补充资料：中国近代逻辑思想

    　　逻辑在中国近代的发展，主要包括形式逻辑的传入和传播、对中国古代逻辑和对因明的研究。
　　
　　形式逻辑的传入 　随着资本主义萌芽在中国的出现和西方各种学说的传入，产生于西方的传统逻辑开始在中国传播，导致了中国逻辑思想（见中国逻辑史）发展的历史性转折。早在明朝末年，李之藻和傅泛济合译了由传教士带入中国的西方传统逻辑著作《亚里士多德论辩学概论》一书的前10卷，定名为《名理探》。原书是中世纪时期葡萄牙高因盘利大学的一本叙述西方演绎逻辑的讲义。该书的翻译出版，是在中国介绍西方逻辑的开端，但在当时的中国知识界中几乎没有产生什么影响。此后，又有几部西方传统逻辑的著作在中国翻译出版。1900年，严复翻译出版了英国哲学家、逻辑学家J.S.密尔（旧译穆勒）的《逻辑体系》一书，定名为《穆勒名学》。该书是西方关于归纳逻辑的名著，严复在翻译时加了许多按语，以阐发他本人对西方逻辑的看法。从此，西方传统的演绎逻辑和归纳逻辑受到中国学术界的重视。20世纪初以来，包括演绎和归纳在内的西方逻辑著作不断被翻译和介绍，中国学者自著的传统逻辑著作也开始出版，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出版发行的传统逻辑著作已经超过100种。在教育方面,不少大学、师范甚至高中都开设了逻辑课。屠孝实、陈大齐等学者曾为介绍、传播传统逻辑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从20世纪20年代起，数理逻辑开始被介绍到中国来。最早做过数理逻辑的介绍、教学和研究工作，并且做出了相当成绩或有较大影响的中国学者有：俞大维、沈有乾、张申府、金岳霖、汤藻真、傅种孙等人。从1930年起，金岳霖在清华大学讲授普通逻辑和数理逻辑，他是第一个系统地在中国传授数理逻辑的人，他所著的《逻辑》一书，就包括传统逻辑和数理逻辑的内容，是当时最有影响的大学逻辑教材。他在国内培养了第一批研究数理逻辑的专门人才。抗日战争时期，沈有鼎、王宪钧、胡世华等曾分别在西南联大、中山大学、中央大学，稍后莫绍揆在南京大学专门从事数理逻辑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为传播数理逻辑知识，为使数理逻辑的教学逐渐从逻辑方面转到数学方面，为培养中国第三代数理逻辑的专门人才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在中国近代逻辑思想的发展过程中，20世纪30年代发生了一场关于辩证法和形式逻辑的论战（见"唯物辩证法"的论战）。这场论战，虽然涉及形式逻辑，但本质上是哲学的论争。论战双方，都没有区分辩证矛盾和逻辑矛盾，没有认识到形式逻辑是不同于作为哲学世界观的形而上学的一门独立科学，混淆了形式逻辑与形而上学。因此，这场论战对于逻辑科学的发展，产生了一些消极影响。
　　
　　对中国古代逻辑的研究 　在形式逻辑传入、传播的同时,长期以来一直不受重视的中国古代名辩逻辑(见先秦逻辑思想），也重新引起学术界的关心和兴趣。清代学者傅山、汪中、毕沅等人对古籍的整理、考证和注解，特别是张惠言、俞樾、孙诒让等人对《墨子》、《公孙龙子》等书的校释、注疏，为研究中国古代的名辩逻辑创造了条件。
　　
　　近代资产阶级思想家梁启超的《墨子论理学》和章炳麟的《原名》、《明见篇》等文?羌涛鹘?鲁胜以后研究先秦名辩思想的重要专论。1922年，胡适用英文发表了《先秦名学史》，这是中国最早的一部关于先秦名辩逻辑的专著。郭湛波的《先秦辩学史》和虞愚的《中国名学》也先后在30年代出版。这些著作不仅比较具体、详细地总结了先秦名家、墨家、儒家和法家等各派的名辩思想,而且初步探讨了这种思想的发展过程和特点,肯定了先秦特别是墨家已经建立了初具规模的逻辑思想体系，从而使中国古代逻辑逐渐为中外学者所了解和承认。
　　
　　对世界三大逻辑传统的比较研究 　在近代，特别是20世纪以来，由唐代高僧玄奘等介绍到中国来的印度因明（见印度逻辑史）也再度受到了重视和研究。吕澂的《因明纲要》、熊十力的《因明大疏删注》、陈望道的《因明学》、周叔迦的《因明新例》等著作先后出版。一些比较熟悉西方传统逻辑和中国名辩逻辑的学者，还对西方逻辑、中国名辩和印度因明三种逻辑作了比较研究，并取得可喜的成果。梁启超在1904年发表的《子墨子学说》一书中，首先将西方逻辑和墨家逻辑作了比较研究。他还在《墨经校释》和《墨子学案》二书中指出，《墨子》一书中的论式，有的相当于西方传统逻辑的三段论，而更多的则相当于印度因明的三支论式。章炳麟在其所著的《原名》中，更具体地论及了因明、逻辑和名辩的关系和区别，提出了有重要学术价值的观点。他认为因明三支最为优越，先秦名辩和西方逻辑都可以归纳为宗、因、喻的三支推论法，其区别只是排列的次序不同。章士钊在著述《逻辑指要》一书时，以西方逻辑体系为经，以中国名辩思想为纬，并不时论及因明。他在《名学他辩》一文中，将公孙龙的"他辩"和墨家的"故理类三物"类同为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和因明的三支论式。这些中国近代的逻辑思想家们对世界三大逻辑传统（见逻辑）所作的比较研究，充分证明逻辑科学的全人类性质，为确立中国古代逻辑在世界逻辑发展史上的应有地位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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