补充资料：悟因法师（1940年～

【悟因法师（194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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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民国六十九年(西元1980年)创办香光尼众佛学院，从事僧伽教育至今，孜孜矻矻地走过二十多个寒暑，依然默默的戮力于培育佛教人才、提升佛教文化的志业，这是悟因法师无怨无悔的坚持。
　　出家、修学阶段
　　悟因法师俗姓陈，民国廿九年(公元1940年)生于台湾台中清水。时为昭和十五年，日本军阀在台湾的统治已是强弩之末。当时台湾佛教并存著日本式的佛教，龙华、金童、先天等斋教；战后，跟随国民政府撤退来台的中国僧侣，陆续建立圆顶受戒、清修弘法的中国佛教。就僧伽教育而言，虽有觉力、善慧、本源等大德努力弘法，日据时期的台湾佛教仍以日式为主导，台湾方面则是以吃斋为特色，对佛教的了解一直被钳制著。光复后始有慈航、白圣、印顺等法师陆续创设台湾、三藏、福严等佛学院。台湾僧伽教育遂从草创走向丰盛。成长于剧烈变迁中的社会，法师目睹、参与了台湾佛教的变革。
　　法师出身士族，父亲任职邮务，母亲持家勤谨，皆笃信佛教。师彰化女中毕业后，随双亲迁居台北。一次，在台北新公园见僧侣浴佛庆佛诞，有别于民间宗教的喧哗，又别于基督教的一神排外，遂慕道而逐渐接触佛教经典和法师，民国四十六年依止新竹灵隐寺明宗法师披剃。时年十八。翌年适逢八二三炮战胜利。台湾历经殖民、战乱的洗礼，全国上下同仇敌忾一心建设新中国的时代背景，让法师坚志出家修佛，虽出家却更走入民间关怀芸芸众生。
　　法师出家后受学于白圣长老，于白老创办的中国佛教三藏学院修学，二十岁受具足戒。修业期间，受白老器重常请为复讲。民国五十二年佛学院毕业，即于彰化善德堂开讲《遗教三经》。同年依止高雄兴隆寺天乙法师。后历任戒场引赞、大专女青年斋戒学会讲师、台北圆通学苑监院，并于民国六十五年获文化大学文学学士学位。翌年十月游学夏威夷。后以考察佛教发展，亦数游参访日、韩、东南亚、美加、东欧等地。法师受白圣长老、天乙法师影响颇深，以培育尼僧伽、领导尼僧伽姐妹推动佛教教育、文化志业为职志，至今随学比丘尼弟子百余人，座下人才辈出，被誉为高学历的比丘尼僧团，受学的信众遍及海内外。
　　教育哲学：对个人、僧伽、社会的总体关怀关怀众生的悲苦，鼓励走出九二一震灾的阴影
　　整体而言，法师对僧伽教育的建构，目标是比丘尼的养成，而其教育哲学是建基于对个人、僧伽、社会的总体关怀。
　　“僧伽的存在必需是社会需要的。因此作为一个宗教师除了勤学修道以求个人烦恼的解脱，同时要有救济众生、净化社会的使命，不忘宗教对社会、人类的奉献与服务的功能。”这看似浅显易见的道理，却是时代背景下强烈的批判与反省，也是法师推动僧伽教育的核心理念！原来在民国五、六十年代，寺院多以务农为生、以经忏引度众生。在兴隆寺亦有水田四甲。一日耕作之际，师遥望对面一所天主教所办的学校的修女们倚栏杆远眺，发现天主教推动教育工作是如此亲切，省视当代佛教大抵抱持“不作不食”箴言，却陷于“闭门农耕与经忏”，无暇于芸芸众生的教导。自觉出家人的使命在住持佛法，除现状外，宜开拓更宽广的管道，遂决定以僧伽教育做为终生奉献的坛城，发愿“让佛教重新回到教育的岗位”！
　　佛陀曾以十句话说明建僧的目的，悟因法师将内容归纳为三大类：一、让僧安住，安心修行、奉献；二、社会认同僧团，僧人才能在世间安住，佛教才能在世间永传；三、以走向解脱为最终的理想。“僧团与社会的安定与否是身为宗教师永远要关心的课题。”从个体与群体相依相存的关系，悟因法师激励尼僧伽姐妹共同负起住持佛法的使命：“佛陀的教法是人类智慧的最高精华，如果不弘传是整个社会大众的损失！”
　　个人的发展从关怀社会出发，肯定佛法能净化人心；对社会的奉献、服务，相对的能获得社会的认同与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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