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Studies on Zhu Song Ci of the Song Dynasties
宋代祝颂词研究
2) The Study of Qixici in Song Dynasty
宋代七夕词研究
3) The Study of the West Lake Ci in Song Dynasty
宋代西湖词研究
4) The Research on Auxiliary Words in Song Dynasty
宋代助词研究
5) The Research into the Fisherman Ci of Song Dynasty
宋代渔父词研究
6) Research about Song Ci Presented to the Prostitute
宋代赠妓词研究
补充资料:宋代词
宋代是长短句歌词繁荣兴盛的时代。文学史上,词以宋称,体现了宋词作为一代文学的重要地位。唐圭璋所辑《全宋词》及孔凡礼《全宋词补辑》,录存作品(不包括残篇、附篇)20000余首,有名姓可考作者1430余人。现有材料虽不尽齐全,但两宋词业之盛,于此可见大概。
长短句的滋生与演进 长短句歌词在唐代兴起之时,尚未能与一代声诗相抗衡,入宋以后,却以崭新的面目出现于诗坛、乐坛,迅速发展成为一代之胜。这不仅是由于宋代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所造成的,而且也是文学自身发展演化的结果。
宋代"至贫至弱",在与西北、东北少数民族的冲突中,一直处于劣势地位。而这一特殊的社会经济、政治背景及思想文化背景,却有利于长短句歌词这一特殊诗体的滋生与发展。
宋朝立国之初,统治者比较注意调整内部关系,缓和阶级矛盾,在北宋时期160余年中,基本上保持着相对稳定的局面。宋王朝推行厚待官吏的政策,让百官"多积金、市田宅以遗子孙,歌儿舞女以终天年"(《宋史·石守信传》)。加上社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民间财富被搜刮集中于都城及其他几个大城市,为统治者寄情声色、歌舞作乐,提供了优厚的物质条件。因此,北宋崇宁期间,都城汴京(今开封)成为社会文化娱乐的中心,出现了"新声巧笑于柳陌花衢,按管调弦于茶坊酒肆"的繁华景象(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序)。"靖康之变",北宋政权覆亡,表面上的承平局面被冲破了。但是,随着偏安局面的形成,统治集团以保境息民为务,仍然纵情声色。一时间,南宋都城临安(今杭州)便成为地主官僚的"销金锅儿"。每逢佳节,临安城内,翠帘锁幕,绛烛笼纱,脆管清吭,新乐交奏,颇有东都遗风(周密《武林旧事》)。
长短句歌词源于民间,在其草创时期是以大众艺术的身分出现的。但是,当它由民间过渡到文人手中,进入以言闺情与赏歌舞为主的时代,便成为封建统治阶级的专利品。同时,由于合乐应歌,长短句歌词受到燕乐的制约与熏陶,也形成了特殊的艺术个性,具有特殊的艺术功能。所谓"词之为体,要眇宜修。能言诗之所不能言,而不能尽言诗之所能言。诗之境阔,词之言长"(王国维《人间词话》)。这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宋人"析酲解愠"(晏幾道《小山词》自序)、"娱宾而遣兴"(陈世修《阳春集》序)的需要,为宋代艺术家"言诗之所不能言",表达"动于中而不能抑"(陈子龙语,沈雄《古今词话·词品》卷上转引)的欢愉愁怨之情,提供了方便。因此,在宋代这一特定的社会环境中,长短句歌词便发展成为有宋一代的代表文学之一。
宋词发展三阶段 词在北宋时期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晏殊、张先、晏幾道、欧阳修等人承袭"花间"余绪,为由唐入宋的过渡;第二个阶段,柳永、苏轼在形式与内容上所进行的新的开拓以及秦观、赵令畤、贺铸等人的艺术创造,促进宋词出现多种风格竞相发展的繁荣局面;第三个阶段,周邦彦在艺术创作上的集大成,体现了宋词的深化与成熟。这三个阶段在时间上并非截然分开,而是互相交错在一起的;就其发展演变的实际情况看,继承与创新也不是相互脱节的。
晏殊与欧阳修生当承平之世,二人喜爱南唐冯延巳词,而又无有冯延巳的经历与感慨,其所作词,或"风流蕴藉"、"温润秀洁"而多带"富贵气",或"疏雋"、"深婉"而兼有"鄙亵之语",与西蜀"花间"并有许多共通之处。晏殊的《珠玉词》以及欧阳修的《近体乐府》和《醉翁琴趣外篇》,在思想内容上,未曾突破传统题材,在艺术形式上,也未见新的创造。在北宋词发展的第一个阶段中,晏殊、欧阳修的创作,主要在于继承;张先、晏幾道的创作,则已稍露宋人特色。张先、晏幾道二人,在承袭"余绪"的同时,已出现"革新"的苗头。张先歌词创作,宛转典丽,思想内容虽未曾突破"花间"范围,但他创制了若干慢词,在艺术形式上,为词体的变革作了准备。晏幾道的创作,在艺术形式上,虽仍为"花间"式的令词小曲,但其"寓以诗人句法,清壮顿挫,能动摇人心"(黄庭坚《小山集序》),在思想内容上为宋词的革新开了先例,不可视之为"追逼花间"(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二十一)而已。宋词发展至张先、晏幾道,真正完成了由唐入宋的过渡。
然而,在这一过渡阶段中,宋词的变革已经开始。其中,第一位变革者就是柳永。柳永比晏殊大4岁,比欧阳修大12岁,三人同属于北宋前期的歌词作家。但是,柳永的影响却不限于北宋前期,而波及于整个北宋词坛。柳永所走的道路与晏、欧完全不同。晏、欧是政界、文坛的显要人物,柳永却是个"失意无聊,流连坊曲"的落拓文人。但正因如此,柳永有机会深入社会下层,他的创作广泛地接触了社会人生,除了男女恋情,还反映了都市生活的某些侧面,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一部分城市下层人民的生活和思想情感。而且,他还善于吸取民间歌词的养分,采摘民间曲调入词,大量创作慢词,有效地扩大了词的体制。因此,柳永的创作获得了广泛的社会基础,对宋词的发展起了奠基的作用。
北宋中后期,苏轼登上词坛,为北宋词的发展打开了新的局面。苏轼把词当作"诗之裔"(《祭张子野文》),在柳永开拓疆界、扩大体制的基础上,进一步加以"变革"。《东坡乐府》中出现了〔沁园春〕"孤馆灯青"、〔江城子〕"老夫聊发少年狂"、〔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以及〔念奴娇〕"大江东去"等一类篇章,为北宋词坛增添异彩。词至苏轼,"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刘熙载《艺概》卷四),已成一种独立的抒情诗体;在欧、晏时,词的创作已不仅仅为了应歌,为妓女立言,而且可以直接用以言情、述志。苏轼的出现,促进了北宋词朝着多极方向发展。一方面,柳永的影响极为深远,北宋慢词创作,自苏轼、秦观继起之后,更加兴盛;另一方面,苏轼同时及稍后,若干追随者学其作词,虽各有所得,却不拘一格,各自朝着不同的方向发展。柳、苏的"变革"及其相互竞争的结果,使得北宋词坛出现了多种风格竞相发展的繁荣局面。发展变革阶段中的北宋词,并非所谓"婉约""豪放"两种风格、两种流派所能概括。在这一阶段中,除了柳永、苏轼的"变革",秦观、赵令畤、贺铸等人的艺术创造,也为北宋词的发展起了一定的推进作用。秦观出于苏轼门下,他"自辟蹊径,卓然名家"(况周颐《蕙风词话》卷二)。他的词"俊逸精妙"(王灼《碧鸡漫志》卷二),与苏轼并不相近。赵令畤为苏轼门客,学苏轼作词,亦未得其真髓。但是,秦观所作〔调笑令〕10首(并诗),歌咏历史上许多美女的故事,赵令畤的商调〔蝶恋花〕12首,将张生、崔莺莺的故事谱入歌词,构成了大曲的雏形,不仅为后世戏剧之滥觞,而且也为多种风格的北宋词增加了品种。此外,贺铸的歌词,"高绝一世,盛丽如游金、张之堂,而妖冶如揽嫱、施之袂,幽洁如屈、宋,悲壮如苏、李"(张耒《贺方回乐府序》),这同样也为发展中的北宋词增添了姿态。
北宋后期,周邦彦兼采众家之所长,进行了一系列集大成的工作,促进词体的成熟。在歌词创作的思想内容上,周邦彦"以旁搜远绍之才,寄情长短句"(刘肃《片玉集》序),增强了词的"体质";在艺术表现手法上,周邦彦"多用唐人语括入律"(《直斋书录解题》卷二十一),并注重词调的整理与规范化,为词的创作提供了典型。
南宋词体的蜕变 南渡后,歌词创作出现了新的情况。一方面,江左偏安,出现了经济、文化的"繁荣"局面,社会上唱词之风仍然盛行,为歌词创作提供了有利的社会环境;另一方面,社会历史的大变革,由北宋而南宋,政治上的动荡必然波及词坛与歌坛,对词体的发展演变产生一定的影响。南宋时期的歌词作家,在各自不同的创作道路上,以各自不同的态度与方法进行创作,为宋词的继续发展及蜕变,发挥了各自不同的作用。
南渡作家李清照与向子,由北而南,他们的创作是歌词由北宋向南宋发展的过渡。
李清照亲身经历了由北而南的社会变革,她的生活遭遇、思想情感发生了巨大变化,歌词的内容、情调,乃至色彩、音响,都随之发生了变化,由明丽清新变为低徊惆怅、深哀入骨,但是,词的"本色"未变,她的创作为南渡作家如何以旧形式表现新内容,树立了榜样。向子于"靖康之变"前,过着闲适的和平生活,所作词多为"花间""尊前"的娱乐品,是地地道道的酒边词;"靖康之变"后,他被卷入急剧变化的社会生活旋涡当中,其所作词,内容、风格都与前不同。向子将"江南新词"排列于前,而退江北所作于后,称之为"江北旧词",这是有其用心的。向子的创作,同样为大变革中的歌词创作提示了门径。
南渡以后歌词作家,诸如陆游、辛弃疾、陈亮、刘过、刘克庄、刘辰翁以及姜夔、史达祖、吴文英、张炎等人,在李清照、向子的基础上,继承、发扬了前代作家的艺术创作经验,为词体继续发展起了推进的作用,同时,在"工"与"变"的过程中,他们的创作也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词体的蜕变。
辛弃疾生当衰世,"负管、乐之才,不能尽展其用",他将自己无处发泄的“一腔忠愤”及其"抑郁无聊之气"寄之于词。不但在词中抒写抗金、恢复的大题材、大感慨,而且在词中歌咏自然风光,赞颂农家生活,多方面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风貌。在艺术创造上,辛弃疾经过多种探讨与尝试,形成了自己的特色。辛弃疾的创作体现了南宋词的最高成就。但是,辛弃疾的某些作品,表现形式上"大声鞺鞳,小声铿"(刘克庄《辛稼轩集序》,似十分狂放;某些作品着力太重处也不免剑拔弩张,这对于词体的蜕变也产生了一定的作用。
与辛弃疾同时代的作家陆游、陈亮、刘过,或者与稼轩“人才相若,词亦相似”(刘熙载《艺概·词曲概》);或者效法稼轩,"词多壮语"(黄昇《花庵词选·中兴以来绝妙词选》卷五);或者激昂感慨,有过于稼轩(刘克庄《后村大全集》卷一百八十《诗话》续集)。可以说是辛弃疾的"同调"或"附庸"。南宋后期及宋元间歌词作家刘克庄与刘辰翁,是辛弃疾的崇拜者,在南宋词坛上,称得上辛词后劲。陈亮、刘过以及刘克庄、刘辰翁等人的创作,是对辛词的补充,同时,对于辛词的缺点也有所发展。
南渡以后作家,陆游、辛弃疾等人的成就主要在于以歌词形式反映时代生活,体现时代精神;姜夔、吴文英等人的成就则在于他们对于词的艺术表现所作的探讨与尝试。
姜夔登上词坛,正面临着词体的蜕变问题。姜夔依据自己关于"合"与"异"的理论(《白石道人诗集自叙二》),以江西诗派诗法入词,别裁风格,于清真、稼轩之外,自创一体。同时,因其长于音律,精通乐理,词与音乐相结合已臻极诣,所谓"音节文采,并冠绝一时"(《四库全书总目》)。其艺术追求也获得了较高的成就。
史达祖的词奇秀清逸,风格颇与姜夔为近。论者或以姜、史并称,或将史作为姜之羽翼。在艺术创造上,史词"妥帖轻圆","辞情俱到","有瓌奇、警迈、清新、闲婉之长,而无荡、汙淫之失"(张镃《梅溪词序》)。但因其缺乏深刻的思想内容,而且"用笔多涉尖巧,非大方家数"(周济《介存斋论词杂著》),其成就仍逊于姜夔。
姜夔之后,南宋词坛的另一巨擘当推吴文英。吴文英曾提出论词四标准:"音律欲其协,不协则成长短之诗;下字欲其雅,不雅则近乎缠令之体;用字不可太露,露则直突而无深长之味;发意不可太高,高则狂怪而失柔婉之意。"(沈义父《乐府指迷》引)所谓协与不协,雅与不雅,直突与深长,狂怪与柔婉,相对立论,说明吴文英的主张是针对词坛现状而提出来的。吴文英"以雋上之才,举博丽之典,审音拈韵,习谙古谐",其词"沈邃缜密,脉络井井,缒幽扶潜,开径自行"(朱祖谋《梦窗词集补》跋)。应该说与这一主张相关。但是,吴文英过分强调内容上的"雅",过分追求形式上的"协"与不露,其词"用事下语太晦处,人不可晓"(沈义父《乐府指迷》)。这对于南宋词的衰微却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宋元之间,号称"乐笑翁"的张炎,是一位兼擅乐律的词学家。张炎既"大段瓣香白石,亦未尝不转益多师"(《艺概·词曲概》),对于词坛先辈的各种长处,多所采摘,又"能以翻笔、侧笔取胜"(《词林纪事》卷十六引),"研究声律,尤得神解"(《四库全书总目》)。他的词"清远蕴藉,悽怆缠绵"(《艺概·词曲概》),自成一家。但是,在"声音之道久废"的情况下,张炎"独振戛乎丧乱之余"(殷重《山中白云》序),终究无法挽救宋词的厄运。至此,宋词的时代已经结束。
南宋歌词作家,无论是陆游、辛弃疾,或者是姜夔、张炎,他们虽在各自不同的道路上,对于词的艺术世界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与开拓,但他们都未能圆满地解决词学上的新问题。词至南宋,一方面"渐于字句间凝炼求工"(冯煦《蒿庵词话》),朝着雅化、文人化的方向发展;另一方面继续合乐应歌,曼衍旁流,与民间抒情"小调"(主要是"嘌唱""唱赚"与诸宫调)相融合,蜕变为曲。这就是长短句歌词发展的总趋势。
词在两宋,曼衍繁昌,经历了发展、成熟以至蜕变的过程。宋以后,词体虽未亡,但已是尾声余韵。宋代文学中,词这一特殊诗体在反映现实、抒写情性方面尽管还有某些局限,不能"尽言诗之所能言",但因其具有特殊的艺术个性,"能言诗之所不能言",造就了宋代艺术家在这一特殊的艺术领地里,得以尽展其才,将宋词发展成为一代文学的代表。
宋词的选辑与词谱 对于宋词的辑录、编选以及品评、研究等工作,两宋时期就已经开始。
有关辑录工作,见诸载籍者,南宋时有长沙书坊刘氏刻本《百家词》(今佚)及张炎《词源》所说"旧有刻本《六十家词》"。《直斋书录解题》、《文献通考》及《宋史·艺文志》并载词目多种。明正统年间,吴讷所辑《唐宋名贤百家词集》,保存了唐宋金元许多词集的原貌。此刻现有钞本40册,藏天津图书馆。此后,宋词辑录工作以毛晋、王鹏运、吴昌绶、江标、朱祖谋成绩为最显著。毛晋《宋六十名家词》拟刻 12集120家,积成6集,中途而止,第7集仅刻1家,计北宋23家,南宋38家,合61家;王鹏运《四印斋所刻词》收北宋4家,南宋34家;江标《宋元名家词》收北宋3家,南宋7家;吴昌绶《景刊宋元本词》收北宋6家,南宋12家;朱祖谋《彊村丛书》收北宋27家,南宋85家。以上合称宋词五大丛刻。近人赵万里从各种载籍中搜辑逸佚,以补诸家丛刻之遗,编成《校辑宋金元人词》73卷,其中宋代词人52家(不包括陈克等已见于王、朱诸刻之四家)。近人唐圭璋综合诸家所刻,又钩隐抉微,编成《全宋词》,收词家1330余人,词19900余首,为目前最为完备的一部宋词总集。
宋词选本中,宋代有曾慥辑《乐府雅词》、黄昇辑《花庵词选》(前十卷为《唐宋诸贤绝妙词选》,后十卷为《中兴以来绝妙词选》)、赵闻礼辑《阳春白雪》、周密辑《绝妙好词》以及《乐府补题》(不著撰人)等数种。其中,《绝妙好词》所选词300余首,合作者132家,去取谨严,最为善本。明清选本有陈耀文辑《花草粹编》、杨慎编《词林万选》、朱彝尊编《词综》、沈辰垣编《历代诗余》、张惠言编《词选》、周济编《宋四家词选》、戈载编《宋七家词选》、朱祖谋编《宋词三百首》等数种。其中,《词综》选辑唐五代宋金元词500余家 2000余首,尊姜、张,宗南宋,为"浙派"张目;《词选》选录唐五代宋词114首,44家,主寄托、宗北宋,为"常派"提供范本。两部选本对清词的发展演变影响甚大。《宋词三百首》以浑成为主,不拘泥于浙、常二派,虽对吴文英有所偏爱,但不失为一部较为精到的选本。
有关词谱,宋代已有专书流行。宋徽宗时刘昺所编《宴乐新书》,引魏汉律作大晟乐,书中原有84调,并图谱(《宋史·乐志》)。今已失传。周密《齐东野语》卷十载:修内司所刊《乐府混成集》,"巨帙百余","古今歌词之谱,靡不备具"。此书亦已失传。现存谱书,最早的为明代张的《诗余图谱》。清万树所撰《词律》20卷,收 660调,计1180体。徐本立《词律拾遗》、杜文澜《词律补遗》以及徐棨《词律笺榷》分别进行订补,增添了一些"调"和"体"。陈廷敬、王奕清等奉敕编修《词谱》40卷(即《钦定词谱》),收826调,计2306体。《词律》、《词谱》是谱书中较具规模、较有影响的两部巨著。此外,清舒梦兰(字白香)所撰《白香词谱》(谢朝徵笺注)是一部甚为通行的普及本。有关词韵,宋代尚未有专门著作。朱敦儒编撰应制词韵16条,外列入声 4部,已不传,后世通行韵书是戈载的《词林正韵》,列平、上、去为14部,入声 5部,共19部。词乐及词的歌法失传之后,词谱、词韵专书便成为初学入门必读之书。
参考书目
夏承焘:《唐宋词论丛》,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上海,1956。
唐圭璋编:《全宋词》,中华书局,北京,1965。
长短句的滋生与演进 长短句歌词在唐代兴起之时,尚未能与一代声诗相抗衡,入宋以后,却以崭新的面目出现于诗坛、乐坛,迅速发展成为一代之胜。这不仅是由于宋代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所造成的,而且也是文学自身发展演化的结果。
宋代"至贫至弱",在与西北、东北少数民族的冲突中,一直处于劣势地位。而这一特殊的社会经济、政治背景及思想文化背景,却有利于长短句歌词这一特殊诗体的滋生与发展。
宋朝立国之初,统治者比较注意调整内部关系,缓和阶级矛盾,在北宋时期160余年中,基本上保持着相对稳定的局面。宋王朝推行厚待官吏的政策,让百官"多积金、市田宅以遗子孙,歌儿舞女以终天年"(《宋史·石守信传》)。加上社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民间财富被搜刮集中于都城及其他几个大城市,为统治者寄情声色、歌舞作乐,提供了优厚的物质条件。因此,北宋崇宁期间,都城汴京(今开封)成为社会文化娱乐的中心,出现了"新声巧笑于柳陌花衢,按管调弦于茶坊酒肆"的繁华景象(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序)。"靖康之变",北宋政权覆亡,表面上的承平局面被冲破了。但是,随着偏安局面的形成,统治集团以保境息民为务,仍然纵情声色。一时间,南宋都城临安(今杭州)便成为地主官僚的"销金锅儿"。每逢佳节,临安城内,翠帘锁幕,绛烛笼纱,脆管清吭,新乐交奏,颇有东都遗风(周密《武林旧事》)。
长短句歌词源于民间,在其草创时期是以大众艺术的身分出现的。但是,当它由民间过渡到文人手中,进入以言闺情与赏歌舞为主的时代,便成为封建统治阶级的专利品。同时,由于合乐应歌,长短句歌词受到燕乐的制约与熏陶,也形成了特殊的艺术个性,具有特殊的艺术功能。所谓"词之为体,要眇宜修。能言诗之所不能言,而不能尽言诗之所能言。诗之境阔,词之言长"(王国维《人间词话》)。这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宋人"析酲解愠"(晏幾道《小山词》自序)、"娱宾而遣兴"(陈世修《阳春集》序)的需要,为宋代艺术家"言诗之所不能言",表达"动于中而不能抑"(陈子龙语,沈雄《古今词话·词品》卷上转引)的欢愉愁怨之情,提供了方便。因此,在宋代这一特定的社会环境中,长短句歌词便发展成为有宋一代的代表文学之一。
宋词发展三阶段 词在北宋时期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晏殊、张先、晏幾道、欧阳修等人承袭"花间"余绪,为由唐入宋的过渡;第二个阶段,柳永、苏轼在形式与内容上所进行的新的开拓以及秦观、赵令畤、贺铸等人的艺术创造,促进宋词出现多种风格竞相发展的繁荣局面;第三个阶段,周邦彦在艺术创作上的集大成,体现了宋词的深化与成熟。这三个阶段在时间上并非截然分开,而是互相交错在一起的;就其发展演变的实际情况看,继承与创新也不是相互脱节的。
晏殊与欧阳修生当承平之世,二人喜爱南唐冯延巳词,而又无有冯延巳的经历与感慨,其所作词,或"风流蕴藉"、"温润秀洁"而多带"富贵气",或"疏雋"、"深婉"而兼有"鄙亵之语",与西蜀"花间"并有许多共通之处。晏殊的《珠玉词》以及欧阳修的《近体乐府》和《醉翁琴趣外篇》,在思想内容上,未曾突破传统题材,在艺术形式上,也未见新的创造。在北宋词发展的第一个阶段中,晏殊、欧阳修的创作,主要在于继承;张先、晏幾道的创作,则已稍露宋人特色。张先、晏幾道二人,在承袭"余绪"的同时,已出现"革新"的苗头。张先歌词创作,宛转典丽,思想内容虽未曾突破"花间"范围,但他创制了若干慢词,在艺术形式上,为词体的变革作了准备。晏幾道的创作,在艺术形式上,虽仍为"花间"式的令词小曲,但其"寓以诗人句法,清壮顿挫,能动摇人心"(黄庭坚《小山集序》),在思想内容上为宋词的革新开了先例,不可视之为"追逼花间"(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二十一)而已。宋词发展至张先、晏幾道,真正完成了由唐入宋的过渡。
然而,在这一过渡阶段中,宋词的变革已经开始。其中,第一位变革者就是柳永。柳永比晏殊大4岁,比欧阳修大12岁,三人同属于北宋前期的歌词作家。但是,柳永的影响却不限于北宋前期,而波及于整个北宋词坛。柳永所走的道路与晏、欧完全不同。晏、欧是政界、文坛的显要人物,柳永却是个"失意无聊,流连坊曲"的落拓文人。但正因如此,柳永有机会深入社会下层,他的创作广泛地接触了社会人生,除了男女恋情,还反映了都市生活的某些侧面,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一部分城市下层人民的生活和思想情感。而且,他还善于吸取民间歌词的养分,采摘民间曲调入词,大量创作慢词,有效地扩大了词的体制。因此,柳永的创作获得了广泛的社会基础,对宋词的发展起了奠基的作用。
北宋中后期,苏轼登上词坛,为北宋词的发展打开了新的局面。苏轼把词当作"诗之裔"(《祭张子野文》),在柳永开拓疆界、扩大体制的基础上,进一步加以"变革"。《东坡乐府》中出现了〔沁园春〕"孤馆灯青"、〔江城子〕"老夫聊发少年狂"、〔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以及〔念奴娇〕"大江东去"等一类篇章,为北宋词坛增添异彩。词至苏轼,"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刘熙载《艺概》卷四),已成一种独立的抒情诗体;在欧、晏时,词的创作已不仅仅为了应歌,为妓女立言,而且可以直接用以言情、述志。苏轼的出现,促进了北宋词朝着多极方向发展。一方面,柳永的影响极为深远,北宋慢词创作,自苏轼、秦观继起之后,更加兴盛;另一方面,苏轼同时及稍后,若干追随者学其作词,虽各有所得,却不拘一格,各自朝着不同的方向发展。柳、苏的"变革"及其相互竞争的结果,使得北宋词坛出现了多种风格竞相发展的繁荣局面。发展变革阶段中的北宋词,并非所谓"婉约""豪放"两种风格、两种流派所能概括。在这一阶段中,除了柳永、苏轼的"变革",秦观、赵令畤、贺铸等人的艺术创造,也为北宋词的发展起了一定的推进作用。秦观出于苏轼门下,他"自辟蹊径,卓然名家"(况周颐《蕙风词话》卷二)。他的词"俊逸精妙"(王灼《碧鸡漫志》卷二),与苏轼并不相近。赵令畤为苏轼门客,学苏轼作词,亦未得其真髓。但是,秦观所作〔调笑令〕10首(并诗),歌咏历史上许多美女的故事,赵令畤的商调〔蝶恋花〕12首,将张生、崔莺莺的故事谱入歌词,构成了大曲的雏形,不仅为后世戏剧之滥觞,而且也为多种风格的北宋词增加了品种。此外,贺铸的歌词,"高绝一世,盛丽如游金、张之堂,而妖冶如揽嫱、施之袂,幽洁如屈、宋,悲壮如苏、李"(张耒《贺方回乐府序》),这同样也为发展中的北宋词增添了姿态。
北宋后期,周邦彦兼采众家之所长,进行了一系列集大成的工作,促进词体的成熟。在歌词创作的思想内容上,周邦彦"以旁搜远绍之才,寄情长短句"(刘肃《片玉集》序),增强了词的"体质";在艺术表现手法上,周邦彦"多用唐人语括入律"(《直斋书录解题》卷二十一),并注重词调的整理与规范化,为词的创作提供了典型。
南宋词体的蜕变 南渡后,歌词创作出现了新的情况。一方面,江左偏安,出现了经济、文化的"繁荣"局面,社会上唱词之风仍然盛行,为歌词创作提供了有利的社会环境;另一方面,社会历史的大变革,由北宋而南宋,政治上的动荡必然波及词坛与歌坛,对词体的发展演变产生一定的影响。南宋时期的歌词作家,在各自不同的创作道路上,以各自不同的态度与方法进行创作,为宋词的继续发展及蜕变,发挥了各自不同的作用。
南渡作家李清照与向子,由北而南,他们的创作是歌词由北宋向南宋发展的过渡。
李清照亲身经历了由北而南的社会变革,她的生活遭遇、思想情感发生了巨大变化,歌词的内容、情调,乃至色彩、音响,都随之发生了变化,由明丽清新变为低徊惆怅、深哀入骨,但是,词的"本色"未变,她的创作为南渡作家如何以旧形式表现新内容,树立了榜样。向子于"靖康之变"前,过着闲适的和平生活,所作词多为"花间""尊前"的娱乐品,是地地道道的酒边词;"靖康之变"后,他被卷入急剧变化的社会生活旋涡当中,其所作词,内容、风格都与前不同。向子将"江南新词"排列于前,而退江北所作于后,称之为"江北旧词",这是有其用心的。向子的创作,同样为大变革中的歌词创作提示了门径。
南渡以后歌词作家,诸如陆游、辛弃疾、陈亮、刘过、刘克庄、刘辰翁以及姜夔、史达祖、吴文英、张炎等人,在李清照、向子的基础上,继承、发扬了前代作家的艺术创作经验,为词体继续发展起了推进的作用,同时,在"工"与"变"的过程中,他们的创作也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词体的蜕变。
辛弃疾生当衰世,"负管、乐之才,不能尽展其用",他将自己无处发泄的“一腔忠愤”及其"抑郁无聊之气"寄之于词。不但在词中抒写抗金、恢复的大题材、大感慨,而且在词中歌咏自然风光,赞颂农家生活,多方面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风貌。在艺术创造上,辛弃疾经过多种探讨与尝试,形成了自己的特色。辛弃疾的创作体现了南宋词的最高成就。但是,辛弃疾的某些作品,表现形式上"大声鞺鞳,小声铿"(刘克庄《辛稼轩集序》,似十分狂放;某些作品着力太重处也不免剑拔弩张,这对于词体的蜕变也产生了一定的作用。
与辛弃疾同时代的作家陆游、陈亮、刘过,或者与稼轩“人才相若,词亦相似”(刘熙载《艺概·词曲概》);或者效法稼轩,"词多壮语"(黄昇《花庵词选·中兴以来绝妙词选》卷五);或者激昂感慨,有过于稼轩(刘克庄《后村大全集》卷一百八十《诗话》续集)。可以说是辛弃疾的"同调"或"附庸"。南宋后期及宋元间歌词作家刘克庄与刘辰翁,是辛弃疾的崇拜者,在南宋词坛上,称得上辛词后劲。陈亮、刘过以及刘克庄、刘辰翁等人的创作,是对辛词的补充,同时,对于辛词的缺点也有所发展。
南渡以后作家,陆游、辛弃疾等人的成就主要在于以歌词形式反映时代生活,体现时代精神;姜夔、吴文英等人的成就则在于他们对于词的艺术表现所作的探讨与尝试。
姜夔登上词坛,正面临着词体的蜕变问题。姜夔依据自己关于"合"与"异"的理论(《白石道人诗集自叙二》),以江西诗派诗法入词,别裁风格,于清真、稼轩之外,自创一体。同时,因其长于音律,精通乐理,词与音乐相结合已臻极诣,所谓"音节文采,并冠绝一时"(《四库全书总目》)。其艺术追求也获得了较高的成就。
史达祖的词奇秀清逸,风格颇与姜夔为近。论者或以姜、史并称,或将史作为姜之羽翼。在艺术创造上,史词"妥帖轻圆","辞情俱到","有瓌奇、警迈、清新、闲婉之长,而无荡、汙淫之失"(张镃《梅溪词序》)。但因其缺乏深刻的思想内容,而且"用笔多涉尖巧,非大方家数"(周济《介存斋论词杂著》),其成就仍逊于姜夔。
姜夔之后,南宋词坛的另一巨擘当推吴文英。吴文英曾提出论词四标准:"音律欲其协,不协则成长短之诗;下字欲其雅,不雅则近乎缠令之体;用字不可太露,露则直突而无深长之味;发意不可太高,高则狂怪而失柔婉之意。"(沈义父《乐府指迷》引)所谓协与不协,雅与不雅,直突与深长,狂怪与柔婉,相对立论,说明吴文英的主张是针对词坛现状而提出来的。吴文英"以雋上之才,举博丽之典,审音拈韵,习谙古谐",其词"沈邃缜密,脉络井井,缒幽扶潜,开径自行"(朱祖谋《梦窗词集补》跋)。应该说与这一主张相关。但是,吴文英过分强调内容上的"雅",过分追求形式上的"协"与不露,其词"用事下语太晦处,人不可晓"(沈义父《乐府指迷》)。这对于南宋词的衰微却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宋元之间,号称"乐笑翁"的张炎,是一位兼擅乐律的词学家。张炎既"大段瓣香白石,亦未尝不转益多师"(《艺概·词曲概》),对于词坛先辈的各种长处,多所采摘,又"能以翻笔、侧笔取胜"(《词林纪事》卷十六引),"研究声律,尤得神解"(《四库全书总目》)。他的词"清远蕴藉,悽怆缠绵"(《艺概·词曲概》),自成一家。但是,在"声音之道久废"的情况下,张炎"独振戛乎丧乱之余"(殷重《山中白云》序),终究无法挽救宋词的厄运。至此,宋词的时代已经结束。
南宋歌词作家,无论是陆游、辛弃疾,或者是姜夔、张炎,他们虽在各自不同的道路上,对于词的艺术世界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与开拓,但他们都未能圆满地解决词学上的新问题。词至南宋,一方面"渐于字句间凝炼求工"(冯煦《蒿庵词话》),朝着雅化、文人化的方向发展;另一方面继续合乐应歌,曼衍旁流,与民间抒情"小调"(主要是"嘌唱""唱赚"与诸宫调)相融合,蜕变为曲。这就是长短句歌词发展的总趋势。
词在两宋,曼衍繁昌,经历了发展、成熟以至蜕变的过程。宋以后,词体虽未亡,但已是尾声余韵。宋代文学中,词这一特殊诗体在反映现实、抒写情性方面尽管还有某些局限,不能"尽言诗之所能言",但因其具有特殊的艺术个性,"能言诗之所不能言",造就了宋代艺术家在这一特殊的艺术领地里,得以尽展其才,将宋词发展成为一代文学的代表。
宋词的选辑与词谱 对于宋词的辑录、编选以及品评、研究等工作,两宋时期就已经开始。
有关辑录工作,见诸载籍者,南宋时有长沙书坊刘氏刻本《百家词》(今佚)及张炎《词源》所说"旧有刻本《六十家词》"。《直斋书录解题》、《文献通考》及《宋史·艺文志》并载词目多种。明正统年间,吴讷所辑《唐宋名贤百家词集》,保存了唐宋金元许多词集的原貌。此刻现有钞本40册,藏天津图书馆。此后,宋词辑录工作以毛晋、王鹏运、吴昌绶、江标、朱祖谋成绩为最显著。毛晋《宋六十名家词》拟刻 12集120家,积成6集,中途而止,第7集仅刻1家,计北宋23家,南宋38家,合61家;王鹏运《四印斋所刻词》收北宋4家,南宋34家;江标《宋元名家词》收北宋3家,南宋7家;吴昌绶《景刊宋元本词》收北宋6家,南宋12家;朱祖谋《彊村丛书》收北宋27家,南宋85家。以上合称宋词五大丛刻。近人赵万里从各种载籍中搜辑逸佚,以补诸家丛刻之遗,编成《校辑宋金元人词》73卷,其中宋代词人52家(不包括陈克等已见于王、朱诸刻之四家)。近人唐圭璋综合诸家所刻,又钩隐抉微,编成《全宋词》,收词家1330余人,词19900余首,为目前最为完备的一部宋词总集。
宋词选本中,宋代有曾慥辑《乐府雅词》、黄昇辑《花庵词选》(前十卷为《唐宋诸贤绝妙词选》,后十卷为《中兴以来绝妙词选》)、赵闻礼辑《阳春白雪》、周密辑《绝妙好词》以及《乐府补题》(不著撰人)等数种。其中,《绝妙好词》所选词300余首,合作者132家,去取谨严,最为善本。明清选本有陈耀文辑《花草粹编》、杨慎编《词林万选》、朱彝尊编《词综》、沈辰垣编《历代诗余》、张惠言编《词选》、周济编《宋四家词选》、戈载编《宋七家词选》、朱祖谋编《宋词三百首》等数种。其中,《词综》选辑唐五代宋金元词500余家 2000余首,尊姜、张,宗南宋,为"浙派"张目;《词选》选录唐五代宋词114首,44家,主寄托、宗北宋,为"常派"提供范本。两部选本对清词的发展演变影响甚大。《宋词三百首》以浑成为主,不拘泥于浙、常二派,虽对吴文英有所偏爱,但不失为一部较为精到的选本。
有关词谱,宋代已有专书流行。宋徽宗时刘昺所编《宴乐新书》,引魏汉律作大晟乐,书中原有84调,并图谱(《宋史·乐志》)。今已失传。周密《齐东野语》卷十载:修内司所刊《乐府混成集》,"巨帙百余","古今歌词之谱,靡不备具"。此书亦已失传。现存谱书,最早的为明代张的《诗余图谱》。清万树所撰《词律》20卷,收 660调,计1180体。徐本立《词律拾遗》、杜文澜《词律补遗》以及徐棨《词律笺榷》分别进行订补,增添了一些"调"和"体"。陈廷敬、王奕清等奉敕编修《词谱》40卷(即《钦定词谱》),收826调,计2306体。《词律》、《词谱》是谱书中较具规模、较有影响的两部巨著。此外,清舒梦兰(字白香)所撰《白香词谱》(谢朝徵笺注)是一部甚为通行的普及本。有关词韵,宋代尚未有专门著作。朱敦儒编撰应制词韵16条,外列入声 4部,已不传,后世通行韵书是戈载的《词林正韵》,列平、上、去为14部,入声 5部,共19部。词乐及词的歌法失传之后,词谱、词韵专书便成为初学入门必读之书。
参考书目
夏承焘:《唐宋词论丛》,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上海,1956。
唐圭璋编:《全宋词》,中华书局,北京,1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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