分析中国的经济政策，研究经济改革的理论和实践以及中国科技革命和技术进步的特点。全面讨论中国经济的结构性变化；经济史方面主要包涵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国共产党史和中国革命史的研究之中。从出版的研究成果来看，主要有：《现代中国：社会经济问题》（莫斯科，1972）、《中国的社会经济制度与经济政策：1949～1975》（莫斯科，1978）、《近代与现代中国》（莫斯科，1981）、《中国生产力的发展》（莫斯科，1989）、《中国现代化过程中法的方面（经济与科技进步）》（莫斯科，1990）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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