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the period of Japanese puppet army's occupation
日伪统治时期
5) Japan colonial period
日占时期
1.
Initial research to the working skill to roof truss of steelconstruction in Taiwan during Japan colonial period——taking the case of the roof truss of Taiwangovernor mansion (Taipei hotel) for example;
台湾日占时期钢构屋架构造工法初探——以台湾总督官邸(今台北宾馆)屋顶为例
补充资料:日伪统治区奴化教育
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期间(1931~1945),在其占领区所实施的奴役中国人民的、法西斯的殖民地教育。东北沦陷区的教育,通称为"伪满教育",华北、华东等沦陷区的教育,通称为"汪伪教育"。伪满奴化教育的实施,大体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 (1931~1937), 主要是建立以奴化教育为核心的殖民地教育体系。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军对各级学校,特别是大、中学校进行了疯狂破坏和血腥镇压,封闭了东北大学等许多所学校,并逮捕和屠杀了大批爱国师生。同时伪满按照所谓"王道立国" 的精神,颁布一系列 "通令"、"院令"。规定"重仁义、讲礼让,发扬王道主义,对于人民生活方面,力谋其独立安全,交谊方面,崇尚自重节义,而对于世界民族,以亲仁善邻共存共荣,以达于大同"作为教育方针,宣布各校课程暂用《四书》、《孝经》讲授,并提出"日满一体","共存共荣",把"建国宣言","诏书","敕语"、"仁德天皇"、"靖国神社"、"乃木大将"等内容塞进"国定"教科书,向学生灌输崇拜日本天皇、服从傀儡皇帝的意识,以及畏天、信神、自卑、 服从的思想意识。此外, 还按照日本特务机关批准的《统制学生思想方案》的要求,对学生的日常生活、课外活动进行严厉地管束与监督。与这些奴化训练并行的是"思想整肃",即逮捕和屠杀爱国师生。查禁和销毁排日教材。日本侵略军规定每年2~3月、10~11月为"犯罪节",强迫进行"大检举"、"大揭发",以武力强化其法西斯统治。
随着日本侵略军统治的加强,殖民地学校体系逐步建立。1933年开始整顿初等教育, 着眼城市, 重视边陲。1934年恢复 113所中学,并把这些普通中学"职业化",分成农、工、商、家政等科,变成培养技工的职业学校。在高等教育方面, 取代原来高等学校的是各种"养成所"、"训练所",它们是培植直接为日本侵略军服务的汉奸、特务、警察及各种爪牙的场所。1934年后,恢复和举办少数高等学校。最先恢复的是奉天医学专门学校、哈尔滨医学专门学校。接着开办吉林高等师范学校、奉天高等农业学校、日语专修学校以及建国大学等。 这些学校旨在培养殖民地的统治者。 其特点是:①日语化;②职业化;③"日满共学化"。此外,还有为日本人而开办的中、小学校,这类学校大部由"满铁"统管,分三种类型:开拓团的日人学校;"关东州"的日人学校;东北各城镇、乡村的日人学校。到1936年,日本小学就达131所,小学生达56000余人。1937年伪满公布《新学制》,标志着奴化教育制度的确立。
第二阶段(1937~1945),日本侵略军继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又发动太平洋战争,幻想鲸吞中国、霸占亚洲。随着侵略范围的扩大、占领时间的延长,它对东北占领区又推行一种以怀柔为主的统治政策,以实现其"以战养战"的方针。对伪满教育提出的任务是加强奴化教育的实施。
1937年5月2日,伪满公布《新学制》,建立了系统的奴化教育体系。在《学制要纲》中明确规定了教育方针和学校体系。教育方针是"遵照建国精神及访日宣诏之趣旨,以咸使体会日满一德一心不可分之关系及民族协和之精神,阐明东方道德,尤致意于忠孝之大义,涵养旺盛之国民精神,陶冶德性,并置重于国民生活安定上所必需之实学,授与知识技能,更图保护增进身体之健康,养成忠良之国民为教育之方针"。这个方针要求学生必须崇拜天皇和伪满皇帝,赞颂"日满亲善"、"万邦协和";为"大东亚圣战"效劳。规定的学校体系共分初等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三个阶段和师道教育、实业教育两个部门。初等教育仍为四二制,但加添了1~3年单级制的国民学舍和国民义塾。 中等教育降为四年制,缩短 2年,并分别设国民高等学校、女子国民高等学校。前者分农、工、商、水产、商船五科,后者分家事、裁缝等科,以加强实业训练。普通中学变为实业学校。高等教育则由四年制改为三年制,其程度仅相当于原中学水平。整个学程13年,比"七·七"事变前缩短3年,比当时日本国内的学制少5年,反映了殖民地学制学程短、 程度低的特点。 课程设置也作了相应的变动。在《各级学校规程》中规定小学把原来的国民道德、历史、地理、自然等课,"行以有机的统合",变为综合性的"国民科",这是蓄意宣传东北非中国领土、满族非中华民族、日本和满洲是父子的从属关系等消除国家观念,抹煞民族意识的国民道德课。以日语讲授占总学时的一半。中学和大学把原来的经学、修身课合并,改为宣传 "日满不可分"的 "皇道"的国民道德课。把日语定为"国语",国语改为"满语",日语讲授的时数在各科中为最多者,企图体现伪满文化的发展要以"大和民族"文化为主的精神。实业课则取消系统知识、基本理论的讲授,代之以实际操作和训练,以便培养普通技工,为其经济掠夺服务。
1941年后,为适应扩大侵略战争的需要,伪满教育又进行一些改动。主要是大、中学校普遍实行"日满共学制", 各级学校减少全年授业日数, 增设"终日实习"、"终日训练"、"勤劳奉仕"等课,强迫学生进行大量体力劳动。将"国民道德"课改为"建国精神"课,集中宣扬"唯神之道"、 "八纮一宇", 强迫学生拥护"大东亚圣战"。1944年, 日伪对大学宣布"决战体制",实行强化军事教育,推行彻底的勤劳奉仕制度,加强防卫机能,减少课程时数,缩短毕业年限。最后则强令教育界开展"捐纳兵器"等活动,把侵略战争的负担转嫁到学校师生身上。
"汪伪教育"指以大汉奸汪精卫为首的伪国民政府教育(1940~1945)。它是日本侵略军为配合其军事、政治的进攻以及在经济上的掠夺,在中国内地各沦陷区所实行的奴化教育。它的主要内容和实施状况大致与伪满教育相同。只是决定教育方针和各项重大措施的是日本的兴亚院及其在中国的联络部的文化局。它们不但可以直接指挥伪中央教育部、伪华北教育总署和伪蒙疆教育处,同时还通过各地特务机关直接干涉省、县教育行政,甚至各级学校。汪伪也是用反动的"建国精神"教育学生,具体内容是"日汪提携"、"东亚联盟"、"和平、反共、 建国"等。 手法经常变换,曾盗用孙中山"和平、 奋斗、 救中国"的口号为汪精卫的" 和平、 反共、建国"的卖国言论作掩饰。日本侵略军提出"新民族观"、"新国家观",以"黄种人的共同意识"制造"超国家集团",妄想把法西斯意识灌输到中国人民特别是青年学生中去,以便在思想上毒害奴役他们,为日本侵略军服务。
日伪统治区的奴化教育,在思想上、理论上都没有超出其他帝国主义的殖民主义教育思想和制度的范围。它是日本侵略军标榜"东亚共存共荣",强化其法西斯统治的重要手段,是为其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服务的。
参考书目
陈元晖著:《中国现代教育史》,人民教育出版社,北京,1979。
姜念东等合著:《伪满洲国史》,吉林出版社,长春,1980。
李新等主编:《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第三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61。
第一阶段 (1931~1937), 主要是建立以奴化教育为核心的殖民地教育体系。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军对各级学校,特别是大、中学校进行了疯狂破坏和血腥镇压,封闭了东北大学等许多所学校,并逮捕和屠杀了大批爱国师生。同时伪满按照所谓"王道立国" 的精神,颁布一系列 "通令"、"院令"。规定"重仁义、讲礼让,发扬王道主义,对于人民生活方面,力谋其独立安全,交谊方面,崇尚自重节义,而对于世界民族,以亲仁善邻共存共荣,以达于大同"作为教育方针,宣布各校课程暂用《四书》、《孝经》讲授,并提出"日满一体","共存共荣",把"建国宣言","诏书","敕语"、"仁德天皇"、"靖国神社"、"乃木大将"等内容塞进"国定"教科书,向学生灌输崇拜日本天皇、服从傀儡皇帝的意识,以及畏天、信神、自卑、 服从的思想意识。此外, 还按照日本特务机关批准的《统制学生思想方案》的要求,对学生的日常生活、课外活动进行严厉地管束与监督。与这些奴化训练并行的是"思想整肃",即逮捕和屠杀爱国师生。查禁和销毁排日教材。日本侵略军规定每年2~3月、10~11月为"犯罪节",强迫进行"大检举"、"大揭发",以武力强化其法西斯统治。
随着日本侵略军统治的加强,殖民地学校体系逐步建立。1933年开始整顿初等教育, 着眼城市, 重视边陲。1934年恢复 113所中学,并把这些普通中学"职业化",分成农、工、商、家政等科,变成培养技工的职业学校。在高等教育方面, 取代原来高等学校的是各种"养成所"、"训练所",它们是培植直接为日本侵略军服务的汉奸、特务、警察及各种爪牙的场所。1934年后,恢复和举办少数高等学校。最先恢复的是奉天医学专门学校、哈尔滨医学专门学校。接着开办吉林高等师范学校、奉天高等农业学校、日语专修学校以及建国大学等。 这些学校旨在培养殖民地的统治者。 其特点是:①日语化;②职业化;③"日满共学化"。此外,还有为日本人而开办的中、小学校,这类学校大部由"满铁"统管,分三种类型:开拓团的日人学校;"关东州"的日人学校;东北各城镇、乡村的日人学校。到1936年,日本小学就达131所,小学生达56000余人。1937年伪满公布《新学制》,标志着奴化教育制度的确立。
第二阶段(1937~1945),日本侵略军继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又发动太平洋战争,幻想鲸吞中国、霸占亚洲。随着侵略范围的扩大、占领时间的延长,它对东北占领区又推行一种以怀柔为主的统治政策,以实现其"以战养战"的方针。对伪满教育提出的任务是加强奴化教育的实施。
1937年5月2日,伪满公布《新学制》,建立了系统的奴化教育体系。在《学制要纲》中明确规定了教育方针和学校体系。教育方针是"遵照建国精神及访日宣诏之趣旨,以咸使体会日满一德一心不可分之关系及民族协和之精神,阐明东方道德,尤致意于忠孝之大义,涵养旺盛之国民精神,陶冶德性,并置重于国民生活安定上所必需之实学,授与知识技能,更图保护增进身体之健康,养成忠良之国民为教育之方针"。这个方针要求学生必须崇拜天皇和伪满皇帝,赞颂"日满亲善"、"万邦协和";为"大东亚圣战"效劳。规定的学校体系共分初等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三个阶段和师道教育、实业教育两个部门。初等教育仍为四二制,但加添了1~3年单级制的国民学舍和国民义塾。 中等教育降为四年制,缩短 2年,并分别设国民高等学校、女子国民高等学校。前者分农、工、商、水产、商船五科,后者分家事、裁缝等科,以加强实业训练。普通中学变为实业学校。高等教育则由四年制改为三年制,其程度仅相当于原中学水平。整个学程13年,比"七·七"事变前缩短3年,比当时日本国内的学制少5年,反映了殖民地学制学程短、 程度低的特点。 课程设置也作了相应的变动。在《各级学校规程》中规定小学把原来的国民道德、历史、地理、自然等课,"行以有机的统合",变为综合性的"国民科",这是蓄意宣传东北非中国领土、满族非中华民族、日本和满洲是父子的从属关系等消除国家观念,抹煞民族意识的国民道德课。以日语讲授占总学时的一半。中学和大学把原来的经学、修身课合并,改为宣传 "日满不可分"的 "皇道"的国民道德课。把日语定为"国语",国语改为"满语",日语讲授的时数在各科中为最多者,企图体现伪满文化的发展要以"大和民族"文化为主的精神。实业课则取消系统知识、基本理论的讲授,代之以实际操作和训练,以便培养普通技工,为其经济掠夺服务。
1941年后,为适应扩大侵略战争的需要,伪满教育又进行一些改动。主要是大、中学校普遍实行"日满共学制", 各级学校减少全年授业日数, 增设"终日实习"、"终日训练"、"勤劳奉仕"等课,强迫学生进行大量体力劳动。将"国民道德"课改为"建国精神"课,集中宣扬"唯神之道"、 "八纮一宇", 强迫学生拥护"大东亚圣战"。1944年, 日伪对大学宣布"决战体制",实行强化军事教育,推行彻底的勤劳奉仕制度,加强防卫机能,减少课程时数,缩短毕业年限。最后则强令教育界开展"捐纳兵器"等活动,把侵略战争的负担转嫁到学校师生身上。
"汪伪教育"指以大汉奸汪精卫为首的伪国民政府教育(1940~1945)。它是日本侵略军为配合其军事、政治的进攻以及在经济上的掠夺,在中国内地各沦陷区所实行的奴化教育。它的主要内容和实施状况大致与伪满教育相同。只是决定教育方针和各项重大措施的是日本的兴亚院及其在中国的联络部的文化局。它们不但可以直接指挥伪中央教育部、伪华北教育总署和伪蒙疆教育处,同时还通过各地特务机关直接干涉省、县教育行政,甚至各级学校。汪伪也是用反动的"建国精神"教育学生,具体内容是"日汪提携"、"东亚联盟"、"和平、反共、 建国"等。 手法经常变换,曾盗用孙中山"和平、 奋斗、 救中国"的口号为汪精卫的" 和平、 反共、建国"的卖国言论作掩饰。日本侵略军提出"新民族观"、"新国家观",以"黄种人的共同意识"制造"超国家集团",妄想把法西斯意识灌输到中国人民特别是青年学生中去,以便在思想上毒害奴役他们,为日本侵略军服务。
日伪统治区的奴化教育,在思想上、理论上都没有超出其他帝国主义的殖民主义教育思想和制度的范围。它是日本侵略军标榜"东亚共存共荣",强化其法西斯统治的重要手段,是为其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服务的。
参考书目
陈元晖著:《中国现代教育史》,人民教育出版社,北京,1979。
姜念东等合著:《伪满洲国史》,吉林出版社,长春,1980。
李新等主编:《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第三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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