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guild ethics
行会伦理
2) social ethics
社会伦理
1.
There exists a complex dynamic relation between social ethic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which should be linked to the advance of social ethics.
社会伦理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动态关系,经济发展应与伦理进步相结合。
2.
The responsibility, a universal concept of both humanity and social ethics, is rich in its content.
责任作为一个普遍的人性概念和社会伦理概念,包含着极其丰富的内容。
3.
This research explores in which way the social ethics of the public P.
其中探讨公共体育的社会伦理对人新品质的影响,梳理人在公共体育活动发生的社会伦理变迁,厘清公共体育的社会伦理对人深层的意蕴,指出公共体育的社会伦理既自律又他律的哲学本质,具有理论和实践的意义。
3) accounting ethics
会计伦理
1.
Firstly,the paper analyzes the relationship and difference among the accounting ethics,accounting morality and accounting law.
会计伦理是会计与伦理交叉的边缘概念,它与会计道德和会计法规在概念和约束机制上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2.
Accounting ethics plays an indispensable role in the accounting profession s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 process.
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石是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全面和谐,而经济社会的和谐,离不开会计提供的正确信息资源,即和谐社会的建立需要会计的和谐给予支持和保障,而会计伦理的提出则是为促进会计和谐注入的一道精神力量。
3.
The reformation of China\'s accounting education must be expanded to the future accounting professionals to enforce their edueation of humanities and humanity idea of accounting,including accounting ethics.
我国会计教育的变革必须扩充对未来会计专业人员所需的人文科学和人本会计思想的传授,其中就包括会计伦理教育。
4) social ethic
社会伦理
1.
Abandoning Private Ownership——Historical Examination of Concepts of Society, Social Ethic and Socialism;
扬弃私有制——对社会、社会伦理、社会主义概念的历史考察
2.
Folktale and Social Ethic An analysis of texts of Gencun oral narratives;
民间故事与社会伦理——以耿村故事文本为对象
5) ethic society
伦理社会
1.
China s modern enlightenment should eliminate out-dated traditions, use modernization mode of the West, establish legal right state of individuals in society, promote the change from traditional ethic society to modern urban inhabitants society and eventually create favorable conditions for man’s further development and.
目前,中国的现代性启蒙就是要在扬弃传统的基础上,参照西方社会的现代化模式,确立社会成员个体独立的法权状态,促使传统伦理社会向现代市民社会转变,从而为人的进一步发展与完善创造条件。
2.
In traditional China, the society is an ethic society of the isomorphic of family and state on the base of consanguinity patriarchal clan system.
中国传统社会是以血缘宗法为基础的家国同构的伦理社会 ,无论是经济的、政治的 ,还是文化的、自然的 ,都以血缘人伦关系为主导 ,通过血缘伦理社会化、社会血缘伦理化的双向同化 ,达致家国同构、君父同格的社会架构 ,形成了沿袭千年的臣民道德、君王意识和威权意
6) ethical society
伦理社会
1.
Chinese society is an ethical society.
中国社会是伦理社会,这是对中国社会性质的一种界定与基本认识。
补充资料：商业行会
清代商人同业行帮组织。
商业行会的两大类型 同一个城市中由同业结合组成的行会，是清代商业行会组织的基本形式。例如钱庄业中上海的南市钱业公所和北市钱业会馆；药业中苏州的太和公所；布业中广州的南海布行会馆纯俭堂，等等，都属于这一类型。
按地域划分帮口，是清代商业行会组织的另一结合形式。在内地中小城市，外省商人大多各按本籍组成商帮会馆,最常见的是：粤商有岭南会馆,一名南华馆；闽商有天后宫；江西商帮有豫章会馆，一名万寿宫，湖南商人有禹王宫，陕商有三元庙，豫商有中州会馆，等等。有些城市,外省商人往往因本籍人数较少,也有按省籍采取联合组织的。如在广西梧州的江苏、安徽、江西、浙江四省商人，合建有三江两浙会馆。在商业发达的城市，这类商帮行会组织内部分帮分业也比较细致。如在汉口，江西各商帮还分别建立有南城公所、抚州会馆和临江会馆。同时，按地域结合的商帮行会,有的是同业组织,有的是不同行业的联合组织。1882～1891年，据海关在十八个重要城市的不完全调查，由各省商帮按地域组成的会馆、公所，以苏州和广州最多，次为芜湖、上海、沙市、汉口、福州，再次为重庆、宜昌、九江、蒙自、天津、琼州、梧州、龙川、沈阳、盖平、牛庄。这类会馆公所，最初建立的目的是为了维护远离乡土从事省际贸易的行商坐贾的切身利益,后来逐步发展成为在政治、经济和社会各方面很有影响的重要组织。如在重庆，有名的八省会馆各帮首事常与当地官吏共同参预地方税务等公共事务。
在同一城市里，这两类商业行会并存。海关的调查资料表明，上海除了十六个商帮会馆外，有二十五个同业公所。重庆既有八个属于省籍的商帮会馆，又有十二个同业公所。梧州既有按商帮籍贯组成的三个会馆，又有按行业组成的十个同业行会。在同一城市里，商业行会采取不同的组织形式，固然反映了商业资本在营运上分工的发达，同时也是行会商人为了争夺商业利润，对市场分割直接造成的后果。
商业行会的职能 行会主要通过行规的强制性作用，从流通环节上调剂商品的买卖，限制彼此的自由竞争。
为了控制当地市场的交易，行会竭力限制外来商贩；有些中介商的行会对外来客商贩运到埠的大宗商货，不许有关同业"私买私卖",必须投行入店发卖。同时,为排除内部的竞争，行会通常采取制定度量衡标准，并由行会共同校准，不许同业私自增减轻重出入；划一货价银码，只能由行会定期公议，酌量增减价目。此外，还规定结帐（收交）日期及抽取行用标准的限制，以及对帮伙（客师）学徒和主雇关系的种种约束。
各业商帮行会固然多以成文的行规体现它的强制性，但是有的行会，如汕头的漳潮会馆,名曰"万年丰",外人称之为汕头公所,买卖行规一般多不见诸明文,与同帮商人之间达成的默契和交易惯例，同公布的规章有同等约束力。尽管清代各业行会在某些方面有不少差异，但各业商帮行会所议定的行规内容所反映的强制作用大多基本相同，这就明显地表现了行会职能具有一致性的特点。
商业行会与官府、外商的关系 太平天国失败后的三十年间，行会经历一个恢复重建的阶段。商业行会与官府依然保持相互为用的关系：①官府利用行会组织包办厘捐（即厘金），负责认捐包缴，然后由各业行会按所定厘捐核额向同行摊征，或按各行店营业额分别认缴，定期收解厘捐局，保证了封建政府财政税收的稳定。行会并从中取得各种特权，进一步扩大了它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权力，对有关本行业的买卖经营的控制愈益加强。如上海的浙湖绉业公所甚至因此造成了对湖绉营运的垄断。②官府利用行会组织承差，恢复官署的修建铺设和城市的公共工程。承差是封建官府对民间工商业者进行徭役剥削的一种方式。有关商业行会也有供应差物差货的义务。由于官府经常给价不足或根本不给，往往须由行会"赔贴"，有的行业便有帮差钱的征收，有的行业则以入会金来"赔贴差务"。为了均摊差务，不少行会在公同议定的行规中又把履行差务作为一种强制性的手段，使差徭强制和行会强制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各业行规中往往载有所谓"违者禀究"，意指违反行规，禀官究办。这使行规具有同法令一样的约束力。③官府还利用行会组织管理城市工商业者，负责"约束"，使其起着保甲稽查的作用，借以巩固城市封建统治。在封建行会势力和封建官府势力之间，往往也存在着一定的矛盾和斗争。例如苛重的厘捐榨取，以及税收胥吏的额外殊求，曾在光绪年间引起天津和汕头的商人运用公所有组织的力量，以齐行的方式进行罢市反对。
这一时期，商业行会特别是与经营进出口正常贸易有关的行业，同外国洋行商人既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又有着深刻的矛盾。由于洋商在华享有不平等条约赋与的特权，行会虽不可能把它从当地市场完全排斥出去，但为了限制洋商在买卖各方面"不遵通商章程，任意作难，格外取巧"，通常采取"讼理"或"停交"的抵制。当然这种斗争仍具有不彻底性和妥协性。即使这样，由于各通商口岸有关商帮行会在当地市场上从内部和外部坚持了不懈的抵制斗争，1896～1897年英国有一个商会访华团报告中证实：他们在温和而坚决的经济绝交的情况下，不得不屈从公所提出的要求。
同时，商业行会为了限制兴起中的新式工业企业在市场上自由地收购生产原料和出售产品，曾从中力图施加干预和阻挠。这是行会商人为了在市场上同工业资本家争夺利润或分割利润进行斗争的反映。
清代后期。中国社会处在半封建半殖民地演变过程，当时的行会组织亦发生变化。光绪二十九年底（1904年1月）,清朝政府商部奏准仿照欧美、日本资本主义国家的商会组织，颁布《商会简明章程》，明令各省城市旧有商业行会、公所或会馆等名目组织，一律改组为商会。此后，商业行会逐步改变了传统的封建性质，具有了资产阶级组织的鲜明特色。
商业行会的两大类型 同一个城市中由同业结合组成的行会，是清代商业行会组织的基本形式。例如钱庄业中上海的南市钱业公所和北市钱业会馆；药业中苏州的太和公所；布业中广州的南海布行会馆纯俭堂，等等，都属于这一类型。
按地域划分帮口，是清代商业行会组织的另一结合形式。在内地中小城市，外省商人大多各按本籍组成商帮会馆,最常见的是：粤商有岭南会馆,一名南华馆；闽商有天后宫；江西商帮有豫章会馆，一名万寿宫，湖南商人有禹王宫，陕商有三元庙，豫商有中州会馆，等等。有些城市,外省商人往往因本籍人数较少,也有按省籍采取联合组织的。如在广西梧州的江苏、安徽、江西、浙江四省商人，合建有三江两浙会馆。在商业发达的城市，这类商帮行会组织内部分帮分业也比较细致。如在汉口，江西各商帮还分别建立有南城公所、抚州会馆和临江会馆。同时，按地域结合的商帮行会,有的是同业组织,有的是不同行业的联合组织。1882～1891年，据海关在十八个重要城市的不完全调查，由各省商帮按地域组成的会馆、公所，以苏州和广州最多，次为芜湖、上海、沙市、汉口、福州，再次为重庆、宜昌、九江、蒙自、天津、琼州、梧州、龙川、沈阳、盖平、牛庄。这类会馆公所，最初建立的目的是为了维护远离乡土从事省际贸易的行商坐贾的切身利益,后来逐步发展成为在政治、经济和社会各方面很有影响的重要组织。如在重庆，有名的八省会馆各帮首事常与当地官吏共同参预地方税务等公共事务。
在同一城市里，这两类商业行会并存。海关的调查资料表明，上海除了十六个商帮会馆外，有二十五个同业公所。重庆既有八个属于省籍的商帮会馆，又有十二个同业公所。梧州既有按商帮籍贯组成的三个会馆，又有按行业组成的十个同业行会。在同一城市里，商业行会采取不同的组织形式，固然反映了商业资本在营运上分工的发达，同时也是行会商人为了争夺商业利润，对市场分割直接造成的后果。
商业行会的职能 行会主要通过行规的强制性作用，从流通环节上调剂商品的买卖，限制彼此的自由竞争。
为了控制当地市场的交易，行会竭力限制外来商贩；有些中介商的行会对外来客商贩运到埠的大宗商货，不许有关同业"私买私卖",必须投行入店发卖。同时,为排除内部的竞争，行会通常采取制定度量衡标准，并由行会共同校准，不许同业私自增减轻重出入；划一货价银码，只能由行会定期公议，酌量增减价目。此外，还规定结帐（收交）日期及抽取行用标准的限制，以及对帮伙（客师）学徒和主雇关系的种种约束。
各业商帮行会固然多以成文的行规体现它的强制性，但是有的行会，如汕头的漳潮会馆,名曰"万年丰",外人称之为汕头公所,买卖行规一般多不见诸明文,与同帮商人之间达成的默契和交易惯例，同公布的规章有同等约束力。尽管清代各业行会在某些方面有不少差异，但各业商帮行会所议定的行规内容所反映的强制作用大多基本相同，这就明显地表现了行会职能具有一致性的特点。
商业行会与官府、外商的关系 太平天国失败后的三十年间，行会经历一个恢复重建的阶段。商业行会与官府依然保持相互为用的关系：①官府利用行会组织包办厘捐（即厘金），负责认捐包缴，然后由各业行会按所定厘捐核额向同行摊征，或按各行店营业额分别认缴，定期收解厘捐局，保证了封建政府财政税收的稳定。行会并从中取得各种特权，进一步扩大了它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权力，对有关本行业的买卖经营的控制愈益加强。如上海的浙湖绉业公所甚至因此造成了对湖绉营运的垄断。②官府利用行会组织承差，恢复官署的修建铺设和城市的公共工程。承差是封建官府对民间工商业者进行徭役剥削的一种方式。有关商业行会也有供应差物差货的义务。由于官府经常给价不足或根本不给，往往须由行会"赔贴"，有的行业便有帮差钱的征收，有的行业则以入会金来"赔贴差务"。为了均摊差务，不少行会在公同议定的行规中又把履行差务作为一种强制性的手段，使差徭强制和行会强制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各业行规中往往载有所谓"违者禀究"，意指违反行规，禀官究办。这使行规具有同法令一样的约束力。③官府还利用行会组织管理城市工商业者，负责"约束"，使其起着保甲稽查的作用，借以巩固城市封建统治。在封建行会势力和封建官府势力之间，往往也存在着一定的矛盾和斗争。例如苛重的厘捐榨取，以及税收胥吏的额外殊求，曾在光绪年间引起天津和汕头的商人运用公所有组织的力量，以齐行的方式进行罢市反对。
这一时期，商业行会特别是与经营进出口正常贸易有关的行业，同外国洋行商人既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又有着深刻的矛盾。由于洋商在华享有不平等条约赋与的特权，行会虽不可能把它从当地市场完全排斥出去，但为了限制洋商在买卖各方面"不遵通商章程，任意作难，格外取巧"，通常采取"讼理"或"停交"的抵制。当然这种斗争仍具有不彻底性和妥协性。即使这样，由于各通商口岸有关商帮行会在当地市场上从内部和外部坚持了不懈的抵制斗争，1896～1897年英国有一个商会访华团报告中证实：他们在温和而坚决的经济绝交的情况下，不得不屈从公所提出的要求。
同时，商业行会为了限制兴起中的新式工业企业在市场上自由地收购生产原料和出售产品，曾从中力图施加干预和阻挠。这是行会商人为了在市场上同工业资本家争夺利润或分割利润进行斗争的反映。
清代后期。中国社会处在半封建半殖民地演变过程，当时的行会组织亦发生变化。光绪二十九年底（1904年1月）,清朝政府商部奏准仿照欧美、日本资本主义国家的商会组织，颁布《商会简明章程》，明令各省城市旧有商业行会、公所或会馆等名目组织，一律改组为商会。此后，商业行会逐步改变了传统的封建性质，具有了资产阶级组织的鲜明特色。
说明：补充资料仅用于学习参考，请勿用于其它任何用途。
参考词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