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Mei Zengliɑng
梅曾亮(1786～1856)
2) Mei Zengliang
梅曾亮
1.
A Review of Mei Zengliang s Theory of "Minyong"(People s Servant);
梅曾亮“民佣”思想述论
2.
Mei Zengliang and the Trend of "Song" Poem in Dao Guang and Xian Feng Periods of Qing Dynasty
梅曾亮与道咸年间的宋诗风
3.
On the Causes and the Significance of Mei Zengliang's Advocation of the "Return to Literati" Represented by Gui Youguang's Style of Writing
回归“文人”:道光时期桐城派的选择——梅曾亮推动崇尚归氏古文风气的原因和意义
3) Jinzhengxi
金正喜(1786～1856)
4) The Research of MeiZengLiang
梅曾亮研究
6) A Letter in Reply to Zen Gongliang
《答曾公亮书》
1.
Wang Anshi s A Letter in Reply to Zen Gongli was collected in many literary works of the Song Dynasty,but it should be A Letter in Reply to Zen Gongliang.
众多宋代文集中所收录的王安石《答曾公立书》,其实应该是《答曾公亮书》。
补充资料：梅曾亮(1786～1856)
近代散文家。字伯言。江苏上元（今南京）人。道光二年(1822)进士。授知县不就，援例为户部郎中。道光二十九年告归,主扬州书院讲席。咸丰三年(1853),太平军克南京,传说梅曾亮适在城中,曾受礼遇，尊为"三老五更"。后辗转至清江，馆于江南河道总督杨以增署，不久去世。章太炎有《书梅伯言事》考证此事,指出吴敏树为伯言诔辞,已"以名高"为嘲,以"卒于颠倒"为诟。
梅曾亮少喜骈文，与同邑管同交好，转攻古文。姚鼐主讲钟山书院，二人俱出其门。管同早卒，曾亮居京师20余年，承姚鼐余势，文名颇盛，治古文者多从之问义法，有继主文坛之势。
梅曾亮生当封建制度解体之际，主张"文章之事莫大乎因时"(《答朱丹木书》)，曾写出《与陆立夫书》、《上某公书》等关心鸦片战争的佳作，与经世派遥相呼应。但他以官僚镇压"悍民"与"督粮"方法不同为喻，说明"因时"是要桐城派更切实地维护封建统治，跟曾国藩后来提倡的"与世变相因"完全一致。早在嘉庆十八年(1813)，一般以为"天下方盛，乱?宋凑?"，梅曾亮便已作《民论》数百言，"穷极奸民之害，左道乱政之烈，而以汉之黄巾米贼为喻"。此后，他又写了一些家传、墓志铭，表彰镇压白莲教、天理教农民起义者的罪行。他也有些比较客观的"因时"之作，如《记棚民事》,反映一定的社会问题,但表示束手无策，只好"记之以俟夫习民事者"。
梅曾亮曾批评骈体文矫揉造作，"如俳优登场，非丝竹金鼓佐之,则手足无措。其周旋揖让，非无可观,然以之酬接，则非人情也。"（《复陈伯游书》）又曾引述管同语："人有哀乐者面也。今以玉冠之，虽美，失其面矣。此骈体之失也。"（《管异之文集书后》）但他对于散文的见解，基本上未脱桐城派窠臼，只是能吸收非桐城派的一些长处。他赞扬陈用光"为古文学，得于桐城姚姬传先生；扶植理道，宽博朴雅，不为刻深毛挚之状,而守纯气专,主柔而不可屈;不为熊熊之光,绚烂之色,而静虚澹淡,若近而若远，若可执而不停"（《太乙舟山房文集序》）。实际上也是梅曾亮自己散文创作的指导思想。虽然他还认为"性情异，文章亦异"，但也只是桐城派内部的大同小异。因此，他的散文在艺术上往往选声练色，姿韵安雅，笔力微弱，与其盛名不能相符。
梅曾亮"少好吟弄，长多坎坷"（《柏枧山房诗集自序》），作文之余，常以悲欢为诗。原本唐音，兼有众体。但"自箴其失",有八蔽之多。虽为严于律己,亦终身不以诗名。其《杂五首》和《移家诗》，章太炎曾细加分析，认为就是梅曾亮身在太平天国时的自解之辞。
著有《柏枧山房集》31卷。
梅曾亮少喜骈文，与同邑管同交好，转攻古文。姚鼐主讲钟山书院，二人俱出其门。管同早卒，曾亮居京师20余年，承姚鼐余势，文名颇盛，治古文者多从之问义法，有继主文坛之势。
梅曾亮生当封建制度解体之际，主张"文章之事莫大乎因时"(《答朱丹木书》)，曾写出《与陆立夫书》、《上某公书》等关心鸦片战争的佳作，与经世派遥相呼应。但他以官僚镇压"悍民"与"督粮"方法不同为喻，说明"因时"是要桐城派更切实地维护封建统治，跟曾国藩后来提倡的"与世变相因"完全一致。早在嘉庆十八年(1813)，一般以为"天下方盛，乱?宋凑?"，梅曾亮便已作《民论》数百言，"穷极奸民之害，左道乱政之烈，而以汉之黄巾米贼为喻"。此后，他又写了一些家传、墓志铭，表彰镇压白莲教、天理教农民起义者的罪行。他也有些比较客观的"因时"之作，如《记棚民事》,反映一定的社会问题,但表示束手无策，只好"记之以俟夫习民事者"。
梅曾亮曾批评骈体文矫揉造作，"如俳优登场，非丝竹金鼓佐之,则手足无措。其周旋揖让，非无可观,然以之酬接，则非人情也。"（《复陈伯游书》）又曾引述管同语："人有哀乐者面也。今以玉冠之，虽美，失其面矣。此骈体之失也。"（《管异之文集书后》）但他对于散文的见解，基本上未脱桐城派窠臼，只是能吸收非桐城派的一些长处。他赞扬陈用光"为古文学，得于桐城姚姬传先生；扶植理道，宽博朴雅，不为刻深毛挚之状,而守纯气专,主柔而不可屈;不为熊熊之光,绚烂之色,而静虚澹淡,若近而若远，若可执而不停"（《太乙舟山房文集序》）。实际上也是梅曾亮自己散文创作的指导思想。虽然他还认为"性情异，文章亦异"，但也只是桐城派内部的大同小异。因此，他的散文在艺术上往往选声练色，姿韵安雅，笔力微弱，与其盛名不能相符。
梅曾亮"少好吟弄，长多坎坷"（《柏枧山房诗集自序》），作文之余，常以悲欢为诗。原本唐音，兼有众体。但"自箴其失",有八蔽之多。虽为严于律己,亦终身不以诗名。其《杂五首》和《移家诗》，章太炎曾细加分析，认为就是梅曾亮身在太平天国时的自解之辞。
著有《柏枧山房集》31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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