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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Institutional-based Trust
制度型信任
2)  Governmental Institutional Trust
政府型制度信任
1.
Governmental Institutional Trust——A Sampling Survey on Social Trust in Tianjin and Urumqi Cities;
政府型制度信任——对天津和乌鲁木齐两市社会信任状况的抽样调查
3)  institution-based trust
制度信任
1.
We suggest that institution-based trust,which includes third-party institution-based trust and bilateral institutionalized trust as well as their underlying dimensions:structural assurances,facilitating conditions and situational normality, is the key factors of B2B e-commerce trust building and business success.
本文认为 ,制度信任 ,包括第三方制度信任和双方的制度信任以及结构保证、促进条件与情境规范三个维度 ,是在线买卖双方建立信任和促成交易的重要因
2.
The aim of the research is to build up an online trust conception model toanalyze relations of conceptions, such as institution-based trust, trust beliefs and trustintentions.
本文试图通过对C2C电子商务平台的交易管理机制、制度信任、信任信念和信任意图的等概念结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探讨影响C2C电子商务环境下消费者信任形成的制度因素、影响机理与影响程度,进而为C2C电子商务平台在线信任构建的管理决策提供建议和理论指导。
3.
On the basis of dynamic trust theory,the paper proposes a staggered theoretic model which describes dynamic collaboration trust in supply chain from the view of collaboration relationship,which studies the dynamic dissimilar effect of institution-based trust on collaboration trust and cooperation intention in differential stage.
以信任动态理论为理论基础,从供应链协作关系层面出发,研究提出了描述动态供应链协作信任的阶段理论模型,研究了不同阶段制度信任与供应链协作信任、合作意图之间动态差异性的作用关系。
4)  Internal Institution-Based Social Trust
"内在制度型"社会信任
5)  External Institution-Based Social Trust
"外在制度型"社会信任
6)  trust model
信任度模型
补充资料:《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签订的有关和平解放西藏事宜的基本原则和办法的协议书。1951年5月23日于北京正式签字。
  
  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藏族是中国境内具有悠久历史的兄弟民族之一。同其他民族一样,对祖国的缔造和发展尽了自己的责任。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西藏成了英、俄、法、日等国的角逐场所。1888年、1904年,英国军队两次入侵西藏。多年来,西藏地方统治集团中的亲帝国主义分子,在帝国主义者唆使下,极力破坏西藏和祖国的关系,以"独立"、"完全自治"为名,阴谋将西藏从中国分割出去,变为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和附庸,并破坏西藏藏族内部的团结,严重地危害了西藏和祖国的关系,使西藏人民遭受深重灾难。西藏人民和西藏地方宗教上层人士以及贵族中的爱国分子对帝国主义势力进行了长期的斗争,并得到了汉族和其他兄弟民族人民的同情和支持。到了中国人民民主革命时期,这种反抗斗争逐步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全国各民族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斗争汇合起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宣布废除民族压迫制度,实行各民族平等联合政策,确定了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并通知西藏地方政府派代表来北京谈判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办法,同时采取了解放昌都、促进和谈的行动。帝国主义者及西藏统治集团中的亲帝国主义分子竭力反抗,妄图武装反抗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但遭到西藏广大反帝爱国力量的反对。斗争的结果是,亲帝的摄政大札于1951年春下台,十四世达赖喇嘛亲政,并随即派出以阿沛·阿旺晋美等5人为全权代表,到北京谈判,顺利地达成了协议。在这个协议上签字的中央人民政府全权代表为首席代表李维汉,代表张经武、张国华、孙志远;西藏地方政府全权代表为首席代表阿沛·阿旺晋美,代表凯墨·索安旺堆、土丹旦达、土登列门、桑颇·登增顿珠。
  
  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共17条,最主要的是:①驱逐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出西藏,实现西藏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祖国大家庭的统一,西藏地方政府积极协助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巩固国防,西藏地方军队逐步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②在中央人民政府统一领导下,实行民族区域自治。③中央人民政府统一处理西藏地区的一切涉外事宜。④西藏的各项改革必须实行。西藏地方政府应自动进行改革;人民提出改革要求时,得采取与西藏领导人员协商的方法解决。⑤实现西藏民族内部的团结统一,主要的是达赖和班禅两方面之间的团结。⑥实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尊重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⑦依据西藏的实际情况,逐步发展西藏的农牧工商业和文化教育。
  
  30多年来的实践证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协议的签订,为西藏藏族的发展繁荣奠定了基础,完全符合西藏人民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和愿望。在这些基本原则指导下,西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西藏的政治、经济、文化科学等事业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它是西藏藏族历史发展的一个划时代的转折点,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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