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已年过七旬，但退休后的张森水仍然信奉自己“忙忙碌碌做事情”的宗旨，继续从事东南地区旧石器考古研究。本报记者郭延冰摄

跑遍中国，提出中国旧石器文化有南北两个系统

　　-人物

　　张森水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1931年生于浙江，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班。毕业后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工作，长期从事旧石器考古学研究。出版有《步迹录———张森水旧石器考古论文集》、《中国旧石器文化》、《中国猿人石器研究》(与裴文中合著)等。

　　学旧石器好可以满世界跑

　　我学考古的志向，中学的时候就有了。我在浙江台州念的中学，一次饭后散步的闲谈中，我们的历史老师对我说中国遍地是文物，研究这种学问的叫考古学，你若学习，定会有成果。

　　我一听很高兴。因为我就是数学、物理差一点，历史、地理还可以。这次谈话以后，我就在这些方面下了工夫。考大学的时候，台州没有考场，我们要到温州去考，我不好意思告诉别人我准备学考古。发榜的时候，我如愿进了北大。

　　我们班有20个人，后来有两个人因故退学了，开玩笑说是“十八罗汉”———其实，18个人里面还有三个女同学。当时，北大自己的老师很少，只有宿白先生、阎文儒先生等人，后来又去了苏秉琦先生，一大半老师都是从校外聘请的。旧石器是裴文中先生教的，中国旧石器是贾兰坡先生教的，商周考古是郭宝钧先生教的，古文字是唐兰先生教的……郑振铎、向达、郭沫若等人都给我们上过课。在上大学期间，对我影响最大的是裴文中先生，他给我们讲各地的博物馆和旧石器考古，从国内讲到巴黎，从巴黎讲到德国，一会儿又讲到瑞士、伦敦。我当时就想，学旧石器挺好，可以满世界跑。

　　实习的时候，我们去了半坡遗址，那里的负责人石兴邦先生对我不错，他希望我留在他身边做研究。他还对我说，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不会要我的，因为那里的人全都是搞自然科学的，没有人是搞社会科学出身。

　　然而事情很巧，当时学苏联，旧石器被归入社会科学。裴文中先生当时是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人类研究室负责人，他想通过考古学的知识去搞原始社会。

　　一听到我报名要到这里来，很快就收了。我1956年到这里以后就没有挪窝，一直干到了现在。

　　首次独立工作全靠羊倌帮忙

　　我们所所长杨钟健先生认为学考古的人不懂地质、生物，他要求我们必须补课。所以，我毕业以后，还回到北大和地质学院上过课。裴文中先生则强调边干边学，他放手让我们去干，但要求非常严格。1956年年底，我跟着裴文中先生去广西野外考察，分配给我的工作是记野外工作日志，因为考古的方法与自然科学的方法还有一段距离，所以，对于我们来说是一次难得的学习机会。

　　1958年秋，裴先生让我去内蒙古独立工作，找旧石器时代的遗址和标本。我去了20多天，什么都没有找到，心里非常着急。就想，自己第一次出来难道就这样两手空空地回去？在跟一个羊倌聊天的时候，我把从新石器遗址找到的几块石器给他看，他告诉我，这里没有，过河有的是。我第二天就过去了，结果在内蒙古托克托县等地发现了31个旧石器时代遗址，也采集了一些哺乳动物和新石器时代遗物。

　　现在看来，我们当时的保护意识不强，当时没有吁请当地政府保护。1991年我再去的时候，黄河大桥的两边正好修在两处重要的遗址上，这两处已经被完全破坏了。

　　标本带回来以后，裴先生很高兴，他说这是新东西，让我整理以后写成论文，还帮我找了参考资料，我外语很差，他就把英文、法文文献的有关段落都讲给我听。论文我都不记得改了多少遍，最后一次，他才说了一句“放在这里”。这时，我才如释重负，这句话也成了他给我的最高奖赏。后来，他把这篇文章推荐给《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杂志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