补充资料：《大明律》

    　　明代综合性法典。
　　
　　制定过程 　吴元年(1367)十月，朱元璋命左丞相李善长、御史中丞刘基等议定律令。十二月,编成《律令》四百三十条,其中律二百八十五条,令一百四十五条。同时又颁《律令直解》，以训释《律令》文意。洪武六年十一月，明太祖朱元璋命刑部尚书刘惟谦等以《律令》为基础,详定大明律。次年二月修成,颁行天下。其篇目仿《唐律》分为《卫禁》、《斗讼》、《诈伪》、《杂律》、《捕亡》、《断狱》、《名例》等十二篇。三十卷,六百零六条。二十二年又对此作较大的修改,以《名例律》冠于篇首，按六部职掌分为吏、户、礼、兵、刑、工六律，共三十卷，四百六十条，传统的法律体例结构至此面目为之大变。三十年五月重新颁布，同时规定废除其他榜文和禁例，决狱以此为准。由于朱元璋严禁嗣君"变乱成法"，此次重颁《大明律》后，终明之世未再修订。有变通之处，则发布诏令或制定条例，辅律而行。弘治十三年(1500)制定《问刑条例》二百七十九条。嘉靖二十九年(1550)重修，增内三百七十六条；万历十三年(1585)又重修，增内三百八十二条。此后律、例并行。
　　
　　基本内容 　包括：《名例律》一卷，四十七条，是全律的纲领。名例是刑名和法例的简称。它规定了对不同等级、不同犯罪行为论罪判刑的基本原则。其中"五刑"条规定刑有五种，即笞，杖、徒、流、死；在"六律"的具体条款中又有凌迟处死、边远充军、迁徙、刺字等刑罚；"十恶"条规定了谋反、谋大逆、谋叛、恶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义、内乱等十种所谓"常赦所不原"的重罪，集中地表明了明律维护封建统治和纲常名教的阶级实质。"八议"即议亲（皇亲国戚）、议故(皇帝故旧)、议功、议贤、议能、议勤、议贵（爵一品及文武官三品以上，散官二品以上者）、议宾（承先代之后为国宾者），确定了皇族、贵戚、官绅的法律特权。这八种人犯罪，法司皆不许擅自鞫问，须实封奏闻，取自上裁。但《明律》"八议"中文武官员的特权与前代比较有所下降。
　　
　　《吏律》包括《职制》、《公式》二卷，三十三条。主要规定文武官吏应该遵循的职司法规及公务职责。其中"大臣专擅选官"、"文官封公侯"、"交结朋党紊乱朝政"、"交结近侍官员"、"擅为更改变乱成法"等死罪条款为明律所特有，反映出明代君权及封建专制的中央集权日趋强化的历史特点。
　　
　　《户律》分为《户役》、《田宅》、《婚姻》、《仓库》、《课程》、《钱债》、《市廛》七卷，共九十五条。此律是人口、户籍、宗族、田土、赋税、徭役、婚姻、钞法、库藏、盐法、茶法、矾法、商税、外贸、借贷、市场等有关社会经济、人身关系及婚姻民事内容的立法。调整经济关系的内容大为增加，《课程》、《钱债》、《市廛》专篇，反映出明代封建经济和商品货币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在土地制度、赋役制度、人身依附关系、宗法关系等方面也有时代特点。不限制私人土地拥有量,但严禁"欺隐田粮"；允许土地买卖,但规定典卖田宅必须税契、过割,并严禁正常土地买卖之外的土地兼并。有关钱粮等事明律科罪较唐律重，但"脱漏户口"、"商嫡子违法"、"别籍异财"、"居丧嫁娶"、 "良贱为婚"等科罪却较轻。另外,还规定庶民不准蓄奴,田主不得随意役使佃客抬轿、佃户对田主只行"以少事长"（即以弟事兄）之礼。
　　
　　《礼律》分《祭祀》、《仪制》二卷,二十六条。此律是对祭祀天地、宗庙、社稷、山川及君臣、父子、夫妇之间各种礼仪的法律规定。律中除"留难朝见官员"、"阻挡上书陈言"、"假降邪神惑众"等直接侵犯皇权的行为外，对其余"亏礼废节"行为(有的尚属"十恶")的科罪大都较轻，"合和御药误不依本方"、"造御膳犯食禁"、"御幸舟船误不坚固"等，尽管属"十恶"范围，但仅定杖罪。"闻父母及夫之丧匿不举哀"，亦属"十恶"，仅为徒罪。
　　
　　《兵律》分《宫卫》、《军政》、《关津》、《厩牧》、《邮驿》五卷,共七十五条,此律是有关军戎兵事的立法。对军人犯法科罪较重，除在《名例律》中增立"军官有犯"、"军官军人犯罪免徒流"等律条外，复设此专篇。
　　
　　《刑律》分为《贼盗》、《人命》、《斗殴》、《骂詈》、《诉讼》、《受赃》、《诈伪》、《犯奸》、《杂犯》、《捕亡》、《断狱》十一卷，共一百七十一条。规定了对刑事犯罪的论罪定刑及诉讼、追捕、审判的原则，是全律的重点。其中对"谋反"、"大逆"、"造妖书妖言"、"强盗"、"官吏受赃"以及"强奸"等论罪均较重。如"谋反大逆"罪，唐律规定本人处斩，父子年十六以上者绞;明律规定本人"凌迟处死",祖父、父子、孙、兄弟及同居之人，不分异姓及伯叔父兄弟之子，不限籍之同异,年十六以上皆斩;"强盗"罪得财者不分首从皆斩；"官吏受赃"罪，明之死罪起点比唐低得多,此举意在加重制裁直接触犯封建统治的犯罪, 与此同时，对"子孙违犯教令"、"子孙告发祖父母父母"、"和奸"以及雇工人殴、骂、奸、告家主等间接危害封建名教的罪罚则有所减轻。
　　
　　《工律》分《营造》、《河防》二卷，十三条，是关于工程营建、官局造作以及河防、道路、桥梁方面的立法。工律设置专篇为明代所独有。
　　
　　此外，又有丧服图和五刑图。
　　
　　主要特点 　《大明律》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典型法典，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它虽然以《唐律》为蓝本，但在形式和内容上都有发展。在形式上，结构更为合理，文字更为简明;在内容上,经济、军事、行政、诉讼方面的立法更为充实;在定罪判刑上,体现了"世轻世重"，"轻其轻罪,重其重罪"的原则,"事关典礼及风俗教化等事，定罪较轻；贼盗及有关帑项钱粮等事，定罪较重"。其律文结构和量刑原则对《大清律》有较大影响。
　　
　　朱元璋非常重视法律的制定。《大明律》是其一生中"劳心焦思,虑患防微近二十载"的经验总结,是他经过反复修改,"凡七誊稿",字斟句酌的"不刊之典"。他视其为维护朱明皇朝长治久安的法宝。为把《大明律》贯彻到社会的各个方面，朱元璋还汇集官民"犯罪"事例来解释律条。洪武十八年颁行《大诰》,次年又颁《大诰续编》、《三编》,二十一年又颁赐《大诰武臣》,令全国官吏军民诵习。其目的是通过律令的教育和宣传,使广大人民服从封建统治。
　　
　　

参考书目
　　　薛允升：《唐明律合编》，中华书局，北京，1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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