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传文学是中国历史文学的一部分，它具有历史文学的一般特性，兼有历史科学与文学艺术二种成分。从文学的角度看，它是以历史事件为题材，重在描写历史人物形象的文学作品；从史学的角度看，它是通过运用文学艺术的手段，借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的描述，来表达一定历史观的历史著作。中国史传文学总体的变化大致可以概括为先秦的传记萌动、两汉的古典辉煌、唐宋的史传嬗变和杂传繁荣、明清的传记趣味转向和现代传记内容形式的革新几个阶段。

我国史传文学产生的年代久远，可以追溯到历史文学的最初形态。和世界上其它国家一样，我国也存在着一个“传说的时代”。那时还没有产生文字，许多历史事件、历史人物故事，如黄帝擒蚩尤、鲧禹治洪水、姜嫄生后稷等，都是口头方式流传的。自从产生了文字，代代口耳相传的神话、传说、史诗便被以书面的形式记录下来，一部分还被经过改造而成为史籍的材料。我国是一个十分重视历史典籍编写的国家，史籍丰富，起源很早，如《左传》中所说的有《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及失传的百国春秋，还有孔子修订的我国第一部历史典籍《春秋》。春秋战国时期，史籍编写空前发展，产生了《左传》、《国语》、《战国策》等不朽之作。史官或史学家在编撰这些史籍时，受到口头历史文学的影响，也不乏丰富的艺术想象力。他们在叙述历史事件时，注意了情节与细节的生动，在描写人物时，突出了人物言行的个性特征，具有引人入胜的艺术魅力，这些史籍又称之为先秦史传文学。

继承先秦史传文学传统，并有重大创新的历史文学，是《史记》。《史记》突破了先秦史传以事为中心的编年体形式，找到了一种新的表述方式，以成熟的传记文学开辟了我国历史文学的新纪元，为中国后世文学提供了一系列塑造典型人物形象的成功经验。继《史记》之后，另一部传记文学名著是东汉班固的《汉书》，这是一部“包举一代”的纪传体断代史，以详赡的资料展现了西汉广阔的社会生活与各种人物的精神风貌。其文学性在总体上不及《史记》，但一些人物传记中的历史事件也描述得绘声绘色，历史人物刻画得也栩栩如生，如晁错、李陵、苏武等人的传记，人物形象鲜明而传神，其艺术性并不比《史记》人物传记逊色。从《汉书》开始，就出现了文学性减弱而史学性加强的倾向，这不仅因为班固的艺术才思不及司马迁，而且还因为奉旨修史束缚了班固艺术才能的充分发挥。东汉后来又出现的《东观汉记》，其文学性就越难与《史记》相比了。中国以后的史籍，大多数沿袭《汉书》的体例，但注重的是史料的收集与史实的考辨，而不是辞采的精美与感情的充沛，文学性逐渐降低，这也是历史著作发展的必然结果。能重视并继承史传文学传统的，首先是那些杂史杂传，其作者写作目的并不是为了修史，而是借史传的形式，向读者炫鬻奇闻异事，比起史传来，它淡化了纪实性而增强了虚构夸饰。在《史记》之前，已有《穆天子传》、《晏子春秋》等杂史杂传。《史记》问世后，为杂史杂传提供了更为成熟的艺术手段，于是魏晋南北朝出现了一大批富有文学色彩的杂史杂传，如袁康、吴平的《越绝书》、赵晔的《吴越春秋》、刘向的《列女传》、佚名的《汉武故事》、《蜀王本纪》等，其艺术特征已近乎小说。到了唐代，古文运动的两位领袖韩愈、柳宗元的散传《圬者王乘福传》、《张中丞传后叙》、《柳子厚墓志铭》和《种树郭橐驼传》、《梓人传》、《段太尉逸事状》等，从清新的文笔和鲜明的形象塑造，为传记文学创作注入了新的生命力。其他文学名家如白居易、刘禹锡、李翱、李商隐等亦有佳作。这影响了宋代各体传记文学的普遍发展。如苏轼撰述的《司马温公行状》、朱熹的《张魏公行状》等，开了个人传记文学长篇之先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