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汉书》"简而且周，疏而不漏"

《后汉书》与《史记》、《汉书》、《三国志》并称"前四史"，是纪传体史书的代表作之一。全书包括帝后纪10卷，列传80卷，记载了王莽末年到汉献帝逊位其间200余年的史事。

《后汉书》的作者范晔（398-445年），字蔚宗，南朝宋顺阳（今河南淅川）人。他是世家大族的庶子，少年时代即表现出过人的才华，但也深深体味了世态炎凉。在刘宋政权中，他虽担任过很多官职，但一直受到权贵们的打击排挤。他一生愤世嫉俗，具有突出的异端性格。他曾写作《和香方序》，影射攻击当朝权贵，因此受到权贵嫉恨。48岁时，他牵连进刘义康谋反案，被朝廷处死。他还著有《汉书缵》、《百官阶次》等书，班已不存。

范晔著《后汉书》，着力探讨东汉社会问题，贯彻了"正一代得失"（《后汉书》附《狱中与诸甥侄书》）的宗旨。书中的《王充王符仲长统传》，载王符《潜夫论》5篇，仲长统《昌言》3篇，都是探讨东汉为政得失的名作。他又于传末写了一篇长约600字的总论，对王符等人的言论作出评判，由他们的得失之议，引向更高层次的历史变化之论。范晔论史往往能抓住历史矛盾进行具体分析。一般论史的人大都对光武帝建国后不任用功臣表示不满，范晔则在中兴二十八将论中指出这正是刘秀的深谋远虑。他说光武帝对功臣崇以爵禄，而将吏事委之吏职，既避免了像西汉初年那样的分裂动乱、诛杀功臣之弊，又为一般士人广开入仕之途，满足了封建国家对人才的需要，是"至公均被"之举。此论深合秦汉政治实际，颇具史家识见。其它如《宦官列传》的序、论，言东汉"衅起宦夫"的原因和"阉尹倾国"的过程，《党锢列传》序，言两汉风俗之变，都合情入理，切中时弊。

《后汉书》对统治阶级的丑恶行为及封建政治的黑暗有所揭露和批判。在《逸民传》中，他借汉阴老农之口，指责汉桓帝"劳人自纵，逸游无度"。在《张纲传》中借张纲之口言"豺狼当路，安问狐狸"，一语勾勒出当时政治的黑暗。书中还往往将统治阶级的暴虐与农民的受苦受难联系起来记述，对农民阶级的痛苦遭遇表示出一定程度的同情。

范晔非常重视节义。他对东汉士子在同外戚、宦官腐朽势力斗争中表现出来的视死如归的高尚情操作了大力颂扬，也对全节守志，不入流俗的高士表示赞赏。他通过陈蕃的事迹说明："桓灵之世，若陈蕃之徒，咸能树立风声，抗论惛俗，而驱驰险阨之中，与刑人腐夫同朝争衡，终取灭亡之祸者，彼非不能絜情志，违埃雾也。愍夫世士以离俗为高，而人伦莫相恤也。以遁世为非义，故屡退而不去；以仁心为己任，虽道远而弥厉。……功虽不终，然其信义足以携持民心。汉世乱而不亡，百余年间，数公之力也。"（《后汉书·陈蕃传论》）对于那些隐者，则写他们"志意修则骄富贵，道义重则轻王公"。（《后汉书·逸民传序》）李固、陈蕃等党人与逸民相比，或以入世为义，或以遁世为义，他们节义的内容是不相同的。但是在死亡的威胁和诱惑下，屹然无所动摇，始终表现出对邪恶与权势倔强高亢的风范，在节义的精神上，他们却是一致的。范晔热情讴歌他们抗节不屈的精神，对于当时只知保全禄位的世族来说，是个不小的讽刺。对于中华民族高尚民族精神与民族气节的形成，也有一定促进作用。

范晔有无神论思想。他反对当时盛行的佛教，曾想著《无鬼论》来反驳佛教转世说。临死之前，他还向政敌宣称：

"天下决无佛鬼。"在《后汉书·西域传论》中，他批评佛教教义"好大不经，奇谲无已"，指出智者不应相信精灵起灭，因报相寻的说教。对于天人感应，图谶符命等神学迷信，他也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批判。当时流行着光武时的中兴28将就是天上的28星宿的说法。范晔指出：这个说法是没有根据的，28将只是能顺时立功的志能之士而已。他慨叹东汉帝王迷信图谶，把学术引上了歧途："桓谭以不善谶流亡，郑兴以逊词谨免，贾逵附会文致，最差贵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