补充资料：因明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

    　　中国逻辑史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明即佛教的逻辑。在梵语中，"因"含有理由、原因、知识之因的意思；"明"在汉语中也可被理解为学问、学说。因明最初产生于 4～5世纪的印度，并从6世纪随印度佛教东传，开始在中国传播和发展，主要有汉传和藏传两大支流。
　　
　　汉传因明 　因明传入中国汉族地区主要有两次：第一次是真谛等人于 6世纪传入的。后魏西域的三藏吉迦夜与昙曜合译了《方便心论》,真谛译了《如实论》,后魏三藏毗目智仙与翟昙流支译了《回净论》等因明著作，但却没有由此产生什么注疏或著述，因而这次传入产生的影响不大。唐代的玄奘从印度带回并翻译了很多印度佛学中的因明经典， 这是第二次传入。 贞观二十一年（647）玄奘在长安弘福寺译出商羯罗主的 《因明入正理论》。这部书包括真能立、似能立，真能破、似能破，真现量、似现量，真比量、似比量以及悟他和自悟等内容,是学习因明的入门书。贞观二十三年,玄奘又译《因明正理门论》。作者陈那是商羯罗主的老师，《因明正理门论》是他早期的代表作。全书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主要论述能立及似能立，第二部分主要论述能破及似能破。玄奘不仅翻译《因明入正理论》、《因明正理门论》等因明著作，而且亲授讲义。他的弟子也竞作注疏。《因明入正理论》以大庄严寺的文轨和慈恩寺窥基的注疏最为流行。文轨的注疏共有 4卷，制作较早，后被称为《旧疏》。窥基的注疏共 8卷，解释繁广，后被称为《大疏》。其中，以后者的影响为最大。窥基的弟子慧沼写了《义断》、《纂要》和补足《大疏》末卷的《续疏》；再传弟子智周又写了《前记》、《后记》，以简别他家异义而宣扬窥基之说。《因明正理门论》汉译本，唯有神泰的《因明正理门论述记》和窥基的《大疏》（尝引《因明正理门论》诠文）尚存，其他注疏都已亡佚。后唐以后，《因明正理门论》就很少有人过问了。但到近代，因明的研究者渐多，成果也较大。1930年,欧阳竟无著《因明正理门论本叙》,对《因明正理门论》的要义以及它和《因明入正理论》、法称因明的同异详略问题，做了极其扼要的叙述。1927年吕澂与释印沧合写《因明正理门论本证文》，从中对勘《集量论》，考正释文，注出同异，并探讨因明学说的渊源。
　　
　　7世纪，日本的道昭仰慕玄奘的大名,远道来到中国学习。他回国后,创立了一个因明学派,称做"南寺传"。8世纪时,另一日本人玄昉把窥基的《大疏》和其他因明著作传入日本,并创立新的因明学派,后来被称为"北寺传"。
　　
　　藏传因明 　因明传入中国藏族地区的情况以元末明初的宗喀巴为界,分为新旧两个时期。《因明入正理论》一书，最早由汉人胜藏和度语教童把玄奘的汉译本转译为藏文，并经汉人法宝校订，但却把原书的作者误作方象，即陈那。在西藏，陈那的主要著作和《集量论》的重要注疏，法称和法上的著作，几乎都有忠实的藏文译本。12世纪，西藏开始有了自己的因明著作。俄译师的三传弟子法师子(1109～1169)不仅注解了法称的因明论要籍《量决择论》，而且自著《量论略义去蔽论》一书。在他的著作中定义都非常精确。他把论辩思维分解为三段论的三个词项，即大项、中项和小项。在他看来，三段论的前提形式无关紧要，重要的是三个词项。他指出，辩论用一个推论式支持另一个推论式以表达一连串的思想,而第一个推论式的理由是第二个推论式的大项,如此循环直到原来的原则为止。于是，一连串的思想在他那里都可以采取以下的形式：假如有S就有P,因为有M；所以如此,因为有N；又所以如此,因为有O；如此等等。然而论敌可以反驳说：以上任何一个理由都不正确或不确定。法师子的弟子精进师子仿照老师的样子，也写了一部关于《量决择论》的注疏。13世纪萨迦派第四代祖师萨班庆喜幢(1182～1251)用便于记忆的颂体写了《正理藏论》，阐明自己的见解。他的弟子正理师子写了《正理藏论详解》，批判当时有关因明的各种说法，给学者以指归，从而在西藏得到极高的评价。明代永乐初年编西藏佛教要籍《六论》，将该著和法称的《量评释论》并列为因明的经典。14世纪末，仁达瓦(1349～1412)写了一部关于陈那因明体系总倾向的著作，从中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见解。他是宗喀巴的老师，是西藏旧因明时期的最后一位代表人物。新时期的因明作品可分为著述和课本两大类。宗喀巴写过一篇短论，题为《因明七论入门》。他的弟子贾曹杰(1364～1432)、克主杰（1385～1438）和根敦主巴（1391～1474）几乎对陈那和法称的全部著作作了注疏。当时，西藏各寺庙学校所用的因明课本，都由大喇嘛编写。宗喀巴还创立了新教"黄教"，属于新教的寺庙学校至少有10所，并各有自己的课本和学术传统。学校的因明课程学习时间为4年。
　　
　　影响和意义 　因明原著在印度虽已散佚，但在中国却保存下来。中国汉传因明以陈那的《因明正理门论》与商羯罗主的《因明入正理论》为基础，中国藏传因明则以法称的因明著作为一切学术的基础。它们不仅忠实、全面地反映了印度在因明上所取得的最高成就，而且产生了大量的注疏，推动和发展了因明研究，丰富了中国古代逻辑的内容，同时也为古代世界三大逻辑传统中的印度逻辑（见印度逻辑史）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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