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general resident nurse
护理住院总值班
1.
The practice and experience of general resident nurse consultation system
实施护理住院总值班会诊的做法与体会
2) ward resident nurse
住院总护师
1.
Objective To examine the effect of setting up the post of ward resident nurse to reduce the work stress of head nurses and night-shift nurses and improve the quality of nursing care.
目的探讨设置住院总护师岗位的方法及效果,以降低护士长及夜班护士工作压力,提高护理质量。
3) nurse duty
护理值班
1.
Application on in supervisor nurse duty institution in medicine department sick room;
二线护理值班制度在内科病房中的实施
4) residential care institution
住院护理机构
5) chief nurse
住院护士
1.
The function of "chief nurse" in nursing management;
“住院护士”在护理管理中的作用
6) inpatient care
住院陪护
1.
Study on burden of cancer of inpatient care;
恶性肿瘤病人住院陪护负担的分析
补充资料：竺法护译师（约西元3、4世纪间）
【竺法护译师（约西元3、4世纪间）】
竺法护译师梵名达磨罗察（察，一作刹），是世居敦煌的月支侨民，原来以支为姓，八岁依竺高座出家，以后从师姓竺。他博学强记，刻苦践行，深感当时（曹魏末）佛教徒只重视寺庙图像，而忽略了西域大乘经典的传译，因此决心宏法，随师西游。他通晓西域各国三十六种语言文字，搜集到大量经典原本，回到长安。从晋武帝泰始二年到怀帝永嘉二年（二六六～三〇八年），译出了一百五十余部经论。武帝末年（二七四年顷），他曾一度隐居山中，随后在长安青门外立寺修行，声名远扬，各地僧俗从学的达千余人。他又去各地宏化，并随处译经。晚年，行踪不详。据说以七十八岁的高龄去世。法护因原居敦煌，化洽各处，时人又称他为敦煌菩萨。后来孙绰作“道贤论”，盛赞法护“德居物宗”，并将他和竹林七贤中的出巨源相比。
竺法护翻译的经典，据梁僧祐“出三藏记集”的记录，有一百五十九部、三百零九卷，当时存在的写本是九十五部。其后各家目录续有增加，唐代“开元录”刊定法护译本存在的凡九十一部、二百零八卷（现经重新对勘，实系法护翻译的只七十四部、一百七十七卷），其中有很多重要经典。
另有十种法护译本已认为散失了的，现经判明仍然存在，但误题为别人所译。这十种是：“无量清净平等觉经”二卷、“般若三昧经”一卷（上两种旧题支娄迦谶译）、“舍利弗悔过经”一卷、“温室浴洗众僧经”一卷、“迦叶结经”一卷、“（木奈）女耆域因缘经”一卷、“大六向拜经”一卷（上五种旧题为安世高译）、“舍利弗摩诃目犍连游四衢经”一卷（旧题康孟祥译）、“梵网六十二见经”一卷、“贝多树下思惟十二因缘经”一卷（上两种旧题支谦译）。
法护的译本有“般若”经类，有“华严”经类，有“宝积”经类，有“大集”经类，有“涅槃”“法华”经类，有大乘经集类，有大乘律类，有本生经类，又有西方撰述类等，种类繁多，几乎具备了当时西域流行的要籍，这就为大乘佛教在中国的弘传打开了广阔的局面。道安说：“夫诸方等无生诸三昧经类多此公（法护）所出，真众生之冥梯。”（见“渐备经叙”）。僧祐也说：“经法所以广流中华者，护之力也。”（见“出三藏记集·法护传”）。至于法护的译风，忠实于原本而不厌详尽，一改从前译家随意删略的偏向，所以他的译本形式上是“言准天竺，事不加饰”，而给人以“辞质胜文”的印象。用作对照异译的资料，对理解经义的帮助很大。道安称赞他译的“光赞般若”说是“事事周密”；称赞“放光”说是“互相补益”、“所悟实多”（见“合放光光赞随略解序”）。又评论他译的“渐备经”说是“说事委悉”；“兴显经”说是“辞叙美瞻”；更出“首楞严”说是“委于先者”（均见“渐备经叙”），这些译本对义理的研求都有相互启发的作用（支敏度曾用法护译本“维摩经”、“首楞严经”分别对照旧译，编成“合本”，便利于学者的兼通）。另外，法护译出“正法华经”，为“法华”最初的全译本，经印度沙门竺力和龟玆居士帛元信一再校订，又由法护向一些学徒“口校诂训，讲出深义”，并还在檀施大会中日夜讲说（见“正法华经后记”）。他这样热心弘扬“法华”，对于其后鸠摩罗什新译本的流通，创造了条件。法护其他译本有影响于后世的，大都如此。
在法护的译经工作中，有许多助手为他执笔、详校。其中著名的是聂承远和他的儿子道真，法护的弟子竺法乘、竺法首、张玄伯、孙休达、陈士伦、孙百虎、虞世雅等。聂承远父子对法护译事帮助最大，他们承旨笔受而外，并还常常参正文句。像法护所译“超日明三昧经”，原稿文句繁重，聂承远即曾加以整理删改。又法护译缺本中有“删维摩诘经”，似乎也是承远所删的。承远的儿子道真通达梵语，并擅长文学。他参加法护的译事，积累了经验，在法护死后更独自翻译了一些小部经典。他又将法护的译籍编成目录，即后世所称“聂道真录”（有时也称“竺法护录”）。据长房录转印的资料看，此录记载法护的存缺译本至少有五十三部，都有年月可稽。最早的年代是泰始五年（译“方等泥洹经”），其时或者是道真参加译事之始。
法护的弟子很多，但行事可考者无几。最著名的要算竺法乘。他少年就依法护为沙弥，富于悟解。太康年间，他笔受“修行道地经”、“阿惟越致遮经”等，后来在敦煌立寺延学，忘身为道，对那一方的教化起了很大作用。此外，他的同学竺法行、竺法存，都以隐居山林、讲究实践而知名于当世。还有竺法首，于元康年间笔受“圣法印经”。
（吕澄著）（根据网上资料编辑）
竺法护译师梵名达磨罗察（察，一作刹），是世居敦煌的月支侨民，原来以支为姓，八岁依竺高座出家，以后从师姓竺。他博学强记，刻苦践行，深感当时（曹魏末）佛教徒只重视寺庙图像，而忽略了西域大乘经典的传译，因此决心宏法，随师西游。他通晓西域各国三十六种语言文字，搜集到大量经典原本，回到长安。从晋武帝泰始二年到怀帝永嘉二年（二六六～三〇八年），译出了一百五十余部经论。武帝末年（二七四年顷），他曾一度隐居山中，随后在长安青门外立寺修行，声名远扬，各地僧俗从学的达千余人。他又去各地宏化，并随处译经。晚年，行踪不详。据说以七十八岁的高龄去世。法护因原居敦煌，化洽各处，时人又称他为敦煌菩萨。后来孙绰作“道贤论”，盛赞法护“德居物宗”，并将他和竹林七贤中的出巨源相比。
竺法护翻译的经典，据梁僧祐“出三藏记集”的记录，有一百五十九部、三百零九卷，当时存在的写本是九十五部。其后各家目录续有增加，唐代“开元录”刊定法护译本存在的凡九十一部、二百零八卷（现经重新对勘，实系法护翻译的只七十四部、一百七十七卷），其中有很多重要经典。
另有十种法护译本已认为散失了的，现经判明仍然存在，但误题为别人所译。这十种是：“无量清净平等觉经”二卷、“般若三昧经”一卷（上两种旧题支娄迦谶译）、“舍利弗悔过经”一卷、“温室浴洗众僧经”一卷、“迦叶结经”一卷、“（木奈）女耆域因缘经”一卷、“大六向拜经”一卷（上五种旧题为安世高译）、“舍利弗摩诃目犍连游四衢经”一卷（旧题康孟祥译）、“梵网六十二见经”一卷、“贝多树下思惟十二因缘经”一卷（上两种旧题支谦译）。
法护的译本有“般若”经类，有“华严”经类，有“宝积”经类，有“大集”经类，有“涅槃”“法华”经类，有大乘经集类，有大乘律类，有本生经类，又有西方撰述类等，种类繁多，几乎具备了当时西域流行的要籍，这就为大乘佛教在中国的弘传打开了广阔的局面。道安说：“夫诸方等无生诸三昧经类多此公（法护）所出，真众生之冥梯。”（见“渐备经叙”）。僧祐也说：“经法所以广流中华者，护之力也。”（见“出三藏记集·法护传”）。至于法护的译风，忠实于原本而不厌详尽，一改从前译家随意删略的偏向，所以他的译本形式上是“言准天竺，事不加饰”，而给人以“辞质胜文”的印象。用作对照异译的资料，对理解经义的帮助很大。道安称赞他译的“光赞般若”说是“事事周密”；称赞“放光”说是“互相补益”、“所悟实多”（见“合放光光赞随略解序”）。又评论他译的“渐备经”说是“说事委悉”；“兴显经”说是“辞叙美瞻”；更出“首楞严”说是“委于先者”（均见“渐备经叙”），这些译本对义理的研求都有相互启发的作用（支敏度曾用法护译本“维摩经”、“首楞严经”分别对照旧译，编成“合本”，便利于学者的兼通）。另外，法护译出“正法华经”，为“法华”最初的全译本，经印度沙门竺力和龟玆居士帛元信一再校订，又由法护向一些学徒“口校诂训，讲出深义”，并还在檀施大会中日夜讲说（见“正法华经后记”）。他这样热心弘扬“法华”，对于其后鸠摩罗什新译本的流通，创造了条件。法护其他译本有影响于后世的，大都如此。
在法护的译经工作中，有许多助手为他执笔、详校。其中著名的是聂承远和他的儿子道真，法护的弟子竺法乘、竺法首、张玄伯、孙休达、陈士伦、孙百虎、虞世雅等。聂承远父子对法护译事帮助最大，他们承旨笔受而外，并还常常参正文句。像法护所译“超日明三昧经”，原稿文句繁重，聂承远即曾加以整理删改。又法护译缺本中有“删维摩诘经”，似乎也是承远所删的。承远的儿子道真通达梵语，并擅长文学。他参加法护的译事，积累了经验，在法护死后更独自翻译了一些小部经典。他又将法护的译籍编成目录，即后世所称“聂道真录”（有时也称“竺法护录”）。据长房录转印的资料看，此录记载法护的存缺译本至少有五十三部，都有年月可稽。最早的年代是泰始五年（译“方等泥洹经”），其时或者是道真参加译事之始。
法护的弟子很多，但行事可考者无几。最著名的要算竺法乘。他少年就依法护为沙弥，富于悟解。太康年间，他笔受“修行道地经”、“阿惟越致遮经”等，后来在敦煌立寺延学，忘身为道，对那一方的教化起了很大作用。此外，他的同学竺法行、竺法存，都以隐居山林、讲究实践而知名于当世。还有竺法首，于元康年间笔受“圣法印经”。
（吕澄著）（根据网上资料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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