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politics in early Tang Dynasty
唐初政治
2) politic al culture of the early and flourishing years of the Tang Dynasty
初盛唐政治文化
3) political culture of early Tang dynasty
初唐政治文化
6) politics in early Ming Dynasty
明初政治
补充资料:德国17~19世纪初政治思想
德国资本主义形成时期的政治思想。德国政治上的长期分裂,严重阻碍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从市民等级中产生的资产阶级,分散、软弱、依附于封建的政治势力。18世纪末法国大革命曾激发了德国资产阶级的政治热情,但随着革命的深入,他们害怕革命威胁自身的利益和安全,表现出既对封建制度不满,要求政治上统一的愿望,又害怕人民群众革命行动的两重性。
17世纪末的启蒙运动是德国近代政治思想的开端。以S.von普芬多夫和 C.沃尔夫为代表的自然法学家摆脱了宗教神学的束缚,完成了使政治思想世俗化的任务。他们把资产阶级的理性主义、人道主义视为自然法的基础,主张实行开明君主制度,同时强调等级代议制度的必要性。沃尔夫把趋利向善、避恶弃劣当作人的本性,认为这一原则是人类行为的自然法则。他把国家的起源归结为家族间的契约,认为国家的使命是促进人民的共同幸福。他相信,在明智君主的保护下,公民会获得表现个人才能的自由。
18世纪末,在法国启蒙思想的影响和法国大革命的冲击下,德国思想界产生了以历史法学派和德国古典哲学家为代表的两种相悖的政治思想。历史法学派的主张反映了封建贵族势力的要求。其代表人物有:G.胡果和F.K.von 萨维尼。他们认为,法律是民族精神的体现,是历史习俗的积聚,是自发的不受主观意志支配的。法的历史是某些原则自动地、缓慢演进的过程,这些原则潜在于民族精神之中。据此他们反对自然法学说和理性主义,认为它们是超经验的假设。他们试图用法律是"民族共同意识"的体现的观点掩饰封建法律制度的本质。在实践上,历史法学派主张尊重以往的一切政治法律制度,反对改革,断言时代没有提出重新立法的使命,反对德国人民希望统一和制定统一法典的要求。与此同时,启蒙思想和法国大革命也塑造了近代德国资产阶级的政治思想,代表人物是德国古典哲学家I.康德、J.G.费希特和G.W.F.黑格尔。康德接受了法国启蒙思想,并把法国革命的理论变成德国的伦理道德学说。他赞美自由、平等、人权的原则,崇尚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但又把它们推到"彼岸世界",认为实现它们的唯一道路是用"善良意志"、"道德律令"劝人为善。他继承了启蒙思想家的社会契约论。费希特的思想具有鲜明的民主主义倾向。他深受J.-J.卢梭学说的影响,表达了反对封建专制、争取自由、民主的强烈要求。在拿破仑战争期间,他阐发了反抗侵略战争、统一和复兴德意志民族的爱国主义思想。晚年,他热衷于国家主义,强调普及教育、提高人民的民族意识。黑格尔是近代德国政治思想的集大成者,在《法哲学原理》一书中,系统地表述了德国资产阶级的国家哲学。他通过唯心主义的哲学体系、运用抽象思辨的方法探讨了国家的本质及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并竭力抬高国家的地位,表现了国家主义倾向。在国家制度上,他主张君主立宪制,寄希望于普鲁士王国来实现德国的统一和改革。19世纪30年代,代表德国自由资产阶级的青年黑格尔学派和唯物主义哲学家L.A.费尔巴哈,虽然对普鲁士王国的封建专制制度不满,但却把批判的理论局限在宗教领域和伦理道德的范围内。
德国这一时期的政治思想是以新兴资产阶级探索自身解放道路为主流的,是"法国革命的德国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00页)。尽管这种政治理论具有一定的保守主义色彩,但在思想方法上却摆脱了17~18世纪政治思想中机械、孤立、静止地看待国家问题的倾向,开始用历史的、发展的和联系的观点探索国家问题,使人类对政治的认识前进了一大步,为马克思主义国家观的产生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料,在政治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17世纪末的启蒙运动是德国近代政治思想的开端。以S.von普芬多夫和 C.沃尔夫为代表的自然法学家摆脱了宗教神学的束缚,完成了使政治思想世俗化的任务。他们把资产阶级的理性主义、人道主义视为自然法的基础,主张实行开明君主制度,同时强调等级代议制度的必要性。沃尔夫把趋利向善、避恶弃劣当作人的本性,认为这一原则是人类行为的自然法则。他把国家的起源归结为家族间的契约,认为国家的使命是促进人民的共同幸福。他相信,在明智君主的保护下,公民会获得表现个人才能的自由。
18世纪末,在法国启蒙思想的影响和法国大革命的冲击下,德国思想界产生了以历史法学派和德国古典哲学家为代表的两种相悖的政治思想。历史法学派的主张反映了封建贵族势力的要求。其代表人物有:G.胡果和F.K.von 萨维尼。他们认为,法律是民族精神的体现,是历史习俗的积聚,是自发的不受主观意志支配的。法的历史是某些原则自动地、缓慢演进的过程,这些原则潜在于民族精神之中。据此他们反对自然法学说和理性主义,认为它们是超经验的假设。他们试图用法律是"民族共同意识"的体现的观点掩饰封建法律制度的本质。在实践上,历史法学派主张尊重以往的一切政治法律制度,反对改革,断言时代没有提出重新立法的使命,反对德国人民希望统一和制定统一法典的要求。与此同时,启蒙思想和法国大革命也塑造了近代德国资产阶级的政治思想,代表人物是德国古典哲学家I.康德、J.G.费希特和G.W.F.黑格尔。康德接受了法国启蒙思想,并把法国革命的理论变成德国的伦理道德学说。他赞美自由、平等、人权的原则,崇尚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但又把它们推到"彼岸世界",认为实现它们的唯一道路是用"善良意志"、"道德律令"劝人为善。他继承了启蒙思想家的社会契约论。费希特的思想具有鲜明的民主主义倾向。他深受J.-J.卢梭学说的影响,表达了反对封建专制、争取自由、民主的强烈要求。在拿破仑战争期间,他阐发了反抗侵略战争、统一和复兴德意志民族的爱国主义思想。晚年,他热衷于国家主义,强调普及教育、提高人民的民族意识。黑格尔是近代德国政治思想的集大成者,在《法哲学原理》一书中,系统地表述了德国资产阶级的国家哲学。他通过唯心主义的哲学体系、运用抽象思辨的方法探讨了国家的本质及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并竭力抬高国家的地位,表现了国家主义倾向。在国家制度上,他主张君主立宪制,寄希望于普鲁士王国来实现德国的统一和改革。19世纪30年代,代表德国自由资产阶级的青年黑格尔学派和唯物主义哲学家L.A.费尔巴哈,虽然对普鲁士王国的封建专制制度不满,但却把批判的理论局限在宗教领域和伦理道德的范围内。
德国这一时期的政治思想是以新兴资产阶级探索自身解放道路为主流的,是"法国革命的德国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00页)。尽管这种政治理论具有一定的保守主义色彩,但在思想方法上却摆脱了17~18世纪政治思想中机械、孤立、静止地看待国家问题的倾向,开始用历史的、发展的和联系的观点探索国家问题,使人类对政治的认识前进了一大步,为马克思主义国家观的产生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料,在政治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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