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saving the nation
救国
1.
After Qing dynasty, “saving the nation”, “making the nation rich and strong”and “constitutionalism”became the three center problems that every rank and every stratum in China had to face and hoped to resolve peremptorily.
救国、富强与宪政是自晚清以来,中国各阶级阶层所面临的迫切需要解决的三大中心问题。
2) national salvation
救国
1.
Based on "national salvation" This premise, as a typical Confucian intellectuals, Liang Qichao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adical" and "conservative" between the countries at that time led to the decline of the root causes of social and political system is corrupt, as well as the poor quality of the nationals.
内忧外患的困境使得中国的知识分子不得不思考救国的途径,于是救国成为了这一时代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成为了他们的生命载体。
4) save and invigorate the country
救国强国
6) save the nation by academic endeavors
学术救国
1.
Before liberation, he wanted to reconstruct Chinese culture by means of self-reliance in Hegel抯 philosophy, in order to save the nation by academic endeavors.
解放前,他希望借助于黑格尔哲学自求超拔的精神来改造中国文化,以实现“学术救国”的目的。
补充资料：教育救国论
中国近代主张以教育拯救中国社会的政治思潮。盛行于20世纪20～30年代。代表人物有黄炎培、陶行知等。
中国近代史上的一批知识分子和开明人士曾认为，中国贫穷落后的根源是没有文化，缺少教育，科学落后，主张从教育入手，以教育来改造人，拯救国家。戊戌变法时期，严复认为首先必须兴办教育，开通民智，然后才能实行君主立宪，救我中华。辛亥革命时期，一些刊物大声呼吁"教育救国","亡国亡种,人人不必居其罪，惟教育者之罪；强国强种,人人不得居其功,惟教育者之功。无他，教育者进化之的也"（《教育通论》，《江苏》第3期）。五四运动前后,"教育先行"、"教育救国"、"科学救国"的观点成为时尚，"科学救国"的主张既强调发展科学技术，又重视发展教育事业。20～30年代，教育救国论与职业教育、乡村教育、平民教育的实践相结合，形成了一股社会政治思潮。
黄炎培于1917年起组织中华职业教育社，提倡职业教育（见职业教育论），认为职业教育是"救国要图"。还认为中国最困难、最重要的问题是生计，解决生计问题唯有教育。他主张以职业教育来解决生计问题，最后达到救国救民的目的。他为此做了大量的工作：创办刊物，设立学校，进行试验，在全国宣传和推广职业教育，并取得了一定成绩。
陶行知于1920年建立了中华教育改进社，倡导平民教育、乡村教育，企图通过教育的力量去"沟通"阶级关系，改良社会。他决心筹募100万元基金，召集100万位同志，创办100万所学校，改造100万个乡村。认为建立 100万所乡村学校就可以挽救国家的厄运，创造一个可以安居乐业的社会交给后代。他还提出"生活教育"的理论，主张"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他身体力行,创办南京晓庄师范,实践"生活教育"的原则，希望通过教育开辟一个新的天地。
教育救国论者重视教育，重视提高民族文化和人的素质，并为此而奋斗，他们从理论和实践上为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但他们没有认清近代中国社会的基本问题，没有找到解决社会问题的正确途径和方法，而把中国落后的一切原因都归咎为教育不良，企图通过发展教育的办法来拯救苦难的中国，这是一种无法实现的救国方案。
中国近代史上的一批知识分子和开明人士曾认为，中国贫穷落后的根源是没有文化，缺少教育，科学落后，主张从教育入手，以教育来改造人，拯救国家。戊戌变法时期，严复认为首先必须兴办教育，开通民智，然后才能实行君主立宪，救我中华。辛亥革命时期，一些刊物大声呼吁"教育救国","亡国亡种,人人不必居其罪，惟教育者之罪；强国强种,人人不得居其功,惟教育者之功。无他，教育者进化之的也"（《教育通论》，《江苏》第3期）。五四运动前后,"教育先行"、"教育救国"、"科学救国"的观点成为时尚，"科学救国"的主张既强调发展科学技术，又重视发展教育事业。20～30年代，教育救国论与职业教育、乡村教育、平民教育的实践相结合，形成了一股社会政治思潮。
黄炎培于1917年起组织中华职业教育社，提倡职业教育（见职业教育论），认为职业教育是"救国要图"。还认为中国最困难、最重要的问题是生计，解决生计问题唯有教育。他主张以职业教育来解决生计问题，最后达到救国救民的目的。他为此做了大量的工作：创办刊物，设立学校，进行试验，在全国宣传和推广职业教育，并取得了一定成绩。
陶行知于1920年建立了中华教育改进社，倡导平民教育、乡村教育，企图通过教育的力量去"沟通"阶级关系，改良社会。他决心筹募100万元基金，召集100万位同志，创办100万所学校，改造100万个乡村。认为建立 100万所乡村学校就可以挽救国家的厄运，创造一个可以安居乐业的社会交给后代。他还提出"生活教育"的理论，主张"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他身体力行,创办南京晓庄师范,实践"生活教育"的原则，希望通过教育开辟一个新的天地。
教育救国论者重视教育，重视提高民族文化和人的素质，并为此而奋斗，他们从理论和实践上为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但他们没有认清近代中国社会的基本问题，没有找到解决社会问题的正确途径和方法，而把中国落后的一切原因都归咎为教育不良，企图通过发展教育的办法来拯救苦难的中国，这是一种无法实现的救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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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词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