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坡诗话》原书二卷，今本一卷，三十二条。旧题苏轼撰。但据《郡斋读书志》小说类称“轼杂书有及诗者，好事者因集成二卷”。可知实非苏轼自撰，但成书较早，至迟在南宋集成。因非苏轼自撰，故来附载于全集。除《郡斋读书志》著录外，《通志·艺文略》著录于诗评类。《诗话总龟》和《苕溪渔隐丛话》曾摘引其文。今所存仅有《说郛》本。日人近藤元粹即据以辑入《萤雪轩丛书》。元人陈秀明有《东坡诗话录》，清人辑入《学海类编》，则为别本。
与欧阳修的《六一诗话》相类似，《东坡诗话》也是以随笔漫谈的方法说诗。书中对一些诗篇作者真伪的考辨、诗意的阐绎，以及对一些传抄讹错的诗句的订正，大多能发前人所未发，颇为精当，有助于我们正确、深入地理解作品。但此书更精彩、更有美学价值的部分，是苏轼从品评诗歌中提出的诗歌理论观点。例如：关于诗歌创作的目的和社会功用，诗歌创作与欣赏同生活实践经验的关系，即反映了苏轼早期关心政治现实、积极入世的人生态度。可以看出，他早期的文艺思想主要继承和发挥了杜甫、白居易、韩愈、欧阳修以及其父亲苏询的诗文理论。而他对超然淡泊、高风绝尘的诗歌意境和风格的推崇，却反映了他晚年人生态度和艺术风格的衍变，表现出佛老超然物外的思想和追求萧散恬淡的生活趣味。很明显，他后期的诗歌类学观更倾向于司空图的主张。
苏轼诗论的这两种不同倾向，都可以在《东坡诗话》中见出。此书还接触到了意境、神气、格韵、思致、至味、味外之味、豪放奇险与温丽靖深、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等审美范畴。苏轼明确提出：“诗须要有为而作”，要“有补于世”，并推崇杜甫诗“诗外别有事立”。这些都强调了诗的思想性、现实内容和社会作用。他还多次提出：“非亲到其处”，不知杜甫云安县诗之工；“非古之耦耕植杖者”道不出隐渊明的“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非至吴越”，见不到他去游飞英寺诗中所描写的景色。可见，他十分强调生活实践是写诗和读诗的基础。他还提出“境与意会”，“最有妙处”。
实际上揭示了诗的意境由“境”与“意”构成，它是诗的“神气”；“意”与“境”要在诗中水乳交融，妙合无垠，而以“意”为主。他喜爱杜甫的“黄四娘”诗，因为诗中可见到诗人“清狂野逸之态”。这体现了他主张诗要抒写出诗人的情意和个性。他认为诗画相通，但又认识到诗中之画毕竟不同于绘画，因此很赏识参寥子关于杜甫诗“可画、但恐画不就”的看法。他特别推崇陶渊明和柳宗元那些“枯淡”的诗，反映了他晚年的心境，有脱离现实的消极思想情绪。但他对于“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的艺术风格的论述，却揭示出“绚烂”和“平淡”这两种风格既对立又统一，即相反又相成，包含着艺术的辩证法。这些都是很有价值的美学见解。
《东坡诗话补遗》一卷，是日本近藤元粹所辑。他在前言中说：“余已就《说郛》中，取《东坡诗话》，以置于此卷首。坡翁之大才，而不过仅仅三十余条，未足以绝人意。乃就《东坡志抄》中，钞出其系于诗者，命曰《东坡诗话补遗》，附载于此，不复无益于后学也。”可见，此书是从《东坡志抄》中辑录的。《东坡志林》，宋时又称为《东坡手泽》，为后人辑录东坡遗墨成书，内容有杂说和史记。历代记载其传本卷数不一，常见为五卷本，也有称一卷本和十二卷本者。今存明万历赵开美刊五卷本，《学津诗原》十二卷本等。
《东坡诗话补遗》六十六条。苏轼提出诗人要有“写物之功”，即强调要准确地捕捉事物最典型的形象特征，传写出事物独特的风姿、精神和气韵。写红梅决不同于写桃李，写白莲也不能与写红莲混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