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pollution emission declaration work
排污申报工作
1.
The development of pollution emission declaration work should be guaranteed timely,accurately,legally and gradually by laws,combing the pollution emission declaration work with pollution emission fees-levying work closely.
新的排污收费政策实施以后,我们应加大宣传力度,突出排污申报工作在排污收费与企业管理工作中的重要性;加大审核力度,督促排污者如实进行排污申报工作以及加大执法力度,依法保证及时、准确、合法、有序地开展排污申报工作,使排污申报工作与排污收费工作真正融为一体。
2) emission declaration
排污申报
1.
This paper explores two control modes of emission declaration based on the dynamic game behavior between the regulator and the firms with asymmetry information of emission quantity.
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是当前我国遏制环境污染的重要手段,其基础是初始排污权的合理分配,其中按比例分配法配合排污申报制度是管理部门目前采取的主要方法。
3) report and registration for pollution discharge
排污申报登记
1.
For the existing work of report and registration for pollution discharge,the acquisition and management of pollution sources basic data are inefficient and have low reliability.
针对现有排污申报登记工作中,污染源基础数据的获取与管理的效率低、可靠性差等一系列问题,探讨利用计算机网络技术手段,改进排污申报登记的业务流程,完善排污申报登记制度。
4) The discharge declaration and registration
排污申报登记制度
1.
The discharge declaration and registration was an important system of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分析了排污申报登记制度在县级市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关建议。
补充资料：《申报·自由谈》
《申报》的主要副刊之一。《申报》是中国创办最早、历史最久的报纸。1872年4月30日由英人安纳斯脱·美查等在上海创办,1907年5月30日开始由华商经营，中经敌伪和国民党政府接管，至1949年 5月26日停刊，共历77年。
《自由谈》专栏辟于1911年8月24日,经王钝银、吴觉迷、姚鹓雏、陈蝶仙、周瘦鹃等人主编后，至1932年12月，总经理史量才意欲改革，起用黎烈文为主编。黎烈文参加过文学研究会，1932年从法国留学回国，思想倾向民主进步。他主编《自由谈》后，一反前任的作法，多采用鲁迅、茅盾等左翼作家的杂文，使《自由谈》从"茶余饭后的消遣之资"变为进步舆论的阵地，面目由是一新。
黎烈文主持的《自由谈》在择稿的文体方面侧重发表杂文。他多次刊出《投稿简章》和《编辑室启事》，一再呼吁投稿者惠寄"描写实际生活之文字，或含有深意之随笔杂感等"。《自由谈》在发表杂文时，几乎都用花边围起，因而这些议论性杂文被人们称之为"花边文学"。由于杂文反应时事迅速，提出问题及时，社会作用大，"花边文学"的做法也为当时和后来一些报纸副刊所仿效。
《自由谈》的革新，很快引起旧派文人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忌恨。《社会新闻》和《微言》周刊造谣污蔑，攻击鲁迅等左翼作家包办《自由谈》，垄断文坛。在强大的压力下，黎烈文在1933年 5月25日的《自由谈》上刊出《编辑室启事》，"吁请海内文豪，从兹多谈风月，少发牢骚"。从表面看来,《自由谈》屈从和后退了,版面出现较多政治色彩不强的文字。但是，鲁迅等革命作家并未因此停止战斗。鲁迅针对反对派的言论压迫指出："想从一个题目限制了作家，其实是不能够的"，"谈风云的人,风月也谈得","同是涉及风月的'月黑杀人夜,风高放火天'呢,这不明明是一联古诗么？"（《准风月谈·前记》）所以，鲁迅和其他左翼作家、进步作家的文稿仍不断地寄给《自由谈》，只是为了适应新的形势，变换了斗争的策略，在隐晦曲折的话里巧藏着匕首和投枪。
在黎烈文主持《自由谈》的一年半时间里，《自由谈》开展了许多问题的讨论和论争，如关于儿童教育的论争,关于小品文与"方巾气"的论争,关于翻译的论争，关于批评与谩骂的论争，有关于旧戏锣鼓的讨论，关于《二十四史》和《四库全书》珍本问题的讨论，也有关于"艺术论"、"讽刺与幽默"、写实主义与第一人称的讨论,以及关于"文人相轻"、"京派与海派"、"别字与简字"的驳难。文坛的许多情况都在《自由谈》上有所反映。它包罗万象，感应敏锐，一时成为30年代最为活跃的报纸副刊。
由于反动势力加紧对《自由谈》的压迫,1934年5月黎烈文不得不辞去主编职务，《自由谈》改由张梓生主编。张梓生基本上继续了黎烈文的办刊方针，照常刊登鲁迅等作家的杂文；1934年夏关于大众语的讨论就是以《自由谈》为主要阵地开展的，发表了鲁迅的《门外文谈》。只是为了对付检查，鲁迅等经常更换笔名。自然，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张梓生主编的《自由谈》在择稿方面就不能不拓宽范围，相对说来色彩也不如过去鲜明强烈。
由于反动派迫害的加剧,1934年11月,《申报》总经理史量才被特务暗杀,《自由谈》的处境更加艰难,大量的文艺短论代替了明快的社会批评,锋芒日见减退。1935年下半年,白色恐怖愈加严重,张梓生也终于在10月31日登出《自由谈》停刊启事，辞去主编职务。《自由谈》自此一度中断，到1938年10月复刊后，虽经个别人努力，总未能再恢复黎烈文、张梓生主编时的面貌。
给《自由谈》投稿最多、影响最大的左翼作家是鲁迅。他从1933年 1月起用"何家干"、"丁萌"、"干"、"游光"等许多笔名为《自由谈》写稿；《伪自由书》、《准风月谈》集中的全部杂文和《花边文学》中的大部分杂文都是在《自由谈》上发表的。正因为鲁迅，《自由谈》在现代文化史、文学史、报刊史上才有着重要的地位。鲁迅之外，茅盾也经常给《自由谈》投稿，他用的笔名是"玄"、"珠"、"郎损"、"仲方"等。郁达夫、徐懋庸也给《自由谈》写了不少杂文。在《自由谈》上发表文章较多的还有陈望道、夏丐尊、叶圣陶、郑振铎、老舍、巴金、风子（唐弢）、陈子展、臧克家、田间、张天翼、靳以、柯灵、李辉英、郑伯奇等。瞿秋白在上海时,也曾借用鲁迅的笔名,在《自由谈》上发表了十余篇杂文。一些在政界有影响的文人如柳亚子、章太炎、吴稚晖、林语堂，也先后在《自由谈》上发表过短文。
《自由谈》在培养青年作家方面也是作出了成绩的。叶紫、何谷天（周文）、草明等在《自由谈》上发表过速写和小说，蒲风、廖沫沙、胡风、曹聚仁、周扬等也写过文章。周扬后来在《自由谈》继续用"企"、"企影"、"左企"等笔名介绍外国文学。白戈（任白戈）、辛人、张香山、王任叔、梅雨、林林、立波等在《自由谈》上用短论形式对文艺问题作了较多阐述。一批文学新人如芦焚、欧阳山、姚雪垠、刘白羽、周而复、林娜（司马文森）、黑丁、荒煤等，都在这里发表过作品。
《自由谈》专栏辟于1911年8月24日,经王钝银、吴觉迷、姚鹓雏、陈蝶仙、周瘦鹃等人主编后，至1932年12月，总经理史量才意欲改革，起用黎烈文为主编。黎烈文参加过文学研究会，1932年从法国留学回国，思想倾向民主进步。他主编《自由谈》后，一反前任的作法，多采用鲁迅、茅盾等左翼作家的杂文，使《自由谈》从"茶余饭后的消遣之资"变为进步舆论的阵地，面目由是一新。
黎烈文主持的《自由谈》在择稿的文体方面侧重发表杂文。他多次刊出《投稿简章》和《编辑室启事》，一再呼吁投稿者惠寄"描写实际生活之文字，或含有深意之随笔杂感等"。《自由谈》在发表杂文时，几乎都用花边围起，因而这些议论性杂文被人们称之为"花边文学"。由于杂文反应时事迅速，提出问题及时，社会作用大，"花边文学"的做法也为当时和后来一些报纸副刊所仿效。
《自由谈》的革新，很快引起旧派文人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忌恨。《社会新闻》和《微言》周刊造谣污蔑，攻击鲁迅等左翼作家包办《自由谈》，垄断文坛。在强大的压力下，黎烈文在1933年 5月25日的《自由谈》上刊出《编辑室启事》，"吁请海内文豪，从兹多谈风月，少发牢骚"。从表面看来,《自由谈》屈从和后退了,版面出现较多政治色彩不强的文字。但是，鲁迅等革命作家并未因此停止战斗。鲁迅针对反对派的言论压迫指出："想从一个题目限制了作家，其实是不能够的"，"谈风云的人,风月也谈得","同是涉及风月的'月黑杀人夜,风高放火天'呢,这不明明是一联古诗么？"（《准风月谈·前记》）所以，鲁迅和其他左翼作家、进步作家的文稿仍不断地寄给《自由谈》，只是为了适应新的形势，变换了斗争的策略，在隐晦曲折的话里巧藏着匕首和投枪。
在黎烈文主持《自由谈》的一年半时间里，《自由谈》开展了许多问题的讨论和论争，如关于儿童教育的论争,关于小品文与"方巾气"的论争,关于翻译的论争，关于批评与谩骂的论争，有关于旧戏锣鼓的讨论，关于《二十四史》和《四库全书》珍本问题的讨论，也有关于"艺术论"、"讽刺与幽默"、写实主义与第一人称的讨论,以及关于"文人相轻"、"京派与海派"、"别字与简字"的驳难。文坛的许多情况都在《自由谈》上有所反映。它包罗万象，感应敏锐，一时成为30年代最为活跃的报纸副刊。
由于反动势力加紧对《自由谈》的压迫,1934年5月黎烈文不得不辞去主编职务，《自由谈》改由张梓生主编。张梓生基本上继续了黎烈文的办刊方针，照常刊登鲁迅等作家的杂文；1934年夏关于大众语的讨论就是以《自由谈》为主要阵地开展的，发表了鲁迅的《门外文谈》。只是为了对付检查，鲁迅等经常更换笔名。自然，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张梓生主编的《自由谈》在择稿方面就不能不拓宽范围，相对说来色彩也不如过去鲜明强烈。
由于反动派迫害的加剧,1934年11月,《申报》总经理史量才被特务暗杀,《自由谈》的处境更加艰难,大量的文艺短论代替了明快的社会批评,锋芒日见减退。1935年下半年,白色恐怖愈加严重,张梓生也终于在10月31日登出《自由谈》停刊启事，辞去主编职务。《自由谈》自此一度中断，到1938年10月复刊后，虽经个别人努力，总未能再恢复黎烈文、张梓生主编时的面貌。
给《自由谈》投稿最多、影响最大的左翼作家是鲁迅。他从1933年 1月起用"何家干"、"丁萌"、"干"、"游光"等许多笔名为《自由谈》写稿；《伪自由书》、《准风月谈》集中的全部杂文和《花边文学》中的大部分杂文都是在《自由谈》上发表的。正因为鲁迅，《自由谈》在现代文化史、文学史、报刊史上才有着重要的地位。鲁迅之外，茅盾也经常给《自由谈》投稿，他用的笔名是"玄"、"珠"、"郎损"、"仲方"等。郁达夫、徐懋庸也给《自由谈》写了不少杂文。在《自由谈》上发表文章较多的还有陈望道、夏丐尊、叶圣陶、郑振铎、老舍、巴金、风子（唐弢）、陈子展、臧克家、田间、张天翼、靳以、柯灵、李辉英、郑伯奇等。瞿秋白在上海时,也曾借用鲁迅的笔名,在《自由谈》上发表了十余篇杂文。一些在政界有影响的文人如柳亚子、章太炎、吴稚晖、林语堂，也先后在《自由谈》上发表过短文。
《自由谈》在培养青年作家方面也是作出了成绩的。叶紫、何谷天（周文）、草明等在《自由谈》上发表过速写和小说，蒲风、廖沫沙、胡风、曹聚仁、周扬等也写过文章。周扬后来在《自由谈》继续用"企"、"企影"、"左企"等笔名介绍外国文学。白戈（任白戈）、辛人、张香山、王任叔、梅雨、林林、立波等在《自由谈》上用短论形式对文艺问题作了较多阐述。一批文学新人如芦焚、欧阳山、姚雪垠、刘白羽、周而复、林娜（司马文森）、黑丁、荒煤等，都在这里发表过作品。
说明：补充资料仅用于学习参考，请勿用于其它任何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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