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断言凡有价值的文学必是白话文学；文言文学概无价值。所以他以为中国二千年间只有些“死文学”。
这本书把汉以后的中国文学史，定性为文言文学与白话文学彼此争斗、彼此消长的历史，表面上是以文言文学为正宗，实际上却是白话文学不断战胜文言文学。所以这部历史就是白话文学不断克服障碍，最终争得“正统”、“正宗”地位的历史。
颠覆文言文学的“正统”、“正宗”地位，重新确立中国文学史上的“正统”、“正宗”，就是本书的使命。胡适视此为“哥白尼式的革命”……
有关本书的评论可以分为两方面。褒之者以其为“很见功力，很有影响的一部”、“对白话文取代文言文而成为现代中国人重要的思想和交流工具起了决定性的作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一部具有相当声誉的文学理论著作，对现当代文学的发展产生了十分巨大的影响”，“起了划时代的作用”的大著，“意义不在自身论述的完美无瑕，而在于提供了示范的样板”，“开了中国比较文学的先河”，比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在比较文学领域“多了一份垦拓之功”，“不仅有一套理论准备，而且率先垂范，身体力行”，“起了开山作用”，“钩沉了近千年的中国白话文学传统，使五四白话文学运动与中国近千年的白话文传统续上了源头”，“首创白话文学运动”，“中国文学史上一大段最热闹、最富于创造性、最可以代表时代的文学史”，“传之于世的新经典”，“历史的眼光，科学的考证”，“领衔推动了文学史的主潮”，“中国现代学术史上重要的著作”，“一个文学叙事的典型”，学术话语更替之“权力交接的象征”，“自成一家之言，他确有一个‘主义’支撑局面”，“影响巨大的开山之作”……
贬之者则以为本书“先入为主的成见太深”，“有矫枉过正之嫌”，“这学问就已经不再是学问了”，“牵强附会成一套理论”，与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根本无法相比”，开了一个“十分恶劣的风气”，“刻意贬低乃至抹煞二千年的文人文学”，“留下了很多的遗憾”，“作为学术思想史上的一种‘范式’亦已过时”，“定义混乱，去取多由主观”，“其取舍却没有很分明的一条线”，“结果当然是文言和白话的界限更加模糊”，“恐怕除他本人以外，没有人会同意”，……
此书和《中国哲学史大纲》一样，只完成上卷，故胡适被黄侃调侃为“著作蓝”，写书总是“绝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