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二十七年(1901)八月，清廷鉴于内忧外患日益严重，下令废科举兴学堂，把兴学育才作为当务之急。1902年，在籍翰林丁仁长、吴道镕，举人汪兆铨等绅士，筹建一所“中学为体西学为用”、面向广府各县招生的新式学堂。办学经费以广府学宫明伦堂管辖的惠济义仓每年捐拨白银9600两为主，辅以各县明伦堂或册金局等绅民社团的集捐，采用捐款与学额挂钩的办法，共筹得开办费19297两。1902年，在广府学宫孝弟祠(今广州市第十三中学)创办了中学规制的教忠学堂，翰墨池(今莲塘)南边的明伦堂也可随时借作讲堂。与康有为创办的、至今仍受到高度评价的万木草堂旧址--仰高祠相距很近。(万木草堂1893年冬由卫边街迁此，1898年停办，约在今文德路华师大接待站一带。)光绪二十八年二月，“教忠”在贡院(今省博物馆)招考，一时官绅毕集，总督陶模、巡抚德寿、学政(后改称提学使)文治等“会同招考”以表重视，由学政亲定甲乙以示公正。第一期考取54名，“皆一时之选”，朱执信(大符)榜上有名。七月开学，连同其他学额约有百余名学生。由丁仁长为监督(相当于校长)，经督、抚等向朝廷奏请立案。这是广东较早兴办的学堂之一。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广东兴学热潮日趋高涨，但欠缺师资，经学政同意改办初级师范，称教忠师范学堂。以孝弟祠为校务处，在翰圃的空地上建讲堂和宿舍。分四种学额：一是通额，由惠济义仓每年捐款项下招考60名，免收学费，全省士子均可投考。二是公额，各县明伦堂、册金局等每捐银100两可占该县学额两名，免收学费，多者类推。三是义额，凡士绅捐银500两以上者，永给学额一名，免费入学。四是附额，因额满未录取，每年缴费24两可作“附学”生。当时风气初开，各县多未设学堂，都乐于捐助。

课程有经学、史学、外语、算学、理化、体操等科目。教学仪器向日本购买，图书则靠捐赠与购买。丁仁长能“事必躬亲，诱掖后进，视学生如弟子，规模宏远”，甚获好评。1901～1904年是科举考试与学堂并存时期，许多“教忠”学生参加了科举考试，考取秀才的为数不少，其中梁鸣皋、梁鸣治兄弟同时考中举人。这无疑是新旧交替时期的怪现象，在“教忠”尤为突出，但从另一个侧面也反映出“教忠”学生旧学根底深厚，文笔优长。宣统年间，学部规定“毕业考试复试法”，各府、县学堂毕业生要由省的学使复试；因“教忠”直辖于提学使，毕业考试时，派员监考，可免复试。例如，1909年，教忠师范生毕业考试，被梁启超誉为晚清“诗界革命之巨子”的丘逢甲，当时就以广东学务公所议绅的身分“会同考试”。据仁长记载，从1902～1911年，共有五期毕业生，共2000人，其中师范生1200人，中小学生各400人。那时“教忠”的师范毕业生，各县学堂争相延聘。

辛亥(1911)革命后，丁仁长自动离职，由汪兆铨继任。学堂改称学校，曾一度被改称“广东公立师范学校”，后经汪兆铨等上书省民政厅长并转呈教育部，认为一向是“民捐民办”，属私立性质，最后同意复称教忠师范学校。但“教忠”两字并没有因帝制的推翻而更改，学堂的创办者的确希望培养出来的学生能“忠君卫道”，但“忠”的含义较广泛，如《孟子·滕文公》“教人以善者谓之忠”，《说文解字》“忠，敬也”，所以“教忠”沿用了50年。

民国建立的头10年，时局不稳，“校款样舍，屡感飘摇”(金曾澄语)，学校没有什么发展。据官方的史料记载，1913年，在校生只有134名，教师9名；1921年6月，在校生是185名，教师20名，毕业生则有341名。1923年改办初级中学，1928年8月，增办高中师范科。1931年分为高初中男子部和女子部及附属小学，继续办高中师范科。1932年12月，教育部颁《师范学校法》，规定私人或团体不得办师范学校，“教忠”在次年改为“私立教忠中学”的可能性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