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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Qingdɑiwen
清代文
2)  culture ruling in Qing Dynasty
清代文治
3)  literature in the Qing dynasty
清代文学
4)  Parallel Prose In Qing Dynasty
清代骈文
5)  prose of Ching dynasty
清代散文
6)  Qing literature
清代文學
补充资料:清代文
      清代散文,包括古文和骈文。都较明代发展,上承秦汉唐宋,形成自己的时代风格和特点,作家辈出,佳作甚多,流派分明,在古代散文史上有重要地位。其发展大致可分三个阶段。
  
  清初散文  晚明散文,以直抒性灵的小品为主,虽有佳篇,但格局狭小。明末清初的钱谦益,开始转变这种格局。谦益为文,合学人之文与文人之文为一手,出入子史和唐宋,又时时拦入佛经禅语,规模闳大。这对于转移明文格局和形成清文风尚,都有重要作用。后来由于其文集被禁毁等原因,声气渐减。
  
  生年稍晚的清初文人,不走明文的路子是一致的,但其作风却又分离为"学人之文"与"文人之文"两派。学人之文的作者,可以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为代表。他们都是第一流的学者,同有强烈的民族思想。黄宗羲为文,强调"情至"与文、道、学的统一,不规仿一家一派和讲究形式,据情直书,而见识自见精深;《原君》、《原臣》等文具有进步的民主性思想,尤为可贵。顾炎武治学谨严,立论卓越,是既"邃于经术,而又洞达世故"的,其文凝炼劲健,坚苍醇雅,词锋所至,风骨极高。王夫之著作宏富,主要的精华在表现朴素唯物的思想,其史论和杂文,感情洋溢,恣肆纵横,显示了大家的气度。文人之文的作者,可以侯方域、魏禧、汪琬为代表,称"清初三大家"。侯方域为文,主张"必先驰骋纵横,务尽其才,而后轨于法";又意识到在"闲漫纤碎处,反宜动色而陈",故作品豪迈驰骤,富于才气,能不尽拘古法而常有生动的描写。魏禧与其兄祥及弟礼,又称"宁都三魏";三魏合彭士望、邱维屏等人,称"易堂九子"。九子皆能文,而以魏禧的才名为最著。魏禧好《左传》和苏洵的文章,所作凌厉雄健,以气势盛,但议论也常有鞭辟入里、"指事切当"的。前人曾讥侯方域文是"涉于浮夸"、魏禧文是"带策士气",都是从学术修养上看的;若从文学的角度看,侯、魏两家之文,形象性和感染力都比较强。他们在形式上追求文章的开阖动荡,有时"波折太过",也不免略伤自然。汪琬之文,由明代的归有光、唐顺之以窥宋代的欧阳修、曾巩,讲究规矩法度,写得"疏畅条达",简净平实超过侯、魏,而才气藻采却大有不如。这派作者成就较高的,还有王猷定、邵长蘅、姜宸英等。王猷定的风格,介于魏禧与汪琬之间;邵长蘅的风格,比较接近汪琬;姜宸英文,论者称其"闳肆雅健,往往有北宋人笔意"。上述两大派的作家,议论常能借古讽今,针对明末清初的社会现实而发;记事的文章也以写为明亡而死难的人物的事迹为最感人。此外,朱彝尊的文章,以论学为长,博雅渊懿,颇欲以"学人之文"自期,但不敢放胆论政和触时忌讳,也就不能和黄、顾、王三家的精光劲气同日而语了。
  
  清初"遗民"中,还有文名不大昭著,但立身、治学都有本源,文章也很有可观的:如杜濬《变雅堂集》的文章以遒宕胜,钱澄之《田间集》的文章以朴厚胜,贺贻孙《水田居集》的文章以雄骏胜,屈大均《翁山文外》的文章以简古胜都是。他们文章的风格虽有不同,而思深虑危,多深造自得之言,却是一致的,惟后来不大为人所知。
  
  清中叶散文 清初的进步文人,多数反对清廷的民族压迫和文化专制,并在不同程度上反对程朱理学在意识形态方面的统治。进入康熙后期和雍正、乾隆时期,清朝的统治渐趋稳固,社会出现了表面承平的现象;文人的民族意识渐趋淡泊,程朱理学再度抬头,考据成为学者竞趋的新学,文人受轻视。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出现了"桐城派"这个散文流派。
  
  "桐城派"的代表人物是方苞、刘大櫆和姚鼐。他们崇奉程朱理学,这符合统治者的要求;但他们在考据学风靡一世之时,坚守文章的壁垒,肆力从事散文的写作,也有独立特行的精神。钱谦益文较驳杂,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之文不重文采,侯(方域)、魏(禧)之文不重法度,都不合他们的理想。方苞提倡文章要具备"言有物"、"言有序"的"义法",要去掉"魏晋六朝人藻丽俳语,汉赋中板重字法,诗歌中隽语,南、北史佻巧语"和宋以来的"语录中语",力求"清真雅正";刘大櫆论文较重声色才气,拘忌不如方氏之甚;姚鼐细辨文的阳刚、阴柔之异,要从"格律声色"中求"神理气味",要合义理、考据、辞章而为一。刘大櫆的文章还带有侯、魏余风,不是最典型的桐城风格;方苞、姚鼐文章的共同特点是结构和语言的严密雅洁,实际上是擅长阴柔之美的。他们文中的"义理"和"考据",与当时的汉学家和进步思想家(如戴震)相比,是谈不上精深和解放的;他们的"辞章"确有所长,但规模仍欠闳大,才气仍欠健举,所以袁枚讥刺方苞说:"试观望溪可能吃得住一个大题目否?可能叙得一二大名臣、真豪杰否?可能上得万言书痛陈利弊否?"就作品的艺术成就论,以姚鼐为最高;就作品对现实的反映论,则方苞还有一些指摘时弊之作,而姚在这方面则很缺乏。与方苞友好的桐城人戴名世,著有《南山集》,其文对后来"桐城派"的发展,也不无影响。姚鼐著名的弟子颇多,到他手里,形成了这派的极盛声势。乾隆、嘉庆时期,属于"桐城派"或写作倾向相接近的散文作家,主要的有管同、梅曾亮、方东树、刘开、姚莹、朱仕琇等人。管、方、刘、姚诸人重气势,朱仕琇以学韩愈自命,都比较追求阳刚之美,与方苞、姚鼐风格稍异;独梅曾亮敛才就范,深于洗伐、安雅之态,与姚鼐最为接近。
  
  在"桐城派"极盛时期,文学主张和写作倾向与他们不同的,有章学诚和袁枚二人。章学诚是史学家,在散文方面的主张和写作,较桐城为通达,但主要的作品只限于议论一体,文学的影响面不大。袁枚提倡"性灵",反对模古,行文恣肆酣畅,机趣横生,使人感到耳目一新,但谨严雅洁不足。
  
  刘大櫆的弟子钱伯坰,曾传桐城之学于阳湖人恽敬、张惠言。张惠言本治骈俪之文,恽敬本嗜法家的作品,也嗜苏洵的作品;他们接受"桐城派"影响后,提出既要崇奉唐宋文,又要兼法秦汉六朝文,合骈、散两体文的长处,以健茂的气格,救"桐城派"的单薄,世称"阳湖派"。还有编纂《骈体文钞》的李兆洛,也主文兼骈、散,是这派另一健者。恽敬文较峻峭,李兆洛文较厚重,与桐城面目稍异;张惠言文较和易,面目实无大异于桐城。阳湖之文与桐城之文互有得失,成就并不能超过桐城;而反映现实的淡泊,又后先同辙。
  
  后期散文  比"阳湖派"稍后,在鸦片战争前后的著名散文家如朱琦、龙启瑞、吴敏树、曾国藩等人的主张与风格虽各有出入,但都与"桐城派"有渊源关系。"桐城派"的影响,自康熙以后一直延伸到鸦片战争以后,可以说和清朝的国祚相始终。这派作家的主张和写作很有局限,但其删汰浮辞,避免支蔓、冗杂的"雅洁"文风,对中国古典散文的发展,还是有一定的贡献的。
  
  鸦片战争前夕,以龚自珍、魏源为代表的启蒙思想家,讲求经世致用之学,不株守儒家思想,文章糅合子、史和佛家言,力求生新奇奥,声光璀灿,打破陈规旧貌,为清文的一大变化,开了近代散文的先河。
  
  骈文  在清初的"学人之文"与稍后的考据学风的影响下,清代文人多数是学问广博的,他们胸中的典实丰富,写骈文取给方便,所以清代骈文盛行,其成就超过元明两代。多数作者是接轨六朝唐宋,以写"四六体"的骈文为主。这个大流派在清初的作者,以陈维崧为最著,其文气势雄伟,情藻丰富,为一代骈文的发展,起了开张风气的作用。乾、嘉时期的作者,如胡天游、邵齐焘、袁枚等人,基本上继承陈维崧的倾向,以才气词藻取胜;但胡文比较奥衍奇肆,邵文比较清刚矜炼,袁文比较奔放诙谐,各有特点。如孔广森、孙星衍,则转而追求高华典雅之致;吴锡麒、曾燠则转而追求委婉清隽之风;他们这种风格上的变化,又使大的流派之中存在风格不同的小流派。少数作家与上述大的流派不同,他们取法魏晋,文章四言短句较多,不拘守四六句的对偶,肃穆古淡,善叙名理,以汪中、洪亮吉为代表。汪中文磊砢不平,而能出以闲适微婉,余味深长,论者称其品格为最高。
  
  清文总集,有王昶的《湖海文传》、王先谦的《续古文辞类纂》等,沈粹芬、黄人辑的《国朝文汇》,收1300余家的文10000余篇,选录最富。专选骈文的,有吴鼒的《八家四六文钞》、曾燠的《国朝骈体正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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