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BAWRA British Australian Wool Realization Association
英国澳大利亚羊毛交易协会
2) Australian wool
澳大利亚羊毛
1.
Environment friendly chrome dyeing of Australian wool;
澳大利亚羊毛的环保型媒染染色
2.
Australian wool was dyed in a low chrome dyeing process with as less as 0.
6%(owf)的重铬酸盐及3%(owf)媒染剂 WSB 组成的新型媒染体系对澳大利亚羊毛进行了低铬染色。
3) botary
澳大利亚细羊毛
4) AWB Australian Wool Board
澳大利亚羊毛局
5) British and Australia
英国和澳大利亚
1.
The Practice of British and Australia Vocational Qualification Assessment and Its Enlightenments to China;
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分别对英国和澳大利亚的国家职业资格考评实践进行个案研究。
6) Australian merino wool
澳大利亚美利奴羊毛
1.
Commercial classification and detection of Australian merino wool;
澳大利亚美利奴羊毛的商业分级与检测
补充资料:澳大利亚电影
1896年 8月在墨尔本的歌剧院首次放映了英国人R.W.保罗摄制的关于伦敦威斯敏斯特桥的纪录短片。同时,法国卢米埃尔兄弟派出的摄影师在墨尔本拍摄了一部纪录片,反映盛大的墨尔本杯赛马活动。这部影片在墨尔本和悉尼上映达 3个月之久,是外国人在澳大利亚拍摄的最早的一部影片。20世纪初,英国人类学家C.斯潘塞来澳拍摄了关于土著居民的风俗习尚的纪录片,开创了以研究土著居民文化生活为目的的人类学纪录片之先河,救世军也在这个时候开始拍摄宣传宗教的短故事片,如《早期的基督教殉难者》(1899)。第一部澳大利亚人摄制的影片《凯利帮的故事》是1906年上映的,它标志着澳大利亚电影的诞生。影片是由C.泰特摄制的,内容描写侠盗凯利兄弟和警察之间的斗争故事。这显然是受到当时美国畅销影片《火车大劫案》(1903)的影响。《凯利帮的故事》放映时间为66分钟,并用演员在银幕后配音,这很可能是世界上第一部长故事片。这部影片的畅销导致了这种类似美国西部片电影的泛滥。当时没有随波逐流的导演只有R.朗福特。他出身演员,自当上导演以后,一贯注意影片的质量,作品具有现实主义风格。他拍摄的《邦蒂号的叛变》(1915)、《我们的选择》(1919)和《多愁善感的家伙》(1920)都得到了较高的评价。特别是后者,成功地塑造了澳大利亚人的性格。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美国、英国的影片开始进入澳大利亚,与新生的澳大利亚电影展开竞争。从20年代起,廉价的英美影片逐步侵占了澳大利亚电影市场。澳大利亚的民族电影因成本高、题材贫乏等问题,陷于一蹶不振的境地,很多电影工作者被迫放弃故事片的拍摄,转向新闻纪录片。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50~60年代,以美国影片独霸澳大利亚银幕而达到极点。在这段时期内,只有少数几位导演在为繁荣本国电影而辛勤地进行创作。他们中影响较大的是G.E.乔维尔。从1925年的《蒙比的蠢虫》一片开始,到他1959年死于贫困为止,乔维尔摄制了许多真正澳大利亚题材的影片,如反映澳大利亚军队在第一、二次大战期间英勇作战的《四万骑兵》(1941)和《托勃鲁克人的老鼠》(1948)等。他最后一部重要作品是《杰达》(1955),由于他在影片中处理种族问题不当,这部影片遭到失败。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由于新闻宣传的需要,澳大利亚的新闻纪录片有长足的进步,同时也吸收和培养了很多电影工作者。大战以后,斯坦利·霍斯于1946年建立了拍摄新闻纪录片的联邦电影机构(即现在的澳大利亚电影公司),K.G.霍尔也在他的公司中设立了拍新闻纪录片的部门。这时,在悉尼大学学过人类学的I.邓洛普进入了电影界。从1957年开始,他多次进入澳大利亚西部的沙漠,拍摄了不少关于土著居民生活的纪录片,逐步成为澳大利亚人类学电影的权威人士。
从70年代开始,由于政府的重视和鼓励(如建立电影委员会,对影片进行资助,开办电影、电视学校,创办电影资料馆等),民族意识的进一步觉醒,澳大利亚电影进入了复兴时期。这首先表现在长故事片产量的稳步上升。澳大利亚1969年只发行了5部国产片,而到1971年则上升为11部。整个70年代,平均每年发行15.2部国产片,之后这个数字又有所上升。其次,电影创作人员和技术人员队伍不断扩大并日趋成熟,特别是一批中青年编导人员在70年代初陆续走上影坛,促进了国产影片的发展。这些新生力量中有:T.伯斯塔尔、P.韦尔、B.贝雷斯福德、J.杜伊甘、D.克龙比、F.谢皮西、戴维·威廉森、艾戈尔·奥津斯、G.阿姆斯特朗等。这批编导的大部分作品,从内容到形式都是澳大利亚的,例如,由P.韦尔导演的《悬崖上的野餐》(1975)和《加利波利》(1981);由B.贝雷斯福德导演的《获得智慧》(1977)和《驯马手》(1980);由G.米勒导演的《从雪河来的人》(1981)等影片,都是新生的澳大利亚民族电影中的佼佼者。这些影片的内容虽然取材于历史,不直接反映现实,但却往往能引起观众对今天社会问题的联想和思考。有些影片的内容层次较多、涉及面较广,耐人寻味。这些影片一般来讲构图讲究,光和色彩的运用恰到好处;镜头流畅,善于利用大自然的景色作背景。随着国产片的发展,在澳大利亚银幕上也出现了一批有影响的本国电影明星:梅尔·吉布森、约翰·哈格里夫斯、杰克·汤浦森、布赖恩、布朗、海伦·莫斯等。
80年代以来的澳大利亚影片在发挥上述特点的同时,还在某些方面有新的突破。这首先表现在内容已不仅限于历史,也采用了现实题材,如反映吸毒问题的故事片《冬天的梦》(1981)等。更重要的是反映土著居民的影片再度出现。它们已从早期的纪录片发展到以故事片形式来反映他们的生活和问题,一般都有较强的感染力。如约翰·霍尼的《曼加妮妮》(1980)和艾戈尔·奥津斯的《我们的偏僻地区》(1982)。80年代,澳大利亚电影的复兴处于开始阶段,这首先是因为在澳大利亚影坛上,国产片还处于少数地位,外国影片仍占绝对优势,其中主要是美国片,一般每年进口 200部左右;另据澳大利亚发行商协会的统计,1963~1981年,在澳大利亚公演的100部最畅销的影片中,国产片只占8部。其次,上述有特色的影片在整个国产影片的产量中也只占少数。毫无特色的平庸之作、充斥着性的内容的影片,还大量存在。就是一些较好的作品中,间或也出现色情镜头。
澳大利亚年产影片约20部,有影院900余座(包括汽车电影场),年观众3500万人次,票房收入1亿美元。联邦政府设有电影委员会,主要职责是出资援助编写电影剧本和摄制影片,管理澳大利亚妇女电影基金、澳大利亚制片公司,和国家图书馆一起负责维护电影资料。联邦政府还设有电影电视学校、新南威尔斯电影公司、电影检查委员会和属于国家图书馆组成部分的电影资料馆。电影检查委员会负责对在影院公开上映的国产片和进口片检查,其重点除了政治问题外,还包括性与暴力。
澳大利亚电影界的群众组织很多,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澳大利亚电影学会。它除了设置电影资料馆、研究中心和出版刊物以外,每年还举办澳大利亚电影奖活动,这是每年举办的六、七个电影奖中最重要的一个。澳大利亚每年约举办10余个电影节,其中较有影响的是:已举办过40余次的悉尼国际电影节和已举办过30余届的墨尔本国际电影节。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美国、英国的影片开始进入澳大利亚,与新生的澳大利亚电影展开竞争。从20年代起,廉价的英美影片逐步侵占了澳大利亚电影市场。澳大利亚的民族电影因成本高、题材贫乏等问题,陷于一蹶不振的境地,很多电影工作者被迫放弃故事片的拍摄,转向新闻纪录片。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50~60年代,以美国影片独霸澳大利亚银幕而达到极点。在这段时期内,只有少数几位导演在为繁荣本国电影而辛勤地进行创作。他们中影响较大的是G.E.乔维尔。从1925年的《蒙比的蠢虫》一片开始,到他1959年死于贫困为止,乔维尔摄制了许多真正澳大利亚题材的影片,如反映澳大利亚军队在第一、二次大战期间英勇作战的《四万骑兵》(1941)和《托勃鲁克人的老鼠》(1948)等。他最后一部重要作品是《杰达》(1955),由于他在影片中处理种族问题不当,这部影片遭到失败。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由于新闻宣传的需要,澳大利亚的新闻纪录片有长足的进步,同时也吸收和培养了很多电影工作者。大战以后,斯坦利·霍斯于1946年建立了拍摄新闻纪录片的联邦电影机构(即现在的澳大利亚电影公司),K.G.霍尔也在他的公司中设立了拍新闻纪录片的部门。这时,在悉尼大学学过人类学的I.邓洛普进入了电影界。从1957年开始,他多次进入澳大利亚西部的沙漠,拍摄了不少关于土著居民生活的纪录片,逐步成为澳大利亚人类学电影的权威人士。
从70年代开始,由于政府的重视和鼓励(如建立电影委员会,对影片进行资助,开办电影、电视学校,创办电影资料馆等),民族意识的进一步觉醒,澳大利亚电影进入了复兴时期。这首先表现在长故事片产量的稳步上升。澳大利亚1969年只发行了5部国产片,而到1971年则上升为11部。整个70年代,平均每年发行15.2部国产片,之后这个数字又有所上升。其次,电影创作人员和技术人员队伍不断扩大并日趋成熟,特别是一批中青年编导人员在70年代初陆续走上影坛,促进了国产影片的发展。这些新生力量中有:T.伯斯塔尔、P.韦尔、B.贝雷斯福德、J.杜伊甘、D.克龙比、F.谢皮西、戴维·威廉森、艾戈尔·奥津斯、G.阿姆斯特朗等。这批编导的大部分作品,从内容到形式都是澳大利亚的,例如,由P.韦尔导演的《悬崖上的野餐》(1975)和《加利波利》(1981);由B.贝雷斯福德导演的《获得智慧》(1977)和《驯马手》(1980);由G.米勒导演的《从雪河来的人》(1981)等影片,都是新生的澳大利亚民族电影中的佼佼者。这些影片的内容虽然取材于历史,不直接反映现实,但却往往能引起观众对今天社会问题的联想和思考。有些影片的内容层次较多、涉及面较广,耐人寻味。这些影片一般来讲构图讲究,光和色彩的运用恰到好处;镜头流畅,善于利用大自然的景色作背景。随着国产片的发展,在澳大利亚银幕上也出现了一批有影响的本国电影明星:梅尔·吉布森、约翰·哈格里夫斯、杰克·汤浦森、布赖恩、布朗、海伦·莫斯等。
80年代以来的澳大利亚影片在发挥上述特点的同时,还在某些方面有新的突破。这首先表现在内容已不仅限于历史,也采用了现实题材,如反映吸毒问题的故事片《冬天的梦》(1981)等。更重要的是反映土著居民的影片再度出现。它们已从早期的纪录片发展到以故事片形式来反映他们的生活和问题,一般都有较强的感染力。如约翰·霍尼的《曼加妮妮》(1980)和艾戈尔·奥津斯的《我们的偏僻地区》(1982)。80年代,澳大利亚电影的复兴处于开始阶段,这首先是因为在澳大利亚影坛上,国产片还处于少数地位,外国影片仍占绝对优势,其中主要是美国片,一般每年进口 200部左右;另据澳大利亚发行商协会的统计,1963~1981年,在澳大利亚公演的100部最畅销的影片中,国产片只占8部。其次,上述有特色的影片在整个国产影片的产量中也只占少数。毫无特色的平庸之作、充斥着性的内容的影片,还大量存在。就是一些较好的作品中,间或也出现色情镜头。
澳大利亚年产影片约20部,有影院900余座(包括汽车电影场),年观众3500万人次,票房收入1亿美元。联邦政府设有电影委员会,主要职责是出资援助编写电影剧本和摄制影片,管理澳大利亚妇女电影基金、澳大利亚制片公司,和国家图书馆一起负责维护电影资料。联邦政府还设有电影电视学校、新南威尔斯电影公司、电影检查委员会和属于国家图书馆组成部分的电影资料馆。电影检查委员会负责对在影院公开上映的国产片和进口片检查,其重点除了政治问题外,还包括性与暴力。
澳大利亚电影界的群众组织很多,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澳大利亚电影学会。它除了设置电影资料馆、研究中心和出版刊物以外,每年还举办澳大利亚电影奖活动,这是每年举办的六、七个电影奖中最重要的一个。澳大利亚每年约举办10余个电影节,其中较有影响的是:已举办过40余次的悉尼国际电影节和已举办过30余届的墨尔本国际电影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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