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人墓碑记》

作者：张溥

本文写的是明末天启六年(1626)三月苏州市民反抗阉党的斗争。

明朝末年，宦官魏忠贤专权，阉党当政。他们网罗党羽，排斥异己，杀戮大臣，欺压人民，暴虐无道，形成了“钩党之捕遍于天下”的局面。当时以江南士大夫为首的东林党人，主张开放言路，改良政治。他们多次上疏弹劾魏忠贤，斗争非常激烈。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对东林党人进行残酷迫害，杨涟、左光斗、魏大昌等相继被杀。天启六年(1626)，魏忠贤又派爪牙到苏州逮捕周顺昌，苏州市民群情激愤，奋起反抗，发生暴动。事后，统治者大范围搜捕暴动市民，市民首领颜佩韦等五人为了保护群众，挺身投案，英勇就义。次年，崇祯皇帝即位，罢黜魏忠贤，魏畏罪自缢，阉党失败，周顺昌得以昭雪。为了纪念死去的五位烈士，苏州人民把他们合葬在城外虎丘山前面山塘河大堤上，称为“五人之墓”。张溥于崇祯元年(1628)写下这篇《五人墓碑记》。碑记，又称碑志，记述死者生前的事迹，评价、歌颂其功德，刻在墓碑上。

原文：

五人墓碑记①

五人者，盖当蓼洲周公之被逮②，激于义而死焉者也。至于今，郡之贤士大夫请于当道③，即除魏阉废祠之址以葬之④；且立石于其墓之门，以旌其所为⑤。呜呼，亦盛矣哉！

夫五人之死，去今之墓而葬焉⑥，其为时止十有一月耳。夫十有一月之中，凡富贵之子，慷慨得志之徒，其疾病而死，死而湮没不足道者，亦已众矣，况草野之无闻者欤！独五人之嗷嗷⑦，何也？

予犹记周公之被逮，在丁卯三月之望⑧。吾社之行为士先者⑨，为之声义⑩，敛赀财以送其行，哭声震动天地。缇骑按剑而前(11)，问“谁为哀者？”众不能堪(12)，扶而仆之(13)。是时以大中丞抚吴者为魏之私人(14)，周公之逮所由使也；吴之民方痛心焉，于是乘其厉声以呵(15)，则噪而相逐(16)，中丞匿于溷藩以免(17)。既而以吴民之乱请于朝，按诛五人(18)，曰颜佩韦、杨念如、马杰、沈扬、周文元，即今之傫然在墓者也(19)。

然五人之当刑也，意气扬扬，呼中丞之名而詈之(20)，谈笑以死。断头置城上，颜色不少变。有贤士大夫发五十金买五人之脰而函之(21)，卒与尸合。故今之墓中，全乎为五人也。

嗟夫！大阉之乱(22)，缙绅而能不易其志者(23)，四海之大，有几人欤？而五人生于编伍之间(24)，素不闻诗书之训，激昂大义，蹈死不顾，亦曷故哉(25)？且矫诏纷出(26)，钩党之捕遍于天下(27)，卒以吾郡之发愤一击，不敢复有株治(28)；大阉亦逡巡畏义(29)，非常之谋，难于猝发(30)，待圣人之出而投缳道路(31)，不可谓非五人之力也。

由是观之，则今之高爵显位，一旦抵罪(32)，或脱身以逃，不能容于远近，而又有剪发杜门，佯狂不知所之者(33)，其辱人贱行(34)，视五人之死，轻重固何如哉？是以蓼洲周公，忠义暴于朝廷(35)，赠谥美显(36)，荣于身后；而五人亦得以加其土封(37)，列其姓名于大堤之上，凡四方之士，无有不过而拜且泣者，斯固百世之遇也(38)。不然，令五人者保其首领以老于户牖之下(39)，则尽其天年，人皆得以隶使之(40)，安能屈豪杰之流(41)，扼腕墓道(42)，发其志士之悲哉！故予与同社诸君子，哀斯墓之徒有其石也，而为之记，亦以明死生之大(43)，匹夫之有重于社稷也(44)。

士大夫者，冏卿因之吴公(45)，太史文起文公(46)，孟长姚公也(47)。

注释：

①本文作于明崇祯元年(1628)。天启年间，宦官魏忠贤专权，网罗遍天下，以残暴手段镇压东林党人。天启七年(1627)，派人到苏州逮捕曾任吏部主事、文选员外郎的周顺昌，激起苏州市民的义愤，爆发了反抗宦官统治的斗争。本文是为这次斗争中被阉党杀害的五位义士而写的碑文。文章议论随叙事而入，感慨淋漓，激昂尽致，题外有情，题外有旨，开人心胸。

②蓼(liǎo了)洲周公：周顺昌，字景文，号蓼洲，吴县(今苏州)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