补充资料：抗日民主根据地和解放区的话剧运动

    　　抗日战争时期至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的话剧运动。是中国话剧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八路军和新四军在敌后开展了广泛的游击战争，建立了许多敌后根据地。中共中央和各边区政府极其重视文艺事业，根据战争环境和农村工作的特点，在文艺宣传工作中将戏剧置于中心地位，作为教育群众、宣传抗战和发展生产的有力武器。部队在团以上单位都建立起宣传队，乡村也发动了规模空前的群众演剧活动。
　　
　　抗日民主根据地分布辽阔，相互间交通困难，这使各地区剧运的发展具有一定的独立性。
　　
　　延安是根据地戏剧运动的中心。1936年，人民抗日剧社等团体就演出了话剧和活报剧。"七七"事变后，大批进步文艺工作者奔赴延安，上海救亡演剧队也到延安演出，使延安的剧运更为活跃。1938年元旦前后，演出了《广州暴动》、《血祭上海》。接着，鲁迅艺术文学院及其实验剧团、留守兵团政治部部队艺术学校、西北文工团、抗大文工团、青年艺术剧院等团体相继成立，演出活动日益繁盛，上演了王震之的《流寇队长》以及《大丹河》、《一心堂》等剧目。至1942年，延安上演了话剧110多出， 其中首演剧目50多个。1940～1941年间，延安上演了《雷雨》、《日出》、《上海屋檐下》、《钦差大臣》、《马门教授》、《铁甲列车》、《带枪的人》、《伪君子》、《悭吝人》等中外名剧。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后，剧运转向对民族化、大众化戏剧的自觉追求。从1942～1947年,上演了30多部话剧,其中有姚仲明、陈波儿等创作的《同志，你走错了路》，吴雪、陈戈、丁洪、戴碧湘等创作的《抓壮丁》，李之华创作的《刘家父子》,陈荒煤、姚时晓创作的《粮食》等。还演出了苏联戏剧《前线》。延安还经常派出戏剧团体和干部到其他地区去开展剧运。1946年，大批戏剧工作者离开延安奔赴新解放区开展工作，揭开了解放区戏剧运动的新篇章。
　　
　　晋察冀根据地是群众剧运最活跃、创作成果最丰盛的边区。1937年底，晋察冀军区政治部抗敌剧社开始活动，接着战线、七月、冲锋、火线等各军分区的剧社竞相成立。1938、1939年间，战斗剧社和西北战地服务团先后抵达晋察冀。1939年7月,晋察冀戏剧界抗敌协会成立,提出了"战斗化、现实化、大众化"的口号,并举行了联合演出,有力地促进了戏剧创作,出现了一批表现敌后斗争生活的作品,如刘肖芜的《我们的乡村》,王犁的《慰问》,贾克的《模范公民》,刘肖芜、莫耶、张可创作的《丰收》等。与此同时，华北其他根据地的剧运也呈现出勃勃生机。主要剧社有:晋西北的120师战斗剧社、冀中的火线剧社、 晋冀鲁豫的129师先锋剧社等。1940年始,农村演剧运动发动起来了,晋察冀出现了1000余村剧团。到1942年，仅冀中、冀西地区就有村剧团3200多个,胶东地区的农村剧团和俱乐部数目已过1万。阜平高街村剧团演出了《穷人乐》，创造了用话剧、歌舞综合艺术手法演真人真事的经验。1940年后，日军集中主力进攻华北根据地，国民党当局也频频发动反共高潮。战争环境恶化，剧运难以正常开展，有的团体停止活动，有的团体则化整为零深入到游击区、敌占区去作小型的"飞行演出"，发动政治攻势，打击了敌伪，教育了人民。1942年冬，随着军事上的节节胜利，剧运进入了丰收期，涌现了大量优秀剧目，胡丹沸的《把眼光放远一点》、丁里的《子弟兵与老百姓》、胡可的《戎冠秀》、杜烽的《李国瑞》等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山东根据地的剧运也十分活跃。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中,115师战士剧社、胶东军区国防剧社、抗大一分校文工团等积极开展戏剧活动，经常举行联合公演。虞棘的《群策群力》、《气壮山河》,王汝俊的《铁牛与病鸭》，那沙的《"圣战"的恩惠》,仇戴天的《十字街头》,贾霁等创作的《过关》，都是深受群众欢迎的剧目。
　　
　　1938年1月,新四军在南昌组建军部时设立了军战地服务团戏剧组。军部移驻云岭后又成立了戏剧编导委员会，指导全军剧运。此后上海慰问团戏剧队和一些学生青年陆续加入了新四军的戏剧队伍，前方部队也纷纷成立剧社，剧运日趋活跃。1941年后，剧运更有了新的发展。主要演出团体有：华中鲁迅艺术学院戏剧班、一师战地服务团、二师抗敌剧团、四师拂晓剧团、浙东纵队政工队、新安旅行团、淮南和淮北的大众剧社等。刘保罗的《一个打十个》，李增援的《红鼻子》，吴强等集体创作的《丁赞亭》，阿英的《李闯王》，夏征农、沈西蒙的《甲申记》都深得战士的喜爱。
　　
　　
　　在华南地区，东江纵队的东江流动剧团和铁流剧团、鲁迅文艺宣传队和从事戏剧宣传的武工队在极端艰难的条件下活动,创作了多幕剧《路西一年》、《大地回春》等。在海南岛，琼崖纵队组建的歌舞团也演出了不少话剧。
　　
　　抗战胜利后，中国共产党为争取和平，让出了华中、华南的八块根据地，而向东北、华北发展。大批文艺干部从陕甘宁、山东、苏皖、广东随军北上，在新区开辟剧运,组成了东北文工一团和文工二团，华北文工团,东北民主联军总政文工团，辽东文工团，东北鲁艺一、二、三、四团等。随着战局的迅速发展，戏剧创作也表现出鲜明的阶段性：先是配合新区开发，演出了大量老解放区的剧目，接着出现了一批反映土改、支前工作的剧作，如李之华的《血债》、《反"翻把"斗争》。大批城市解放后，题材重点由农村生活移向城市生活和工业建设，陈其通的《炮弹是怎样造成的》，鲁煤、刘沧浪合作的《红旗歌》脱颖而出。此外还有一批反映部队生活的作品，如林扬等创作的《九股山的英雄》，胡可的《喜相逢》、《战斗里成长》等。
　　
　　抗日民主根据地和解放区的戏剧批评和理论建设始终与剧运实践紧密结合。从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到民族化、大众化的问题,从戏剧的手法到农村剧团的组织管理,都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解决了文艺方向、为谁服务、创作源泉和普及与提高的关系等问题，直接指导着剧运的发展。各解放区还出版了大量油印和铅印的戏剧刊物及书籍。解放区还以各种形式兴办戏剧教育事业，延安鲁艺成立后，晋西北、晋东南、华中等许多地区相继办起了鲁迅艺术学院。延安鲁艺派出大批干部开赴晋察冀开办华北联合大学文艺部，戏剧教育占主要地位。部队办起艺术干部学校，专业剧团帮助地方办起各种规模的乡艺训练班，各地还组织了许多儿童剧团和妇女剧团。
　　
　　抗日民主根据地和解放区的戏剧有着极其鲜明的艺术个性，体现了无产阶级自觉的阶级意识，劳苦大众的艺术形象成为舞台的主人。解放区的剧作表现出爱憎分明的立场、乐观高昂的斗志、淳朴真挚的情感，继承发扬红军宣传工作的传统，突出地发挥了艺术的教化功能，成为唤醒人民、鼓舞教育人民的有力武器。人民的生活和意志在戏剧中得到及时的反映，生产、支前、战斗中的英模人物直接成为创作题材，还出现了农民演农民、士兵演士兵的热潮。戏剧和生活极为密切的关系，使表导演艺术的风格自然、真实、朴实无华。这种风格熏陶了一代艺术家，如崔嵬、吴雪、田方、胡朋、陈强、陈戈、凌子风等。为适应动荡的战争环境，舞台美术创造了灵活多变的手法，或巧妙地利用有限的材料，制造出出色的剧场效果，或因地制宜地利用改造实景。钟敬之和汪洋是有成就的舞台美术家。解放区的演剧形式也是丰富多采的，常在礼堂、院落、野外等不同的场地演地。刘保罗提出"应景剧"的主张，要求加大即兴创作的成分,将观众纳入戏剧情境,更突破了一般戏剧的模式。在民族化探索过程中，地方小调、歌舞融入了话剧，深得群众喜爱。
　　
　　由于解放区的话剧创作要求迅速地配合战争和各时期的中心任务，创作中难免存在着某些公式化、概念化、简单粗陋的现象，在民族化的探索中也出现了如何坚持话剧本性的问题。但是从总体上看，这是中国话剧史上前所未有的大普及运动，并且创造出了成熟的大众话剧的形式，其创作经验和艺术风格深刻地影响着社会主义时期的中国戏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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