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经济学家一向非常重视某一事件或某一项政府措施在增加或减少一国的资本方面所起的作用，但前一章　阐明的理论大大降低了这种作用，或者毋宁说，在低利润国家，

完全消除了这种作用。我们已经看到，如果一个国家的利润较低，则证明该国人民积累资本的欲望太强了，资本增长的速度太快了，以致把生产改良和海外廉价必需品供给的
增加这两个抵消因素抛在了后面，假如不毁掉或输出每年增加的很大一部分资本，则该国便会迅速达到资本停止积累的那一点，或资本积累至少会自动放慢，从而资本的增长
不再快于生产生活必需品的技术发明。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该国资本的突然增加不伴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则这种增加是不会持久的，因为资本的突然增加会压低利润和利息，从而会相应减少当年或第二年收入中用于储蓄的部分，或者会使与此等量的资本输往国
外，或浪费在肆无忌惮的投机活动中。另一方面，突然减少资本，如果减少额不过大的话，也不会使该国真正变穷。几个月或几年之后，该国的资本数量就会恢复以前的水平。
突然减少资本会提高利润和利息，从而会刺激人们积累资本，迅速弥补减少的资本。实际上，资本突然减少带来的结果很可能只是，在一段时间内，输出的资本将减少，用于疯狂投机活动的资本也将减少。
因此，在富裕而勤俭的国家，上述观点首先会大大削弱那种反对政府为真正有价值的非生产事业花钱的论点所具有的说服力。现在，假如有人为了实现社会正义或慈善救
济方面的某一伟大目标，例如复兴爱尔兰的产业、开拓殖民地或推广公共教育，建议通过举债筹集大笔资金，政治家就用不着再担心抽走这么多资本会抽干国家财富的源泉或
者会减少劳动人口赖以为生的资本了。实现这种目标所需的费用再大，也不会使一个劳动者失业，不会使第二年少生产一尺布或一斤粮。在穷国，立法者必须悉心照料国家的
资本，必须谨防国家的资本被侵占，必须尽力鼓励积累资本，尽力鼓励输入资本。但在人口众多。农业高度发展的富国，所缺少的却不是资本，而是肥沃的土地，因而立法者
的B标便不应该是增加储蓄总量，而应该是通过改进耕作方法，或通过获取世界其他地方较为肥沃的土地的产品，来增加储蓄的报酬。在这样的国家，政府可以随意取用一部
分资本作为岁入花费，而不会影响国家的财富，因为所取用的全部资本或者来自每年否则会输往国外的储蓄，或者来自下一年或第三年私人的非生产性支出，政府每花费100
万镑，都会促使人们再储蓄100万镑，而不致使资本外流。因此，当所要达到的目标值得花许多钱，值得让人民的日常生活享受作出牺牲时，若有人在经济上反对直接从资本
中取用所需的资金，那唯一站得住脚的理由，便是为了偿付国债利息而课税会带来种种
不便。
人们通常反对通过移民来救助劳动阶级的一个理由是，移民国外需要支付费用，如果带出国的资本同移民的人口一样多，那么劳动者是不舍得到什么好处的。根据前一章　
阐述的理论，我们知道，这种反对论点是不值一驳的。我认为，即使就最大规模的殖民运动来说，现在也没有谁会再认为，多少人移居国外，就会有多少资本被带走，而且即
使接受那一站不住脚的假设，认为劳动阶级得不到好处也是错误的。假如英格兰十分之一的劳动者迁往殖民地，并带走国内十分之一的流动资本，那么资本和人口对肥沃土地
的压力就会减轻，从而工资或者利润便会大大受益，或两者都大大受益。对粮食的需求会减少，较差的耕地不再被耕种，而变成牧场；较好的耕地不再被过度耕种，带来的报
酬相应提高；粮食价格下降，虽然货币工资不会提高，但每个劳动者的生活状况都会得到很大改善；如果人口不随之增加，工资不随之下降的话，则这种改善将是永久性的；
而如果人口增加，工资随之下降的话，则资本将开始增加，补上所损失的资本。只有地主会在收入上遭受某种损失，但甚至地主，也只有当殖民活动实际减少资本和人口时才会遭受损失，如果殖民活动带走的仅仅是每年增加的资本和人口，地主是不会遭受损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