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城文学,主要指桐城派文学,是一种地缘文化现象,是指以安徽桐城为中心形成的文学资源的统称。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为分水岭,可以划分为古代桐城文学和现当代桐城文学两部分。古代桐城文学,明清时期最为鼎盛;现当代桐城文学,尤其以伴随着改革开放安徽经济的崛起,而再现出的中国桐城赋派作家群创造的辞赋,最突出。桐城文学,明清时期最为鼎盛,以桐城散文派为代表。桐城派有其产生的历史契机,其衰亡亦如此。桐城文派,大致可划分三个历史阶段:
(1)桐城文派初创时期:时间为清康熙、乾隆年间,代表人物有戴名世、方苞、刘大櫆。明代中叶以后,桐城学术兴起,“能振笔为古文者,代有传人”。明末清初,方以智、钱澄之等人致力于古文振兴,开桐城派先河。戴名世是桐城派孕育过程的继往开来者,提出了“言有物”、“修辞立其诚”的见解,实为桐城派义法理论的先驱。1644年清王朝入关,为巩固地位,尊崇儒家理学,以软硬两手迫使知识分子就范。方苞领导的古文流派应运而生。方苞,“学行继程朱之后,文章在韩欧之间”(王兆符《方望溪先生文集序》)。以后,他在《读史记八书》、《书史记十表后》中提出了“义法”主张。及至从《南山集》案中解脱后,“义法”说得到了进一步明确和完备,1733方苞编成《古文约选》,为“义法”说提供了示范,自此“义法”受到重视。方苞授徒数十年,成为推动桐城古文运动的中心人物,主要有县人叶酉、张莘农,宁化雷铉,吴江沈彤,天津王又朴,仁和沈庭芳,大兴王兆符,歙县程鉴等。刘大櫆,主要在乾隆时期。继承方苞“义法”说的基础上,提出了“神气”说。其弟子以桐城姚鼐、王灼,歙县吴定、程晋芳,常州钱鲁斯等最为著名。其徒有阳湖陆补孙、陆邵人、董估成、董思诚、张琦,武进董士锡、谢士元、汤春帆,无锡秦小岘,山阴王绍文,钱塘戴熙等数十人,自成“阳湖派”---实为桐城派初创期的别支 。
(2)桐城文派兴盛时期:时间为乾隆年间至1840年鸦片战争之前,代表人物是姚鼐。姚鼐是桐城派集大成人物。在《刘海峰先生八十寿序》中提出出了桐城派的旗号,阐述了方苞、刘大櫆以及姚鼐之间理论继承关系,揭示桐城古文形成。主讲钟山、梅花、紫阳、敬敷书院四十余年,传授古文法,培养写作人才。为文提倡“考据、义理、辞章”兼备,编《古文辞类纂》。世人称为古文读本最精赅之书。桐城派至姚鼐,形成所谓“家家桐城”。姚氏门下以上元梅宗亮、管同和桐城方东树、姚莹影响较大,世称“姚门四杰”。其次桐城刘开、新城陈用光、娄县姚椿、宝山毛岳生等亦在高足之列。南北诸省,皆有桐城派传人,形成了一个声势颇大的古文流派。
(3)桐城文派末流时期:时间为1840年鸦片战争后至1919年“五四”运动时期。刘声木《桐城文学渊源考》补遗载桐城派作奉1200余人(内女士2人,日本人2人),其中多数为桐城派末流作家。文章与世变相同。曾氏自称私淑姚鼐,世称:“湘乡派”,实为桐城派的变体。曾国藩弟子以武昌张裕钊、桐城吴汝纶、遵义黎庶昌、无锡薛福名重,有“曾门四大弟子”之称。张、吴立教燕、冀,弟子多达数百人。侯官严复、林纾、陈衍、吴宗祺等,时称“侯官派”,实为桐城派末期支流。 继曾国藩“四大弟子”之后,马其昶声誉最高,有桐城派“殿军”之称。末流作家拘泥桐城“义法”,抱残守缺格律,悖于“五四”新文化,消沉衰亡是历史必然。但多数桐城派作家爱国主义立场、民族气节、爱国主义思想,在政治和创作中有反映。方东树《病榻罪言》、梅宗亮《与陆立夫书》、王拯《王刚节公家传跋尾》、鲁一同《关忠节公家传》等文章,在当时有积极意义。
桐城派散文作品浩繁。桐城派非桐城籍作家的散文创作同样是浩如烟海、汗牛充栋,文章风格在大体上继承了庄重典雅,各具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