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Chinese population modernization
中国人口现代化
1.
The presentation of Chinese population modernization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country s population development.
提出中国人口现代化问题对中国人口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但由于尚缺乏量化分析指标而给人们认识、研究人口现代化和推进人口现代化进程带来困难。
4) Chinese modern literary theory
中国现代文学理论
1.
Lu Xun s translation and his attempt in creation erected a modem consult to the Chinese modern literary theory construction.
鲁迅对《苦闷的象征》的译介及其在创作中的尝试为中国现代文学理论建设树立了现代性的文学参照。
5) Chinese rational culture's modernization
中国理性文化现代化
6) social modernization theory of China
中国社会现代化理论
1.
As an important field in the research of social modernization theory of China at present,citizen s social theory tak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ety and nation as the core,trying to provide China the top-down thinking of modernization development.
市民社会理论研究是当前中国社会现代化理论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的领域。
补充资料：中国近现代人口思想
泛指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近现代文献中论述的有代表性的有关人口问题的基本观点和主张。包括1949年以前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各个阶级的代表人物的人口思想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主要的人口理论观点。中国近现代人口思想大都围绕着人口过剩问题，分析、探讨它与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的关系，并寻求解决的根本途径。
地主阶级改革派的代表人物龚自珍认为，当时中国人口日多,特别是浮民、惰民日增,这是"衰世"的表现。为了解决人口过剩问题，他主张实行"农宗"的受田制度,使人口不脱离土地,并恢复宗法关系的自然经济；此外，还主张把浮民送到西北地区去垦荒。汤鹏（1801～1844）也认为当时患贫的主要原因是浮民太多。主张使浮民参加农业生产，并杜绝土地兼并，保护男耕女织的小农经济。地主阶级顽固派的谋士汪士铎(1814～1889)在《乙丙日记》中断言人多是"世乱之由"。他认为"人多则穷",就会铤而走险以"为乱"；人多则素质劣,就会愚而作乱。他提出，解决问题的根本方法是减少人口，甚至要减去十之七八，最简便的办法是用死刑、连坐、族株等大量杀人。他已看到女多则生育人口多，主张减少女婴，强迫贫民溺杀女婴；还主张对家有两女或三子的加倍征收赋税。他反对早婚，反对再婚，主张增加僧尼以减少婚配；并最先提出用冷药避孕和鼓励堕胎等办法节制生育。
资产阶级改良派主张效法西方实现工业化以求富强，采用机器、兴办工商业和交通事业，来为贫民提供就业机会。薛福成出使英、法等国后，改变了原有的"人多致贫"的观点，认为西欧人口密度虽大于中国，但因能开辟生财之源，所以无人满之患，主张学习西方善用机器的殖财养民之法。严复从物竞天择的观点去理解T.R.马尔萨斯人口论，认为中国人口量多质劣，难与西方抗衡，主张变法，提倡优生。他还把中国历史上的治乱归因于人口增减变动。梁启超则批评了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他说"人口之增加以几何级数,实属杜撰",并指出它已成为西方列强推行殖民政策以维持其统治的论据。他认为早婚有五害："害于养生"、"害于传种"、"害于养蒙"、"害于修学"、"害于国计"(《禁早婚议》)。因此，他积极提倡晚婚，认为愈文明愈晚婚。
近代中国民主革命派和进步思想家都批判马尔萨斯人口论和"人多致乱"的观点。孙中山曾痛斥马尔萨斯人口论为亡国灭种的谬论，认为人口增减关系到民族的存亡，并主张"平均地权"、"节制资本"解决民生问题，增强政治力与经济力以振兴中华。廖仲恺认为在文明进步的国家里，人口和生活资料的比例关系正与马尔萨斯的论断相反,而且中国的问题不是"人满之患",而是"民穷财尽"，其根源在于地主阶级对土地的垄断和对农民的剥削。李大钊也曾严厉批判马尔萨斯人口论，认为它"助长战争之恶"而且充满错误：一是与事实不符，二是忽视生产力是无限的，三是忽视文明之进步可与"土地报酬递减之律"相抗，四是把战争说成是人口过剩的必然结果，潜滋人类"贫惰之根性"。
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学者也有人信奉马尔萨斯人口论，陈长蘅曾主张"人多致贫"的观点，断言中国民贫的最大原因是"人民孳生太繁，地力有限，生育无限"，如果不节制生育，"则人口之增加恒速于财富之增加，虽实业兴,财源辟,人民将贫困如故"（《中国人口论》）。他提倡实行晚婚节育，实现"时中的人口密度"。
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阐明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人口问题的根源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在中国民主革命即将胜利之际，毛泽东批判了马尔萨斯主义观点，指出革命加生产就能解决中国人口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毛泽东又指出："我国人多，是好事，当然也有困难"（《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87页），并且明确提出人口不能无计划增长，必须实行计划生育。当然，他对中国人口问题也有过一些不切实际的说法，这些说法曾一度被理解为人口愈多愈好。
在社会主义社会也有可能存在人口问题，最先提出这个主张的是经济学家马寅初。1955年他明确提出，中国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也有必要控制人口增长。1957年他发表的《新人口论》中指出，中国人口增加得太快而资金积累慢，生产设备不足，人口增长和粮食增长、就业、发展教育事业、提高生活水平等形成一系列的矛盾；如果人口继续无限制地增长，势必成为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障碍。他认为解决上述矛盾的根本途径是发展生产，同时控制人口增长和提高人口质量。然而，由于"左"的错误影响，马寅初和一些主张控制人口增长的学者在当时曾受到了不应有的批判和打击。直到1978年以后，人口研究才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复兴，绝大多数人口学者都已认识到,人口发展和经济发展之间,人类自身生产和物质资料生产之间必须相互适应，并保持适当的比例。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要求实行计划生育，必须有计划地控制人口增长，提高人口质量，才有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地主阶级改革派的代表人物龚自珍认为，当时中国人口日多,特别是浮民、惰民日增,这是"衰世"的表现。为了解决人口过剩问题，他主张实行"农宗"的受田制度,使人口不脱离土地,并恢复宗法关系的自然经济；此外，还主张把浮民送到西北地区去垦荒。汤鹏（1801～1844）也认为当时患贫的主要原因是浮民太多。主张使浮民参加农业生产，并杜绝土地兼并，保护男耕女织的小农经济。地主阶级顽固派的谋士汪士铎(1814～1889)在《乙丙日记》中断言人多是"世乱之由"。他认为"人多则穷",就会铤而走险以"为乱"；人多则素质劣,就会愚而作乱。他提出，解决问题的根本方法是减少人口，甚至要减去十之七八，最简便的办法是用死刑、连坐、族株等大量杀人。他已看到女多则生育人口多，主张减少女婴，强迫贫民溺杀女婴；还主张对家有两女或三子的加倍征收赋税。他反对早婚，反对再婚，主张增加僧尼以减少婚配；并最先提出用冷药避孕和鼓励堕胎等办法节制生育。
资产阶级改良派主张效法西方实现工业化以求富强，采用机器、兴办工商业和交通事业，来为贫民提供就业机会。薛福成出使英、法等国后，改变了原有的"人多致贫"的观点，认为西欧人口密度虽大于中国，但因能开辟生财之源，所以无人满之患，主张学习西方善用机器的殖财养民之法。严复从物竞天择的观点去理解T.R.马尔萨斯人口论，认为中国人口量多质劣，难与西方抗衡，主张变法，提倡优生。他还把中国历史上的治乱归因于人口增减变动。梁启超则批评了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他说"人口之增加以几何级数,实属杜撰",并指出它已成为西方列强推行殖民政策以维持其统治的论据。他认为早婚有五害："害于养生"、"害于传种"、"害于养蒙"、"害于修学"、"害于国计"(《禁早婚议》)。因此，他积极提倡晚婚，认为愈文明愈晚婚。
近代中国民主革命派和进步思想家都批判马尔萨斯人口论和"人多致乱"的观点。孙中山曾痛斥马尔萨斯人口论为亡国灭种的谬论，认为人口增减关系到民族的存亡，并主张"平均地权"、"节制资本"解决民生问题，增强政治力与经济力以振兴中华。廖仲恺认为在文明进步的国家里，人口和生活资料的比例关系正与马尔萨斯的论断相反,而且中国的问题不是"人满之患",而是"民穷财尽"，其根源在于地主阶级对土地的垄断和对农民的剥削。李大钊也曾严厉批判马尔萨斯人口论，认为它"助长战争之恶"而且充满错误：一是与事实不符，二是忽视生产力是无限的，三是忽视文明之进步可与"土地报酬递减之律"相抗，四是把战争说成是人口过剩的必然结果，潜滋人类"贫惰之根性"。
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学者也有人信奉马尔萨斯人口论，陈长蘅曾主张"人多致贫"的观点，断言中国民贫的最大原因是"人民孳生太繁，地力有限，生育无限"，如果不节制生育，"则人口之增加恒速于财富之增加，虽实业兴,财源辟,人民将贫困如故"（《中国人口论》）。他提倡实行晚婚节育，实现"时中的人口密度"。
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阐明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人口问题的根源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在中国民主革命即将胜利之际，毛泽东批判了马尔萨斯主义观点，指出革命加生产就能解决中国人口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毛泽东又指出："我国人多，是好事，当然也有困难"（《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87页），并且明确提出人口不能无计划增长，必须实行计划生育。当然，他对中国人口问题也有过一些不切实际的说法，这些说法曾一度被理解为人口愈多愈好。
在社会主义社会也有可能存在人口问题，最先提出这个主张的是经济学家马寅初。1955年他明确提出，中国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也有必要控制人口增长。1957年他发表的《新人口论》中指出，中国人口增加得太快而资金积累慢，生产设备不足，人口增长和粮食增长、就业、发展教育事业、提高生活水平等形成一系列的矛盾；如果人口继续无限制地增长，势必成为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障碍。他认为解决上述矛盾的根本途径是发展生产，同时控制人口增长和提高人口质量。然而，由于"左"的错误影响，马寅初和一些主张控制人口增长的学者在当时曾受到了不应有的批判和打击。直到1978年以后，人口研究才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复兴，绝大多数人口学者都已认识到,人口发展和经济发展之间,人类自身生产和物质资料生产之间必须相互适应，并保持适当的比例。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要求实行计划生育，必须有计划地控制人口增长，提高人口质量，才有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说明：补充资料仅用于学习参考，请勿用于其它任何用途。
参考词条