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bronze vessels of the Eastern Zhou dynasty
东周铜器
2) Bronze in Dongzhou Period
东周青铜器
3) Xizhou tongqi
西周铜器
4) Jadeware in the Eastern Zhou Dynasty
东周玉器
5) Dongzhou pottery
东周陶器
6) Dongzhou qiqi
东周漆器
补充资料:东周铜器
主要指春秋战国时代各国贵族在举行祭祀、宴飨或婚丧礼仪时所用的青铜礼器和乐器,也包括一些生活用具、车器、马饰、兵器及工具等。这一时期的青铜工艺有很大发展,礼器种类有明显变化,商代和西周盛行的酒器大量减少,爵、斝、觯、觚、角、觥、尊、彝、卣等均被淘汰;蒸饪器与盛食器数量增多,鼎和均成组使用。东周铜器中,以各国诸侯和卿大夫的礼器数量最多,地位越高,享用数量越多。 除东周王室外,吴、越、徐、楚、 江、黄、单、、鄀、邓、蔡、许、 陈、宋、曾、滕、 曹、薛、邾、邿、杞、纪、铸、齐、鲁、 郑、卫、虞、虢、稣、晋、赵、魏、韩、郾、代、中山等几十个国家都有铜器流传至今。
分区与分期 由于诸侯的割据和新旧势力的斗争,东周时代各地生产力的发展和经济状况极不平衡,加以生活条件和民俗习惯的差异,在青铜器制作方面也出现了一些区域性的特点。青铜礼器大致可分为5区:以三晋为主的中原地区;以齐鲁为主的山东地区;以燕代为主的北方地区;以楚国为主的南方地区和以秦国为主的关中地区。以鼎的形制为例,中原地区的东周铜鼎,一般为圆腹、附耳、兽蹄足,覆钵形盖,顶有三钮,年代早的深腹高足,晚的浅腹矮足。山东地区的铜鼎与之相近,唯盖多平顶。北方地区鼎腿细长。秦国铜鼎腹浅足肥,制作粗劣。楚国铜鼎形制繁多,均为高脚。总的看来,地方特点都比较明显,尤以秦楚两国更为突出。东周铜器的分期,由于各地出土资料多寡不同,研究工作也不平衡。中原、楚国、秦国等铜器出土资料较多,关于它们的分期,均有专文研究。其他两个地区则有待今后解决。以中原地区东周铜器为例,大致可分作春秋(前770~前476)与战国(前475~前221)两大阶段,每一个阶段内,又可分作早、中、晚 3期。
器类与器形 东周铜器种类很多,就礼器而言,按用途可分作蒸饪器:鼎、鬲、甗;盛食器:、、簠、豆、敦;酒器:罍、盉、壶、舟;水器:盆、鉴、盘、匜等。鼎又可分专为蒸饪的镬鼎,供席间陈设牲肉的升鼎及备加餐的羞鼎。当时贵族举行宴飨时用鼎之数有一定制度,按主人地位而定。地位最高的用大牢九鼎,其次是七鼎或五鼎,最低三鼎。用则须根据鼎数配备,一般是九鼎配八、七鼎配六、五鼎配四、三鼎配二。这种制度出现于西周,东周时代虽继续沿用,但各级贵族皆恶其束缚自己而竞相僭越,这反映出维护贵族统治制度的周礼,正在逐步走向崩坏。
东周时代的青铜乐器,主要有编钟、编镈和于,也有铙、铎,但为数很少。钟分甬钟、钮钟两钟,皆递次减小,各自成组,每组为9件至14件不等。在新郑彝器中有甬钟两组各9件,铜镈4件。汲县山彪镇1号墓出土钮钟14件。近些年来南方出土乐器较多,保存也较好,如寿县蔡侯墓、信阳长台关楚墓、随州曾侯乙墓都出土了成组的甬钟、钮钟和铜镈。山东地区主要出土于,但也曾出土过几组编钟。信阳楚墓钮钟和随州曾侯乙墓编钟的测试表明,当时的青铜乐器制造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曾侯乙墓出土编钟且有较长的乐律铭文(见商周乐器)。
生活中的青铜用具,最能反映当时工艺水平的是带钩和铜镜。带钩的形式有琵琶形、兽形、棒形等多种。带钩既是服具又有装饰意义,因此贵族们所用带钩的工艺特别考究,其制作有鎏金错银、镶珠嵌玉等金属细工,有些是非常珍贵的艺术品。战国时期制镜工艺以楚国最为发达。北方战国墓很少有以镜随葬的,南方楚墓出铜镜的较多。早期铜镜作桥形钮,窄平边缘,一般多饰蟠螭纹,钮座外缘有一道贝纹带。中期铜镜作三弦钮,花纹分为地纹和主纹两层,以羽纹或蟠螭纹作地纹,衬托山字、花叶和凤鸟等纹。晚期铜镜多以云雷纹为地纹,其上饰蟠联纹或蟠螭纹。洛阳金村古墓出土一面铜镜,背面饰一金银错骑马持剑武士,是不可多得的珍品。
东周时代的青铜车器和马饰种类也很多,诸如车軎、车辖、盖弓肘、盖弓帽、铰链管和辕、衡、、轭、銮等车上的装饰, 以及铃、衔、镳、当卢、 节约等马饰。其中有些工艺甚精,象辉县固围村魏国墓地1号墓出土的兽首辕饰,头颈耳目均为错金,并用银丝作出卷毛,姿态生动,技艺精湛。
东周时代的青铜兵器主要为各国武库控制的作坊制造,有戈、矛、殳、戟、剑、镞等,弩已经发明应用。戈一般作长胡三穿或四穿,并以柲之长短分为车戈与徒戈,如长沙浏城桥1号墓所出的戈,一种柲长3.1米,当为战车上所用之戈;另一种柲长1.4米,可能是步兵用的徒戈。戟是勾刺两用的兵器,西周铜戟为刺与援合铸,东周时代改用矛和戈两种兵器组成。铜剑盛行于东周,形式多样,著名的如吴王夫差剑、越王勾践剑(见江陵楚墓)等,制作精致,锋刃锐利,是东周兵器中的精品。青铜工具种类不多,只发现有锛、凿、刀、削等。
铸造技术 从各地出土铜器及山西侯马铸铜遗址出土陶范考察,当时除采用浑铸法外,已广泛采用分铸技术,即将器之耳、足、环等附件铸好后,嵌在主体范中,然后灌注铜液,让器身和附件熔铸在一起。也有先将主体和附件分别铸好,然后再用合金焊接。春秋中叶以后,还出现了失蜡法溶模铸造技术,象淅川下寺楚墓出土的铜禁,随州曾侯乙墓出土的铜尊盘、铜鼓座等,上下多层花纹皆纤细透空,即以这种技法铸成。但一般工具和兵器仍用合范铸造,而且一范多用。
花纹与铭文 东周铜器花纹较前有很大变化。商代和西周铜器上的兽面、饕餮等繁缛纹样已被淘汰,代之以动物纹、植物纹、几何纹与图像纹等。动物纹中有窃曲、蟠螭、蟠虺和贝纹;几何纹中有环带、重环、云雷纹等;图像纹主要描绘当时人的生活,如采桑、射猎、宴饮及水陆攻战等。有些花纹成网状四方连续,说明当时已经采用花版捺印的新技术,比过去全部雕刻范模的工艺进了一大步。其他如镶嵌、鎏金、金银错、细线雕等新兴工艺,使东周铜器的装饰花纹富丽堂皇。其中细线平雕工艺尤为出色,如辉县赵固东周墓出土的宴乐纹鉴,通体雕出细如发丝的各种图案,即为此种工艺的代表作。
东周铜器铭文一般都很简短。如秦公,晋公,齐侯钟,中山王鼎、壶等铭文长达数百字者,极为罕见。从铭文字体观察,中原晋、卫、郑、虢诸国的字体端方劲美;秦国字体工整效古;吴、楚字体修长秀丽,有时书成鸟篆。总的说来,铸有铭文的铜器日益减少,铭文的书史性质日趋衰落,逐渐变为艺术性的装饰。战国晚期铜器的铭刻,则多为物勒工名。
东周时代青铜器的铸造和工艺技术虽有很大的发展和成就,但由于冶铁术的发生和普及(见东周铁器),中国的青铜时代终于为早期铁器时代所取代。(见彩图)
参考书目
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科学出版社,1957。
高明:中原地区东周时代青铜礼器研究,《考古与文物》1981年2~4期。
分区与分期 由于诸侯的割据和新旧势力的斗争,东周时代各地生产力的发展和经济状况极不平衡,加以生活条件和民俗习惯的差异,在青铜器制作方面也出现了一些区域性的特点。青铜礼器大致可分为5区:以三晋为主的中原地区;以齐鲁为主的山东地区;以燕代为主的北方地区;以楚国为主的南方地区和以秦国为主的关中地区。以鼎的形制为例,中原地区的东周铜鼎,一般为圆腹、附耳、兽蹄足,覆钵形盖,顶有三钮,年代早的深腹高足,晚的浅腹矮足。山东地区的铜鼎与之相近,唯盖多平顶。北方地区鼎腿细长。秦国铜鼎腹浅足肥,制作粗劣。楚国铜鼎形制繁多,均为高脚。总的看来,地方特点都比较明显,尤以秦楚两国更为突出。东周铜器的分期,由于各地出土资料多寡不同,研究工作也不平衡。中原、楚国、秦国等铜器出土资料较多,关于它们的分期,均有专文研究。其他两个地区则有待今后解决。以中原地区东周铜器为例,大致可分作春秋(前770~前476)与战国(前475~前221)两大阶段,每一个阶段内,又可分作早、中、晚 3期。
器类与器形 东周铜器种类很多,就礼器而言,按用途可分作蒸饪器:鼎、鬲、甗;盛食器:、、簠、豆、敦;酒器:罍、盉、壶、舟;水器:盆、鉴、盘、匜等。鼎又可分专为蒸饪的镬鼎,供席间陈设牲肉的升鼎及备加餐的羞鼎。当时贵族举行宴飨时用鼎之数有一定制度,按主人地位而定。地位最高的用大牢九鼎,其次是七鼎或五鼎,最低三鼎。用则须根据鼎数配备,一般是九鼎配八、七鼎配六、五鼎配四、三鼎配二。这种制度出现于西周,东周时代虽继续沿用,但各级贵族皆恶其束缚自己而竞相僭越,这反映出维护贵族统治制度的周礼,正在逐步走向崩坏。
东周时代的青铜乐器,主要有编钟、编镈和于,也有铙、铎,但为数很少。钟分甬钟、钮钟两钟,皆递次减小,各自成组,每组为9件至14件不等。在新郑彝器中有甬钟两组各9件,铜镈4件。汲县山彪镇1号墓出土钮钟14件。近些年来南方出土乐器较多,保存也较好,如寿县蔡侯墓、信阳长台关楚墓、随州曾侯乙墓都出土了成组的甬钟、钮钟和铜镈。山东地区主要出土于,但也曾出土过几组编钟。信阳楚墓钮钟和随州曾侯乙墓编钟的测试表明,当时的青铜乐器制造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曾侯乙墓出土编钟且有较长的乐律铭文(见商周乐器)。
生活中的青铜用具,最能反映当时工艺水平的是带钩和铜镜。带钩的形式有琵琶形、兽形、棒形等多种。带钩既是服具又有装饰意义,因此贵族们所用带钩的工艺特别考究,其制作有鎏金错银、镶珠嵌玉等金属细工,有些是非常珍贵的艺术品。战国时期制镜工艺以楚国最为发达。北方战国墓很少有以镜随葬的,南方楚墓出铜镜的较多。早期铜镜作桥形钮,窄平边缘,一般多饰蟠螭纹,钮座外缘有一道贝纹带。中期铜镜作三弦钮,花纹分为地纹和主纹两层,以羽纹或蟠螭纹作地纹,衬托山字、花叶和凤鸟等纹。晚期铜镜多以云雷纹为地纹,其上饰蟠联纹或蟠螭纹。洛阳金村古墓出土一面铜镜,背面饰一金银错骑马持剑武士,是不可多得的珍品。
东周时代的青铜车器和马饰种类也很多,诸如车軎、车辖、盖弓肘、盖弓帽、铰链管和辕、衡、、轭、銮等车上的装饰, 以及铃、衔、镳、当卢、 节约等马饰。其中有些工艺甚精,象辉县固围村魏国墓地1号墓出土的兽首辕饰,头颈耳目均为错金,并用银丝作出卷毛,姿态生动,技艺精湛。
东周时代的青铜兵器主要为各国武库控制的作坊制造,有戈、矛、殳、戟、剑、镞等,弩已经发明应用。戈一般作长胡三穿或四穿,并以柲之长短分为车戈与徒戈,如长沙浏城桥1号墓所出的戈,一种柲长3.1米,当为战车上所用之戈;另一种柲长1.4米,可能是步兵用的徒戈。戟是勾刺两用的兵器,西周铜戟为刺与援合铸,东周时代改用矛和戈两种兵器组成。铜剑盛行于东周,形式多样,著名的如吴王夫差剑、越王勾践剑(见江陵楚墓)等,制作精致,锋刃锐利,是东周兵器中的精品。青铜工具种类不多,只发现有锛、凿、刀、削等。
铸造技术 从各地出土铜器及山西侯马铸铜遗址出土陶范考察,当时除采用浑铸法外,已广泛采用分铸技术,即将器之耳、足、环等附件铸好后,嵌在主体范中,然后灌注铜液,让器身和附件熔铸在一起。也有先将主体和附件分别铸好,然后再用合金焊接。春秋中叶以后,还出现了失蜡法溶模铸造技术,象淅川下寺楚墓出土的铜禁,随州曾侯乙墓出土的铜尊盘、铜鼓座等,上下多层花纹皆纤细透空,即以这种技法铸成。但一般工具和兵器仍用合范铸造,而且一范多用。
花纹与铭文 东周铜器花纹较前有很大变化。商代和西周铜器上的兽面、饕餮等繁缛纹样已被淘汰,代之以动物纹、植物纹、几何纹与图像纹等。动物纹中有窃曲、蟠螭、蟠虺和贝纹;几何纹中有环带、重环、云雷纹等;图像纹主要描绘当时人的生活,如采桑、射猎、宴饮及水陆攻战等。有些花纹成网状四方连续,说明当时已经采用花版捺印的新技术,比过去全部雕刻范模的工艺进了一大步。其他如镶嵌、鎏金、金银错、细线雕等新兴工艺,使东周铜器的装饰花纹富丽堂皇。其中细线平雕工艺尤为出色,如辉县赵固东周墓出土的宴乐纹鉴,通体雕出细如发丝的各种图案,即为此种工艺的代表作。
东周铜器铭文一般都很简短。如秦公,晋公,齐侯钟,中山王鼎、壶等铭文长达数百字者,极为罕见。从铭文字体观察,中原晋、卫、郑、虢诸国的字体端方劲美;秦国字体工整效古;吴、楚字体修长秀丽,有时书成鸟篆。总的说来,铸有铭文的铜器日益减少,铭文的书史性质日趋衰落,逐渐变为艺术性的装饰。战国晚期铜器的铭刻,则多为物勒工名。
东周时代青铜器的铸造和工艺技术虽有很大的发展和成就,但由于冶铁术的发生和普及(见东周铁器),中国的青铜时代终于为早期铁器时代所取代。(见彩图)
参考书目
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科学出版社,1957。
高明:中原地区东周时代青铜礼器研究,《考古与文物》1981年2~4期。
说明:补充资料仅用于学习参考,请勿用于其它任何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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